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孟買，印度人的印度舉止似乎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往上推一代人的時間，那可並不多見。印度的精英分子不僅比尋常的印度人更有錢，他們還是一種不同的印度人，一個東、西方文明相遇的產物，而不完全是他們自己國家的產物。一代人以前，普通印度人的行為舉止在麥肯錫這樣的上層地方是看不到的，所以在這個精英企業的食堂裏，看到一個新的精英階層通過他們的手和口如此自信地表達著日常的行為舉止，是在見證一項偉大的顛覆活動。
這種舉止不僅是他們的說話方式，還包括他們的用詞。他們有一種新的語言，俗稱為“印度英語”，這是一種混合語言，將辛辣痛快的印度詞語混入英文句子裏，把印地語動詞和英語後綴結合起來，並且剽竊教育程度不高的階層的雜交英語。
這種混用對於上一代的英國化保守派們並不完全陌生。但是即使他們混用，也是偶爾和朋友們在一起時才說，而不會用在工作場所。社會地位依賴於教養，所以要磨掉殖民者眼中粗糙的印度棱角。我的同事們這代人將這些規矩完全推翻，更普遍地歡迎印地語和印度人身份。他們的說話方式也體現在報紙、娛樂和廣告中。比如寶萊塢的電影片名：《當我們相遇》（JabWeMet）、《是對還是錯》（RightYaWrong）以及《你和我就是我們》（UMeAurHum）。
接著說那個標語。達美樂那時正進入印度。人們經常吃，都快成印度傳統食品了。全球化長驅直入，但是不論是它的廣告還是本土產品的廣告，比之一代人以前，使用的印地語、泰盧固語或孟加拉語都多了起來。那麼印度到底是更西化了還是更本土了呢？
這個國家的進化是一個偽美國化的過程，在那些對此不屑一顧的人看來尤其如此。畢竟，講拉文德拉的故事就是將“自我塑造”這個熟悉的美國詞彙帶到這片陌生的土地上。但事實上，一個更加複雜的進程正在印度拉開帷幕，包括自我解放、社會分裂、現代性的到來，而隨著自由的到來，印度人重新獲得了自豪感，對自身也有了新的信心。拉文德拉蔑視的那種壓迫是成百上千重的傳統壓迫，是來自嘲笑他父母的地主們的傳統壓迫。但是對很多印度人來說，不是村裏的富人控製他們、剝奪了他們自身和他們豐富的世界，而是殖民地曆史的殘存影響，那種希望自己成為另外一個人的渴望。但是印度現在的舉止禮儀正經曆劇變。幾百萬印度人努力學習英語，但想成為英國人的人卻越來越少。所以印度的變革不僅僅是關於成功和發展的，也涉及一種新的自信和新的自由，不再為自己身為印度人而感到羞慚。
在很多老親英派人士看來，本土文化的崛起是在回歸粗鄙的舊時代。在某些方麵，孟買沒以前那麼寬容了，雖然它正變得更全球化，與世界的聯係也越來越密切。當保守派們還大權在握的時候，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吃任何東西；你可以在外麵通宵達旦地聽拉維·香卡的音樂會。但是由於現在的權力等式改變了，新中產階層的本土特色在孟買占據主導。新的是非觀念在這個城市裏占主導地位，這裏金錢和權力已經掌握在一群新派的印度人手中。所有城區都禁止肉食，以滿足虔誠的印度教高種姓居民的需求，雖然城市當中還零星地有些壽司店和意大利冰激淩店。這條限製有一個更深遠的效果，也表達了印度教徒內心的渴望，就是將穆斯林排除在外。深夜的音樂會也取消了，成了媒體所謂的“道德治安”的犧牲品：小城鎮的價值觀運用到大城市裏，因為對於當權者來說這樣的城市才符合新時代的氣息。
