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華民族的四大智慧：
生存智慧、認知智慧、處世智慧與審美智慧自近代以來，由於中國古老的文化與來自西方世界工業文明劇烈摩擦，文化問題便成為人們如何認識中國曆史與未來的一個重要內容，但在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上，有的從中國國民性去認識文化；有的從地理環境解釋中國文化的成因；更多的僅僅停留在由文化本身來研究文化。這種研究文化的方法雖然各有不同的視角，但有一個共同的缺陷是脫離了中國古文化生成之根，或者說脫離了中國文化生成的曆史，在枝葉的部位研究中國文化。本書將中國文化的研究深入到存在於中國上下五千年之久的農業經濟之中去探根問底，是從中國古文化生成之根研究文化的一種嚐試。
但是我們的研究僅有這一方麵還不能完成對中國文化的全麵認識，既然中國古文化的生成之根是古代的農業經濟，而當代中國文明的基礎卻是現代化的工業經濟，從這裏很容易得出的一個結論是：既然中國古文化之根已經處在消失之中，那麼中國古代文化在現代社會的命運，也就隻能是徹底消失和拋棄。這個結論包含的另一個推理就是：中國現代文化前途隻能是全盤西化。這顯然是一個錯誤的結論。
當我們將視線再次回到中國文化這棵大樹時，紮根於大區域農耕經濟沃土的有著上下五千年曆史的中國古代文化的大樹上，不僅結著領先世界千年之久的古代農業文明的碩果、推動世界文明進程的四大發明等古代農業科技的成果，還結著被充分開發之後形成的而且是永遠屬於中華民族的智慧碩果。中國的古文化之樹在失去其生長的土壤之後會傾倒，但是這棵樹上留下的智慧種子，卻會在新的土壤中生根發芽，重新長出適應時代的文化之樹。如果從經濟的角度看文化，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古代文化的曆史性、變革性的一麵，那麼從智慧的角度看中國文化時，則使我們看到了中國古文化的民族性和持續性的一麵。
在上下五千年的曆史中，中華民族在農業生產活動中，最大限度地開發著自然資源的同時，也在開發著自身的智慧資源。在幾千年曆史中，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智慧資源。在此不可能逐一展開論述。隻能就其主要的內容概括如下：
——生存智慧。長期生活在生存性經濟條件下的中華民族，積累了豐富的生存智慧。古代農業生產是在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條件下進行的，為了在一定的生產力條件下生產出盡可能多的產品，在充分調動人力資源、發揮人的潛力的過程中，勤勞便成了中華民族的美德和生存智慧的主要內容。可能有的人認為勤勞算不上什麼智慧，隻是出於生計迫不得已的一種選擇。應當承認勤勞確實包含著這樣一層內容，因為這種勤勞本身就是一種生存性的勞動。但是僅僅認識到這一點還不夠。勤勞不僅是為生存而進行的勞動，而且還閃爍著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我們之所以將勤勞看成是中華民族的生存智慧，因為勤勞包含了這樣兩重含義：一是在長期的生產實踐中，中國先民較早地認識到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古代的農業是一種天時控製下的靠天吃飯的生產活動。盡管如此，中國農民並沒有完全屈從於天時的擺布，而是充分發揮人的智慧，通過精耕細作、適時耕作、輪耕輪作等方法，在“盜天時、盡地利”中生產出更多的糧食。由此可見，中國先民的“勤勞”，是一種包含著適時有效地“盜天時、盡地利”式的充滿智慧的勞作。勤勞的第二層含義是，“勤勞”在中國古代社會中不僅僅是勞動人民的個體品質，而且也是被國家所倡導的立國之本。從傳說中的發現“五穀”、勸民農耕的神農炎帝到後來的曆代王朝，都始終遵循著一個古老的傳統，就是重視勸民桑耕，鼓勵勤勞致富。在中國古代文獻中可以找到皇帝勸民耕織的大量資料。保留至今的北京的先農壇，就是每年立春之日，皇帝親扶犁把舉行開耕儀式的地方，以示皇帝對農耕的重視和對勤勞耕作的鼓勵。正是由於中華民族將增加國民財富的源泉歸結為勤勞上，才使中華民族成為古代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如果一個民族將其財富的來源指向其他民族的財富上，那麼勤勞就不可能成為該民族的立國之本，武力就會成為該民族的立國之本。如古代羅馬帝國，就是依靠武力東征西討而建立起來，支撐羅馬城荒淫無度的消費也是依靠武力從各被征服的民族中搶掠來的。羅馬時代留下的以武力立國的傳統，直到15世紀以後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仍然頑固地存在著。在武力開道下，通過不平等貿易交換，使大量的黃金和白銀流向西歐，由此形成西方的重商主義學派。其實大量黃金和白銀流向西歐並不全是商品活動創造的，而是有武力的作用。直到18世紀工業革命以後，古典經濟學的創始人亞當·斯密創立勞動價值論之後，西方世界才真正開始走上了科技立國、勞動致富的道路。
