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人潘之恒的《亙史》，是一部很有意思的“百科”書籍，書成於萬曆四十年，原本有七十九目、九百八十六卷，極為浩瀚。從內容占有量和寫作量來說，不可能僅憑潘之恒一人之力所為，估計是潘之恒花錢請人收集整理。徽商一向如此，有了錢，注意力就放到文化上去了。《亙史》中有一個“譚部”，也就是故事類，記錄了很多市井故事，其中有一節《羅龍文傳》，就是寫歙縣呈坎人羅龍文與績溪人、抗倭統帥胡宗憲之間的恩怨情仇。
《亙史·羅龍文傳》對羅龍文評價甚高：說他“慧而技巧，敏以能辯。凡摹古必極精工，其製鬆煙墨寶重一時，奚李莫能尚”。這一段話，是說羅龍文不僅有智慧，有口才，而且還能做一手的好墨，甚至比徽州的李墨還好。羅龍文本來是個做筆墨生意的徽商，之所以自告奮勇勸徐海投降，應該是出於國家大局，或者是為朋友徐海著想。不過結果他始料未及：徐海被殺，王翹翠投海自盡，悲劇結果讓羅龍文很是愧疚。
汪直徐海之亂平定後，羅龍文成為嚴嵩兒子嚴世藩的幕僚。嚴嵩倒台，嚴世蕃和羅龍文被殺，在羅龍文家，搜出了一件被彈劾時胡宗憲自擬的聖旨草稿。這是胡宗憲讓羅龍文轉給嚴世蕃，再讓嚴世蕃轉給嚴嵩，用來擬聖旨時作參考。這樣的行為，就如同現在替領導講話稿打的草稿，並無大礙。不過這一次嚴世蕃和羅龍文成了朝廷要犯，胡宗憲因跟二人聯係緊密，自擬聖旨自然罪大惡極。有人趁機落井下石，胡宗憲被捕下獄，最終死在獄中。
胡宗憲算是明朝的能臣了，胸懷大誌，才情出眾。胡宗憲進士出身，先是在江浙一帶當了幾年知縣，後來又以禦史身份巡按宣府、大同等邊防重鎮。在宣府、大同任上，有一次士卒不滿朝廷讓他們遷徙的決定，集體嘩變造起反來，胡宗憲臨危不懼，單騎勸慰，輕鬆地解決了這一次兵變，顯露了過人的膽略和過硬的心理能力。在此之後，胡宗憲被派往抗倭第一線浙江，出任浙江巡按監察禦史。當時東南前線的指揮是四駕馬車：總督張經、巡撫李天寵、督察軍務趙文華和巡按胡宗憲，四個人職務相當，責權利卻不明確。內鬥的結果是，胡宗憲聯手內閣首輔嚴嵩的義子趙文華，抓住張經和李天寵的問題，上疏彈劾大獲全勝，被任命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左僉都禦史，總督浙江、南直隸、福建等七省軍務，擔當了抗倭前線的統帥。
胡宗憲在內鬥上不手軟，在外鬥上，也頗有謀略。他的步步高升，跟戰功顯赫分不開——在平定汪直和徐海的過程中，經常是親臨一線，身先士卒，冒著矢石督戰。胡宗憲不是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總督，他“為人魁岸彭碩，膂力絕人，尤善騎射”。不過殺汪直也好，殺徐海也好，都不是胡宗憲的初衷，他其實是想招降汪直與徐海為他用的，在給朝廷的奏折中，胡宗憲建議為汪直贖死罪，讓他去戍守邊疆。汪直接到胡宗憲的勸降書來到杭州後，形勢很快就不受胡宗憲左右了，很多大臣上書強烈反對招降，更有人說胡宗憲受了汪直等人的賄賂。這個罪名胡宗憲可不敢當！胡宗憲當然不會為了汪直與徐海，置自己身家性命和前途不顧。在這種情況下，胡宗憲證明自己清白的唯一方式，就是殺了汪直和徐海。如此看來，汪直和徐海之死，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比較起海瑞這樣的“官呆子”，胡宗憲處世要靈活得多，應變能力很強，這一點，似乎跟後來的李鴻章有點相像。胡宗憲與李鴻章相像的地方在於：好事做了不少，壞事也做了不少；正事做了不少，“邪事”也做了不少；有時候為了辦正事，又不得不做一些“邪事”。比如，胡宗憲為通過趙文華攀上嚴嵩，對趙文華“諂奉無不至”。當上總督後，常向嘉靖皇帝獻“祥瑞”、獻“秘方”，以博得皇帝喜歡。那時的嘉靖皇帝喜歡煉丹，喜歡房中術和長生不老術，也喜歡稀奇古怪的東西。既然皇帝喜歡，很多大臣們在辦“公事”的同時，也爭先恐後辦一些這類“私事”，胡宗憲也不例外。平定汪直造反後的第二年，大批新倭寇增援而來，沿海形勢再次被動，嘉靖皇帝龍顏大怒，免去了俞大猷等將官之職，對胡宗憲嚴厲斥責。此時欽差趙文華已獲罪處死，胡宗憲失去支持，更是惶恐不安。正在此時，胡宗憲的部下在舟山捕捉到一隻白鹿，胡宗憲一聽大喜，親自去京城獻“祥瑞”。嘉靖見到這隻稀罕的白鹿，以為吉象，心情大好，一方麵行告廟祭禮，一方麵厚賞胡宗憲。不久，胡宗憲又得了一隻白鹿，再次去京獻給嘉靖。嘉靖帝更高興了，在玄極寶殿及太廟行祭禮酬謝，又給胡宗憲以獎賞。在此之後，胡宗憲不斷獻“祥瑞”，獻“秘方”，以求嘉靖歡喜。《明史》說胡宗憲獻白龜二隻、五色芝五株……獻十四個“秘方”。這十四個“秘方”，都是些房中術、壯陽術、養生術之類，不能公開，也不能示人，隻能讓皇帝享用。皇帝一高興，事情就好辦——獻“祥瑞”和“秘方”的結果不僅使胡宗憲暫時躲避了危險，還得到了一個“太子少保”的封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