我最初的觀察對象是那些以前一直影響我對印度看法的人們，就是在他們的世界中，我父母被培養成人，我回到了他們以前的公司，作為一個過去時代的遺跡。這是一個我不願意接受的事實。我漸漸發現他們的倦怠。在很多家庭裏，幾代以前的先人贏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之後的很多年裏，生活經常是恒速發展。但是現在親英派人物的子女們很難考上父母就讀的大學，他們中很多人雖有財富，但是在一個任人唯才、越來越不能容忍無能之輩的社會中，他們卻沒有現金來源。他們在鄉村俱樂部吃飯，而不是在餐館，因為俱樂部提供的食物是成本價，會員身份可以繼承，這樣一來，好像隻要你某個祖先是富人，你就能過上富裕日子。他們牢牢抓著還擁有的任何人際關係，但是關係的作用越來越小了，現在已經不用托關係走後門就能裝電話或買飛機票了。可是在他們的聚會上，他們還是會炫耀他們的社會關係，假裝自己還生活在一個有5000個熟人的封閉係統中。
他們還坐在自己古老的碉堡中，孟買競技場（BombayGymkhana）、威靈頓體育俱樂部（WillingdonSportsClub）等等。他們還喝著威士忌和鮮榨酸橙汽水，交換著誰娶誰、誰嫁誰的流言蜚語，抱怨著場地太小了，人均10000盧比的價格飯菜應該更好點等等。他們還說自己的印地語說得不流利。他們中的有錢人逢人便說自己隻在國外買路易威登。他們仍然堅持自己的優越感，稱呼印度普通老百姓時用屈尊俯就的詞語。然而，他們再也不能否認，種種證據顯示他們的國家已經掌控在了別人手中。
20世紀40年代的最後幾年，兩個商人種姓的年輕人，一個是我的旁遮普外祖父，另一個是一位名叫迪魯拜·安巴尼的古吉拉特人，他們都在開拓自己的事業。他們生來就是商人，這個種姓的人從兒子小時候起就教他們了解風險、運營資金和淨利潤等概念。在那個時代的文化製度下，在一個熱心公益的新時代，人們認為這個團體的人粗魯卑下，在低級的實際貿易中從事販賣活動，沒有領帶夾、袖扣或者花呢外套能使他們與普通大眾區別開來。
外祖父和迪魯拜還有一個共同點：他們的父親（在外祖父這邊，還包括他的祖父）都打破了種姓的傳統，與文字工作和書籍相伴，而不是金錢和貨物。外祖父的父親是一名律師，在他12歲時就去世了；迪魯拜的父親則是一所學校的校長。他們都沒給兒子留下什麼產業，所以當兩個年輕人準備在新成立的共和國自謀生路的時候都麵臨一個選擇：是繼續父輩的道路去做一個穿西裝、打領帶的受人尊敬的體麵人士，還是回到商人種姓的道路上經商。
對於外祖父來說，根本就沒什麼選擇可言。1924年出生的他是個聰明帥氣的勒克瑙學生。他看到自己周圍的人都是專業人員。他的祖父曾為一個大地主工作，是一名口碑很好的物業管理主管。他的父親是一名國內法權威，接手有關案件並撰寫相關書籍。他認識的每一個人都是通過教育躋身高層的。家族的姓氏是阿加瓦爾（Agarwal），屬於商人亞種姓，印度北部的很多雜貨店都有這個種姓的標誌。但是在印度的定義中，“商業”是實際的買賣物品，與專業人員用頭腦管理的“服務”是相對的，外祖父不想從事實際的商品交易。
在八年級以前，外祖父都是通過烏爾都語接受教育，英語隻是第二語言。高中時他改學英語授課的課程。快畢業時，他和一群朋友計劃學貿易專業，打算將來做一名會計。1944年他以全校最高分從大學畢業，那時他夢想著去英國。他想去倫敦進行會計職業要求的三年實習，這樣以後回到印度時就會是一名更有聲望的管理者、一位紳士。但是由於那些年戰事不斷，倫敦動蕩不安，船票很難買到。外祖父隻好轉而報名參加了一個經濟學的碩士課程。到船票又可以買到時，他已經讀了一年研究生，錯過了機會。
學習了一年經濟學課程，外祖父在勒克瑙的一家公司實習，這時印度次大陸分裂了，他的家鄉即將成為巴基斯坦的一部分。作為一名印度教徒，他必須趕往南邊的印度，幸運的是，他的公司在德裏有分部，他就被調到了這家辦事處。1949年外祖父25歲時，他的會計實習生活——也就是“論文”完成了，他得找工作了。他突發奇想地和一個朋友去加爾各答碰運氣，加爾各答那時候是全國的商業中心和前殖民統治總部所在地，在那裏，一個新的印度貴族階層正在形成。
