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世紀蒙古大帝國的崛起，將歐亞大陸最後一股遊牧世界的野蠻力量注入農業文明世界之後，意味著一個時代的結束。在13世紀蒙古民族對文明世界的最後一次衝擊之後，再次引起了世界文明結構的重組。在中國成吉思汗建立的元朝，在紅巾軍農民起義的打擊下土崩瓦解，朱元璋在承襲中國幾千年舊製基礎上建立了明朝。在中亞地區蒙古馬蹄跨過的伊斯蘭世界，諸國政權很快陷入分崩離析、互相攻伐中。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形成了新的帝國格局，這就是薩非波斯帝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建立。在奧斯曼土爾耳人向西亞、北非推進時，中亞的另一支突厥人向南亞進軍之後建立了莫臥爾帝國。
15世紀，當我們俯視整個歐亞北非大陸時可以發現這已是一個完全農業文明的世界。所有的遊牧部落都已納入到農業文明世界之中，東方民族在推進農業文明的進化中起了主導性作用。中國作為古代農業文明的中心，不僅為橫跨歐亞大陸和海上的古代國際貿易往來提供了源源不斷的資源，而且還為西歐走向新文明送去了中國的“四大發明”。處於古代農耕世界與遊牧世界交彙中心的西亞北非地區，成為古代東西文化和貿易往來的橋梁。特別是公元6世紀阿拉伯民族崛起之後，伊斯蘭文化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將阿拉伯民族推向統一時，還創造了長達三百年之久的伊斯蘭文化的昌盛。阿拉伯民族通過翻譯和解釋工作，在短短幾十年內就消化和繼承了人類上千年積累的文化成果。其中就有當時在西方消失的古希臘文化。如果沒有農業經濟在東方世界長達五千年之久的發展，如果沒有中國的四大發明，沒有阿拉伯民族對古希臘文化的保存，可以說就不可能有15世紀之後近代文明在西方的誕生。所以近代工業文明為何誕生西方，而不誕生在當時處於領先地位的東方中國，對這個“李約瑟之迷”的破譯，不能將東方和西方孤立起來去研究，而應當將西方與東方放在一個統一的世界曆史中去考察。
農業經濟作為滿足人類生存需要的經濟，農業經濟的發展是工業發展的前提。這個人類經濟發展的邏輯關係，決定了近代工業社會的誕生必須以古代農業社會的發展為前提。兩千多年前，古希臘工商業經濟之所以能夠在古代世界文明中較長時間地存在，就是因為它是以高度發展的古埃及兩河流域的農業經濟發展為前提的。如果沒有古代東方在貿易中為古希臘提供足夠的糧食，古希臘的工商業繁榮就不可能出現。即使出現，也很難持續下去。8世紀以後，工商業在西歐萌芽，也是農業經濟在西歐發展到一定程度的結果。公元4世紀的時候，從阿爾卑斯山脈到喀爾巴阡山脈之間還是一片廣袤的森林，西歐氣候潮濕，土壤又黏又沉，耕耘十分困難。直到公元9世紀，十字型犁引入歐洲後，西歐的大片土地才被開發。十字型耕犁問世以後，又引入了三圃製，從此才使西歐的農業開始了一個長足的發展，為11世紀以後的工商業發展奠定了基礎。18世紀以後走向工業化的西歐也同樣以種植業在美洲的發展為前提。同樣，18世紀以後，西方的工業化和世界貿易能夠在東方擴展，亞洲成為西方能源和銷售的主要基地，也是以亞洲幾千年農業發展為前提。20世紀50年代以後，東亞的崛起，使亞太地區成了世界經濟的中心。工業經濟在亞洲的迅速推進，其中一個深層的原因，就是亞洲有一個幾千年積累起來的農業經濟的基礎。早在幾百年前就已經使亞洲處於走向工業經濟的入口處，隻是由於工業經濟與農業經濟在經濟上的連續性和這兩種經濟文化的對立性，使工業經濟所需要的新文化在發達的農業文化的壓抑下很難產生，因而，15世紀以後，當西歐民族在文藝複興中找到打破舊世界的新文化時，缺乏工商業文化傳統的東方世界，仍舊在古老時空中漫步。15世紀以後的曆史便選擇了西方，而不是東方。
自古希臘開始，在西方形成了不同於東方的、工商業經濟的、屬於人類發展層次的文化傳統；在東方則形成了曆史悠久而雄厚的、農業經濟的、屬於人類生存層次的文化傳統。但我們並不能因此而認為，西方的文化傳統優於或高於東方文化。人類曆史發展的事實證明，東西文化作為人類整體文化的兩極，在人類曆史發展的過程中，各有不同的功能、各有不同的優勢和缺陷。在古代農業經濟時，東方文化顯示了其巨大的優勢，而古希臘文化作為西方文化的源頭，卻未能隨著西方的曆史進化而發揚光大。統治歐洲中世紀的並不是歐洲土生土長的文化，而是從東方引入的基督教文化。15世紀以後，西方工商業文化顯示出巨大優勢，而曾經創造出古代輝煌的農業文化則黯然失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