如果這份報告的預言是準確的，那麼在未來20年，僅從市場發展潛力來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完全有保障的。過了這20年呢？中國經濟很可能會進入低速增長時期。從國際經驗來看，能夠在40年內維持高於7%的平均增長速度的國家也隻有韓國和新加坡，如果放寬到5%，也至多增加日本、土耳其等國家，可謂寥寥無幾。所以未來20年是中國經濟跳躍龍門的最後一次嚐試。中國的改革一直走的是漸進式道路，在增長的過程中逐漸化解矛盾。不難看出，持續穩定的經濟增長對於中國的改革進程至關重要，頗有點像《生死時速》中的那輛公共汽車，速度太快或太慢都會引發爆炸。如果不在經濟形勢較好的未來20年內想辦法拆除隱藏的炸彈，到車速降下來，必定大難將至。
在一個人口結構相對年輕的社會中，推行改革的難度要低得多，因為年輕人的決策時域（horizon）更寬廣，如果改革會犧牲暫時的利益但換得長期的收益增加，我們預期年輕人比老年人更容易妥協。以年輕人為主的社會將有更大的流動性，所謂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利益集團找空下蛆相對困難。過了這20年呢？中國將迅速地進入老齡化社會。到了那個時候再推行結構改革幾乎隻有死路一條。日本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過去的10多年裏，日本經濟百病纏身，這其中當然有宏觀政策失當、外部經濟環境惡化等原因，但歸根到底，就像曾經擔任過大藏省財務次官的神原英資所指出的，強烈的保護主義傾向和人口老齡化趨勢相互交織，使得日本的政治經濟結構中形成了牢不可破的“鐵三角”：受到高度保護的農業和國內製造業、服務業與國內的銀行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他們在政治體製中有不可思議的影響力，使得任何可能損害被保護階層利益的結構性改革注定胎死腹中。難怪神原英資會發出感慨：隻有爆發一次危機才能拯救日本經濟。
裏昂信貸銀行的報告指出了成長中的年輕消費者是發動未來經濟增長的引擎，按照我們的設想，他們同樣是保持政治穩定和推進政治改革的生力軍。這真是一個非常幸運的巧合。政府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又能深化政治改革。但是，值得指出的是，盡管從柏拉圖和孟子那裏就曾有過中產階級保證社會穩定、“有恒產者有恒心”的命題，但這一命題的實現其實需要更多其他的條件。亨廷頓在《社會變革中的政治秩序》中指出，中產階級也可能是革命的先導。此外，我的擔心是，如果新興的中產階級過分沉湎於精致的生活、浮華的社交，我們實在無法對他們寄托太大的期望。中產階層的財富倫理和人生觀念仍然在混沌中逐漸澄清，大道多歧，沒有清晰的出路，這些喜歡自稱“小資”、“雅皮”的人們將很快自我放逐在都市的燈紅酒綠之中。政治上對其收入合法性的承認隻是第一步。吸收某些明星企業家進入政治圈子最多隻能是象征性的：身懷十多億甚至數十億的富豪榜人物和剛剛創業、為了數百萬甚至數十萬貸款焦頭爛額的小企業家會有多大的利益一致呢？如果後者的崛起將使前者平添許多強而有力的競爭對手，我們能夠指望大富翁們為小企業家們撐腰說話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