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3月，圖靈全家離開了吉爾福德鎮，此後大部分時間都處在搬遷動蕩之中，直至戰爭爆發。大家難得見到圖靈。在以後的六年中，他隻能在放假時偶爾回家團聚，因為一宣戰，他立即應征到外交部通訊部當了一名臨時文職官員。雖然圖靈曾參加過國民軍，但是作為“後屋的小夥子”卻不允許入伍。開頭甚至連他的行蹤都要保密，但後來透露出他是在布萊奇雷區的布萊奇雷公園工作。對其秘密工作的性質，過去不曾有過任何暗示，後來也很少披露。
在通訊部，人們早就了解到了圖靈的各方麵能力，他在那兒以“那位教授”或簡單以“教授”而知名。他住在申裏河區的王冠飯店，離布萊奇雷大約三英裏遠。那裏善良的女店主非常關心他，平時像母親一樣照顧他，還常常在穿著方麵提醒他注意。圖靈自己歎息其他一些在布萊奇雷工作的人衣著太寒酸，並抱怨他們穿破了衣服“還不補”。
圖靈常常在四周鄰近的地方來回散步。顯然，他張望籬笆和水溝時的好奇樣子引起當地一位反間諜人員的懷疑。一次，碰巧圖靈一連兩天都去同一個地方散步，結果後一次去的時候，他發現兩名警察已經恭候他多時了。圖靈把身份證掏出來，可是上麵沒有簽名，因為正如他所堅持說的那樣，圖靈曾一度被告知在自己的證件上什麼都不要寫。經過一番訊問才搞明白他是外交部的雇員，於是調查也就到此為止。“教授”差一點兒被逮捕的這件事成了通訊部的一個大笑話。
空襲期間，圖靈在掩蔽部裏自己動手編了一副手套，他沒有什麼編織法作指南，全憑自己的想象，可是織到手指尖處就無計可施了。結果每天他從申裏騎車出發時，常常戴著那副指尖上拖著毛線頭的手套，直到辦公室裏一位好心的姑娘出於同情，替他織好線頭為止。圖靈發現自己在布萊奇雷附近騎車容易發生最糟糕的事情是患急性花粉熱，但他發現自己的防毒麵具真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他，使他免受花粉的威脅。於是他毫不猶豫地采用這一發現。對圖靈來說，合乎邏輯的做法比常規慣例更為重要。
在《皇家學會會員傳記》中紐曼教授已經提到那輛出名的布萊奇雷自行車及其不可靠的車鏈子。圖靈弄清了腳蹬子轉“X”圈後鏈子就會脫落，於是騎車時，他先數好已經轉了多少圈，以便采取必要的措施，使鏈子不掉下來。
然而這樣數起來太麻煩了，他就在車上安上了一個小計數器，在鏈子快掉時就能得到警告。經過進一步的研究，他發現腳蹬子轉的圈數、鏈子的節數和鏈齒數之間的數學關係。這個關係表明，每一個受到輕微損傷的鏈節轉到同某個彎了的齒相接觸的位置時，鏈子就會脫落。其實把這個齒扳直了，車子也就修好了。換一位自行車修理工來幹，五分鍾就能修好。
1942年9月，圖靈得到通知，讓他隨時準備去美國，但實際上一直到11月份他才出發。抵達美國後又遇到一些麻煩：他被告知除了外交信使袋裏的東西，不許帶其他任何文件。經過進一步考慮和互遞紙條後，圖靈通過了檢查。
1943年3月以前，圖靈一直呆在美國，他似乎借機訪問了普林斯頓，並且可能在美國看到了有關計算機進展的某些東西。返回英國時他乘坐了一艘驅逐艦或類似的什麼軍艦，在大西洋上由於風浪大作而飽受顛簸。
圖靈在布萊奇雷的工作圓滿完成後，被調到另一個部門去執行需要發揮他創造性工作方麵特殊才能的任務。一位當時也在那裏工作的朋友在信中寫道：“我還清楚地記得圖靈曾為‘低級班’講的課，當時他利用晚上給我們上了一係列電子管理論課……他具有能把困難課題講得深入淺出的出色天賦，因而深受大家歡迎。”對於他的表達能力似乎有不同的看法。紐曼教授說圖靈的著作一般不易讀懂；而甘迪博士和其他人都強調圖靈有簡化問題的天才。
雖說圖靈為了鍛煉身體曾經練過一點長跑，但到戰爭快結束時他才較為認真地練習起來。作為一個從事秘密研究的人在全團的一英裏賽跑中獲勝，引起的轟動確實使人難忘。負責這個團的軍官這樣詳細敘述了下麵這件事：
“我得到通知，一位圖靈教授為執行特殊任務將要到我們這裏待一段兒時間。我就安排他在食堂裏用餐，在一間小旅館住宿。圖靈對這種與士兵同甘共苦的生活並不介意，很快就安頓就緒，而且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成了‘自己人’。他總是很沉靜，但隨時都準備同甚至像我這樣無知的人討論他的工作。我純粹是行政人員，根本不懂技術。我記得很清楚，在我們舉辦的一個遊藝會上安排了一些運動項目，要求軍官們報名參加。當圖靈報名參加一英裏賽跑時，可以想象出來我們是多麼驚訝。我們寧願把這看作是為我們捧場，可是到了那天，‘教授’（圖靈也以這個稱呼為大家所熟知）竟非常輕鬆地首先到達終點。後來，他離開我們去搞一個新型的電腦，我們再也沒見到他，但是大家都為與這樣一個可愛的同食堂吃飯的夥伴分手而感到非常可惜，他受到各級官兵一致的喜愛和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