縱觀人類的曆史可以發現，勞動是創造財富的源泉，這是曆史進化必須遵循的一條鐵的定律。任何一個民族存在的物質基礎隻有建立在勞動上時，才能奠定這個民族走向持久繁榮昌盛的基礎。中華民族之所以擁有古代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國泰民安、繁榮昌盛的曆史，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中華民族很早就有了勤勞立國的這一生存智慧。
如果說勤勞是中華民族在從事物質財富生產中的生存智慧，那麼“知足常樂”的節儉消費觀是中華民族在生活消費中表現出的另一生存智慧。正如勤勞中包含的生存智慧主要體現在“勤”上一樣，“知足常樂”的節儉消費觀其中包含的生存智慧則主要體現在“常樂”上。節儉自然是迫於物質的貧乏不得不采取的消費方式，但中國的先民對於在物質財富貧乏下的消費，卻以中華民族的特有智慧，以一種積極的超然的心態來對待節儉。所以“知足常樂”的節儉消費觀，不僅包含著使有限的物質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消費智慧，而且還包含使有限的物質的消費得到精神上的最大滿足的自我調適。從簡單、樸素、節儉的生活中找到消費的樂趣，這種充滿智慧的消費觀，不僅適用於物質貧乏下的生活消費，更適用於現代的生活消費。工業經濟同古代農業經濟相比，人類的智慧發揮到極點狀態的最大成果，就是非常精確地知道在生產中如何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產出，但是當代人類的智慧退化最嚴重的表現又恰恰在消費中，總是期望以無限的物質來滿足無窮的消費欲望。在生產領域中當代人類的智慧獲得了以“最小”得到“最大”勝利的同時，在消費領域中卻因缺乏智慧，以“無限”未能滿足“無窮”。什麼是智慧，智慧就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能力。具體地講，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複雜中把握簡單、從無序中找到有序、從有限中找到無限、從對立中把握統一的能力。從這個意義上講辯證法就是一種大智慧，從有中找到有，有序中找有序，這不叫智慧。在現代社會中人們企圖以“無限”來滿足“無窮”，這不是一種智慧的做法。應當說宇宙的大道是智慧大道。中國的老子所感悟到的“道”就是一個充滿著辯證之理的“道”。違背了宇宙的智慧大道，就會受到懲罰。當代人類這種缺乏智慧的消費已經受到了自然的懲罰。現代人類過度的消費，不僅造成資源的極大浪費和環境的汙染，而且還危害著人類自身的身體健康。現代人類需要一種充滿智慧的消費方式和消費觀。美國紐約世界觀察研究所資深研究員艾倫·杜寧在《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一書中，對盛行於西方國家的病態消費進行了批判。如何消費的問題已不僅僅是一個生活方式的選擇問題，而是一個危及到生存選擇的問題。“地球上生命的未來取決於——世界人口最富裕的1/5人口能否從物質需求的充分滿足轉向非物質需求的滿足。”（（美）艾倫·杜寧：《多少算夠——消費社會與地球的未來》第112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從物質需求轉向非物質需求，這應是一種充滿智慧的選擇，如果說，知足者常樂是中國古人生在物質貧困下形成的一種生存智慧，那麼在物質富裕社會中不被物質所奴役，接受富裕而不濫用富裕，在節儉、健康的消費中達到知足者常樂的境界，那麼中國古人的生存智慧就升華為發展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