殖民者已經走了，但是他們經營的公司還在。高層還是幾個英國人，但中層都成了印度經理人。在招聘這些經理人時，英國人一直偏愛那些和自己最接近的印度人。他們最好是麥考萊的繼子，公務員、律師和職員的兒子，他們的父輩教他們說英語，教他們怎麼穿得像英國人，甚至還帶他們去高爾夫俱樂部或送他們去上英國的寄宿學校。他們都是小尼赫魯，他們是新的商業精英。雖然印度大街上的商人很有商業頭腦，還有另外幾百萬人雖然不經商但內心裏很善於精打細算，但英國公司更喜歡上流社會的經理人，他們將商業視為紳士們的遊戲，並且瞧不起低俗的賺錢方式。
外祖父的事業始於麥克勞德公司（McLeodCompany），那是一家經營黃麻、茶園、保險、船舶和工程的貿易公司。在其經營者看來，公司的運作形式遠遠高於普通的商業貿易。直到幾年以前，加爾各答最重要的社會分工一直是印度人和白人，但現在是有編製的和沒編製的。一個有編製的高級職員，不管是印度人還是白人，就像軍隊裏的軍士，很快就能提升到更高的管理層，享受諸如每三年在英國度假6個月的福利，即使他不是英國人。在某些情況下，有編製的職員都有自己的專用電梯。
外祖父是有編製的，所以一下子進入了一個讓他這個來自勒克瑙中產階層家庭的孩子困惑的世界。工作令人興奮，辦公室裏裝著空調，他和他那些同樣有編製的同事們並排坐在單獨的餐廳裏用餐。“不是自助餐。”60年後他強調說，心裏還是很在意這些不同，而是仆人端上來的一道道的西餐。辦公室裏要求穿西裝、打領帶，不過在夏天，可以把西裝搭在肩膀上。
他們每天大約傍晚5點鍾結束工作，然後和其他公司的經理人一起喝下午茶。在工作日的晚上，外祖父和他的朋友們約在弗拉裏茶點店（Flurys）見麵，這裏供應糕點。在周末的上午，他們聚集在喬蘭吉路（ChowrangiRoad）的一家當地餐館裏，啜飲著啤酒“傳播謠言和說閑話”，他後來這麼跟我們說。商業是溫和的，而且是有紳士風度的。有些經理人常常在早晨先打一輪高爾夫球，11點才到辦公室，再減去兩個小時的豐盛午餐時間，實際工作時間隻有4個小時，非常容易打發。俱樂部裏有晚會，在雞尾酒會上，印度經理人和比自己魁梧強壯的英國同事比賽看誰酒量大。
後來外祖父被公司派去負責審計阿薩姆和西孟加拉一帶的茶園，他接觸的英國人更多了。他總共出差6周，每個茶園待一周。大部分茶園的管理人員都是英國人，他和這些人每天互動時間長達12個小時，學習他們的談吐、舉止甚至是思維方式。他們和經理的太太一起吃早餐。他們白天一起工作，再和經理的太太一起吃午餐，下午工作結束後就是下午茶。然後他們會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休息、洗澡，而後回到客廳裏坐著閑談，然後吃晚餐，在冬天還會有爐火。晚飯後，可能還會喝點白蘭地。
“在德裏做論文時，我還是個任性的毛頭小夥，後來的工作經曆讓我變得更加文雅有禮。”外祖父說，“我學到了很多東西：舉止、禮節、交談、和人見麵以及和他們攀談。我領悟到一個人應該怎麼去做——怎樣吃飯、怎樣使用叉子和魚刀。這些我都是通過觀察學會的。”
他當時正要躋身印度社會的上層。他的外表代表了那個年代體麵人士的樣子，頭發分得一絲不亂，胡須修剪得十分整齊，非常注意襯衫和褲子的平整潔淨。他在鄧洛普（Dunlop）幹了沒多久，就跳槽到了印度利華。1954年，他娶了我的外祖母，一年後我母親降生了。他們在加爾各答一直住到1959年，後來他調到孟買的公司總部，他最後做到了公司的首席內部審計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