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書》又稱《書》、《書經》，為一部多體裁文獻彙編，是中國現存最早的史書。分為《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期總稱《書》，漢代改稱《尚書》，即“上古之書”。因是儒家五經之一，又稱《書經》。現存版本中真偽參半。一般認為《今文尚書》中《周書》的《牧誓》到《呂刑》十六篇是西周真實史料，《文侯之命》、《費誓》和《秦誓》為春秋史料，所述內容較早的《堯典》、《皋陶謨》、《禹貢》反而是戰國編寫的古史資料。今本《古文尚書》總體認為是晉代梅賾偽造，但也存在爭議。
“尚書”一詞的本義是指中國上古皇家檔案文件的彙編。“尚”意為“（把卷著的、包著的、摞著的東西）攤開、展平”；“書”即文字、文字記錄、文檔；“尚書”即“解密的王家文檔”、“（向社會）公開的皇室卷宗”。
原稱《書》，到漢代改稱《尚書》，意為“公之於眾的（古代）皇室文獻”。
《尚書》，在作為曆史典籍的同時，向來被文學史家稱為中國最早的散文總集，是和《詩經》並列的一個文體類別。但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標準來看，絕大部分應屬於當時官府處理國家大事的公務文書，準確地講，它應是一部體例比較完備的公文總集。（見《應用寫作》雜誌1991年第3期，《中國最早的公文總集--
》） 作品簡介 《尚書》是中國最古的皇室文集，是中國第一部上古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跡著作的彙編，它保存了商周特別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書》相傳由孔子編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後來儒家補充進去的。西漢初存29篇，因用漢代通行的文字隸書抄寫，稱《今文尚書》。另有相傳在漢武帝時從孔子住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現隻存篇目和少量佚文，較《今文尚書》多16篇）和東晉梅賾所獻的偽《古文尚書》（較《今文尚書》多25篇）。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就是《今文尚書》和偽《古文尚書》的合編本。 上古曆史文獻集。 《左傳》等引《尚書》文字，分別稱《虞書》、《夏書》、《商書》、《周書》，戰國時總稱為《書》，漢人改稱《尚書》，意即“上古帝王之書”（《論衡-正說篇》）。 《尚書》的真偽、聚散，極其複雜曲折。2009年清華簡中發現了部分早期版本的《尚書》。 漢人傳說先秦時《書》有100篇，其中《虞夏書》20篇，《商書》、《周書》各40篇，每篇有序，題孔子所編。 《史記-孔子世家》也說到孔子修《書》。但近代學者多以為《尚書》編定於戰國時期。秦始皇焚書之後，《書》多殘缺。今存《書序》，為《史記》所引，約出於戰國儒生之手。漢初，《尚書》存29篇，為秦博士伏生所傳，用漢時隸書抄寫，被稱為《今文尚書》。 又，西漢前期，相傳魯恭王拆孔子故宅一段牆壁，發現另一部《尚書》，是用先秦六國時字體書寫的，所以稱《古文尚書》，它比《今文尚書》多16篇，孔安國讀後獻於皇家。因未列於學官，《古文尚書》未能流布。東晉元帝時，梅頤獻偽《古文尚書》及孔安國《尚書傳》。這部《古文尚書》比《今文尚書》多出25篇，又從《今文尚書》中多分出4篇，而當時今文本中的《秦誓》篇已佚，所以偽古文與今文合共58篇。唐太宗時，孔穎達奉詔撰《尚書正義》，就是用古今文真偽混合的本子。南宋吳棫以後，對其中真偽頗有疑議。明代梅賾作《尚書考異》，清代閻若璩著《古文尚書疏證》等，才將《古文尚書》和孔安國《尚書傳》乃屬偽造的性質斷實。清華簡 《尚書》所錄，為虞、夏、商、周各代典、謨、訓、誥、誓、命等文獻。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獻是據傳聞而寫成，不盡可靠。“典”是重要史實或專題史實的記載；“謨”是記君臣謀略的；“訓”是臣開導君主的話；“誥”是勉勵的文告；“誓”是君主訓誡士眾的誓詞；“命”是君主的命令。還有以人名標題的，如《盤庚》、《微子》；有以事為標題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內容為標題的，如《洪範》、《無逸》。這些都屬於記言散文。也有敘事較多的，如《顧命》、《堯典》。其中的《禹貢》，托言夏禹治水的記錄，實為古地理誌，與全書體例不一，當為後人的著述。