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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代改革為什麼如此困難。
中國在過去20年經曆了高速經濟增長。為什麼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這麼快、經濟體製改革如此成功？新古典經濟學家給體製改革和經濟增長開出來的藥方通常被稱為“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包括：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自由化、私有化、貿易自由化、金融自由化等等。如果說“華盛頓共識”是老師給學生布置的作業，那麼中國就像一個從來不做作業的學生，但每次到考試的時候都比別的學生考得好。那些聽話的學生，比如俄羅斯、拉美的一些國家，增長績效遠遠不如中國，甚至還經曆了嚴重的倒退。
更讓經濟學家迷惑的是，中國的經驗是“摸著石頭過河”。換言之，中國的改革根本就沒有清晰的戰略和方案，完全是“混出來”（muddl.through）的。當改革剛剛開始的時候，我們並不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試驗”是中國改革成功的一個重要經驗。比如對外開放是從四個經濟特區開始的。當時深圳無非是緊靠香港的一個小漁村。政府的想法是，如果成功就推廣，如果失敗，就是關掉也無大礙。這種“試錯法”（tria.an.error）可以將改革的政治風險最小化。“試錯法”還有一個好處：很多事情我們可以“從幹中學”，慢慢摸索。但是，“試錯法”也有其局限。隻有在封閉的經濟體係中，我們才可以從容的進行試驗，如果出錯就改正。在開放的條件下，國際規則以及日益密切的國際貿易金融聯係可能使得我們根本無法再“試驗”。
中國改革成功的另外一個經驗是：高速增長有助於改革成功。隨著高速經濟增長，出現了新增的財富，這部分新增的財富可以逐漸稀釋掉過去遺留的曆史包袱。所以，沒有非國有企業部門的崛起，國有企業改革根本不可能成功。我喜歡的一個比喻是《生死時速》。這是好萊塢的一部大片，電影中有個恐怖分子將炸彈放在公共汽車下邊，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過快，炸彈會爆炸；如果汽車的行駛速度太慢，炸彈也會爆炸。中國的情形也是如此。金融體係的不良債權、社會保障體係的巨大虧空、日益擴大的貧富差距、泛濫成災的腐敗問題……這些都是綁在中國這輛列車下麵的定時炸彈。但是，我們無法把車子停下來，拆掉炸彈再輕裝出發，我們必須維持持續穩定的高速增長，才能在增長中解決問題。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改革還能像過去20年那樣有驚無險、順利過關嗎？我們希望如此，但是，也必須承認，第二代改革要比第一代改革困難的多。
第一代改革是由一些具有超凡魅力（charismatic）的政治領導人推動的。他們更需要的是勇氣和膽識。他們可以依賴的是一個相信權威而且比較齊心協力的官僚體係。支持改革的官員大多是少壯派，血氣方剛，敢於冒險，而且沒有可以失去的既得利益。第二代改革的領導人是從科層製的梯子上逐級攀登上來的，他們沒有機會像老一代領導人那樣可以具有超凡魅力，隻能靠實幹和團結贏得支持。到了第二代改革的時候，曾經站在改革前線的少壯派大多已經主政一方，他們會比年輕時候更加成熟，但是也缺少了銳氣。正如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所說的，在邊界穩定的社會中，利益集團逐漸滋生。利益集團在體製內和體製外都開始繁衍，慢慢的侵蝕著經濟的活力。
第二代改革的議題也和第一代改革不同。第一代改革主要需要做的是框架的構建，其中穩定的宏觀經濟政策、價格體係改革和所有製改革是最重要的，這些改革較少有爭議，而且效果非常明顯。第二代改革要繁瑣的多。暢銷書《世界是平的》的作者托馬斯.弗理德曼把第一代改革稱為“批發型改革”，第二代改革稱為“零售型改革”。我們也可以不太嚴格的說，第一代改革是“宏觀的”，第二代改革是“微觀的”，或是用流行的說法，是“結構性改革”。想像一下，在90年代初期，中國的改革出現了停滯的危險的時候，鄧小平需要做的就是到深圳等地“南巡”，把靜止的皮球踢動，然後這個球就會自己歡快的跳躍前進。第二代改革的任務比“踢球”複雜多了。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環境保護、研究開發、收入差距、……這些都是第二代改革不可回避的任務。但是，完成這些任務之後，成績是很難看出來的，可是，稍微有所鬆懈，出現的問題就是災難性的。這不像第一代改革的那些任務，完成之後效果是立竿見影的：高速的GDP、回落的通貨膨脹率。這就使得第一代改革者會更加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