自漢以來，《尚書》一直被視為中國封建社會的政治哲學經典，既是帝王的教科書，又是貴族子弟及士大夫必修的“大經大法”，在曆史上很有影響。 就文學而言，《尚書》是中國古代散文已經形成的標誌。據《左傳》等書記載，在《尚書》之前，有《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但這些書都沒有傳下來，《漢書-藝文誌》已不見著錄。敘先秦散文當從《尚書》始。書中文章，結構漸趨完整，有一定的層次，已注意在命意謀篇上用功夫。後來春秋戰國時期散文的勃興，是對它的繼承和發展。秦漢以後，各個朝代的製誥、詔令、章奏之文，都明顯地受它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在論述“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等文體時，也都溯源到《尚書》。 《尚書》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帶有某些情態。如《盤庚》3篇，是盤庚動員臣民遷殷的訓詞，語氣堅定、果斷，顯示了盤庚的目光遠大。其中用“若火之燎於原，不可向邇”比喻煽動群眾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比喻群臣坐觀國家的衰敗，都比較形象。 《無逸》篇中周公勸告成王：“嗚乎！君子所其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秦誓》篇寫秦穆公打了敗仗後，檢討自己沒有接受蹇叔的意見時說：“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雲來！”話語中流露出誠懇真切的態度。此外，《堯典》、《皋陶謨》等篇中，還帶有神話色彩，或篇末綴以詩歌。因此，《尚書》在語言方麵雖被後人認為“佶屈聱牙”（韓愈《進學解》），古奧難讀，而實際上曆代散文家都從中取得一定借鑒。 曆來注釋和研究《尚書》的著作很多，有唐孔穎達的《尚書正義》，宋蔡沈的《書集傳》，清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注疏》。宋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尚書正義》20卷，現存北京圖書館。 《尚書》的文字內容特點：《尚書》所記基本是誓、命、訓、誥一類的言辭。文字古奧迂澀，所謂“周誥殷盤，詰屈聱牙”，就是指這個特點。但也有少數文字比較形象、朗暢。 《尚書》 主要記錄虞夏商周各代一部分帝王的言行。它最引人注目的思想傾向，是以天命觀念解釋曆史興亡，以為現實提供借鑒。這種天命觀念具有理性的內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尚書》的文字詰屈艱深，晦澀難懂，但它標誌著史官記事散文的進步：第一，有些篇章注重人物的聲氣口吻；第二，有些篇章注重語言的形象化以及語言表達的意趣；第三，有些篇章注重對場麵的具體描寫。 作品賞析 《尚書》包括了虞、夏、商、周四代皇室文獻，大部分是號令，就是向大眾宣布的話，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話。也有記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說法，那記事的幾篇，大都是戰國末年人製作的，應該分別看待。那些號令多稱為“誓”或“誥”，後人便用“誓”、“誥”的名字來代表這一類。平時的號令叫“誥”，有關軍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話多稱為“命”；臣告君的話卻似乎並無定名，偶然有稱為“謨”的。這些辭有的是當代史官所記，有的是後代史官追記；當代史官也許根據新聞，後代史官便隻能根據傳聞了。這些辭原來似乎隻是說的話，並非寫出的文告；史官紀錄，意在存作檔案，備後來查考之用。這種古代的檔案，想來很多，留下來的卻很少。漢代傳有《書序》，來曆不詳，也許是周、秦間人所作。有人說，孔子刪《書》為百篇，每篇有序，說明作意。這卻缺乏可信的證據。孔子教學生的典籍裏有《書》，倒是真的。那時代的《書》是個什麼樣子，已經無從知道。“書”原是紀錄的意思；大約那所謂“書”隻是指當時留存著的一些古代的檔案而言；那些檔案恐怕還是一件件的，並未結集成書。成書也許是在漢人手裏。那時候這些檔案留存著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漢人便將它們編輯起來，改稱《尚書》。“尚”，“上”也；《尚書》據說就是“上古帝王的書”。“書”上加一“尚”字，無疑的是表示尊信的意味。至於《書》稱為“經”，始於《荀子》；隻是到漢代才普遍罷了。 儒家所傳的五經中，《尚書》殘缺最多，因而問題也最多。秦始皇燒天下詩書及諸侯史記，並禁止民間私藏一切書。到漢惠帝時，才開了書禁；文帝接著更鼓勵人民獻書。書才漸漸見得著了。那時傳《尚書》的隻有一個濟南伏生。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詔燒詩書的時候，他將《書》藏在牆壁裏。後來兵亂，他流亡在外。漢定天下，才回家；檢查所藏的《書》，已失去數十篇，剩下的隻二十九篇了。他就守著這一些，私自教授於齊、魯之間。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時他已九十多歲，不能遠行到京師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錯來從他學。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書》流傳開來。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寫的，還是用秦篆寫的，不得而知；他的學生卻隻用當時的隸書鈔錄流布。這就是東漢以來所謂《今尚書》或《今文尚書》。漢武帝提倡儒學，立五經博士；宣帝時每經又都分家數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幹人。每家有所謂“師法”或“家法”，從學者必須嚴守。這時候經學已成利祿的途徑，治經學的自然就多起來了。 《尚書》也立下歐陽（和伯）、大小夏侯（夏侯勝、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來的。當時去伏生已久，傳經的儒者為使人尊信的緣故，竟有硬說《尚書》完整無缺的。他們說，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鬥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嗎！這二十九篇，東漢經學大師馬融、鄭玄都給作過注；可是那些注現在差不多亡失殆盡了。 漢景帝時，魯恭王為了擴展自己的宮殿，去拆毀孔子的舊宅，在牆壁裏得著“古文”經傳數十篇，其中有《書》。這些經傳都是用“古文”寫的；所謂“古文”，其實隻是晚周民間別體字。那時恭王肅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並且將這些書都交還孔子的後人孔安國。安國加以整理，發見其中的《書》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這稱為《古文尚書》。武帝時，安國將這部書獻上去。因為語言和字體的兩重困難，一時竟無人能通讀那些“逸書”，所以便一直壓在皇家圖書館裏。成帝時，劉向、劉歆父子先後領校皇家藏書。劉向開始用《古文尚書》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脫簡及異文各若幹。哀帝時，劉歆想將《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及《古文尚書》立博士；這些都是所謂“古文”經典。當時的五經博士不以為然，劉歆寫了長信和他們爭辯。這便是後來所謂的今古之爭。 今古文字之爭是西漢經學一大史跡。所爭的雖然隻在幾種經書，他們卻以為關係孔子之道即古代聖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實也是幌子，骨子裏所爭的還在祿位與聲勢；當時今古文派在這一點上是一致的。不過兩派的學風確也有不同處。大致今文派繼承先秦諸子的風氣，“思以其道易天下”，所以主張通經致用。他們解經，隻重微言大義；而所謂微言大義，其實隻是他們自己的曆史哲學和政治哲學。古文派不重哲學而重曆史，他們要負起保存和傳布文獻的責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訓詁、典禮、名物之間。他們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東漢，書籍流傳漸多，民間私學日盛。私學壓倒了官學，古文經學壓倒了今文經學；學者也以兼通為貴，不再專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