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都城在長安，屬於三輔，稱為關中，在當時是漢朝中央，涼州接近三輔，與之並稱為山西，本來雖比不了中原，卻也頗為繁華，尤其是在竇融的治理下，最遠的河西五郡相當富庶。而東漢的都城在洛陽，屬於山東，中興之初，山西士族都希望光武帝能將都城遷回長安，一直到章帝時期都不曾死心，皇帝也曾稍有意動，但在朝臣諫諍下，終究未能實行。
政治中心東移的同時，朝中勢力的主體當然便是山東士族了，牧守山西的官吏也是如此，這在平時倒沒什麼，卻偏偏趕上了羌亂不止的時代。羌人的素質本來遠不能與漢人相比，尤其是麵對尚武成風的邊地人，但很多來自山東士族的官吏卻仍被打得無還手之力。
究其原因：
其一，很多官吏視涼州為邊野，對那裏存在輕賤之意，這無疑會產生並深化矛盾；
其二，因為不是本地人，不念鄉土之情，不會盡力治理、守禦；
其三，“千裏之堤毀於蟻穴”，隻要有一個貪、昏之官，就足以釀成大規模動亂。
就是這些存在著地域歧視的人，釀成了災禍，而且越鬧越大，不僅惹惱了羌人，還惹惱了當地的漢人。隨著涼州動亂的持續，把持朝政的山東士族更加輕視山西，先是強迫民眾內遷避亂，搞得死傷無數、怨聲載道，後來又有了廢棄涼州之議，雖然最終被明智之人諫止，但東、西之間的疙瘩卻是越來越大。本就對都城一事不滿的山西士族，對山東士族把持的朝廷也越來越離心，終於走上了夥同諸羌叛亂的不歸路。
這些，都與諸羌內遷有著極為直接的關聯，諸羌一旦叛亂，便是內外俱起，裏應外合、破城屠村，亂軍四處響應，朝廷大軍一到，他們要麼投降，要麼分散逃逸，無法有效平息，所以本來不強的諸羌，卻能與大漢鬥爭百年。綿延百餘年的羌亂，不僅禍害了涼州，還葬送了東漢，並一直持續到五胡亂華時期。
《後漢書》的作者範曄就生活在五胡亂華時期的劉宋王朝，他對此深惡痛絕，在史書中甚為憤慨地指責“內遷舉措”的失策，因為五胡亂華最重要的根源之一，就是胡人內遷。
華夷之爭，多起源於生存需求，不能苛責哪一方，但長久的爭鬥之後，又背負了更沉重的血仇，夷狄貪戀漢人財貨，殺人破寨、劫掠成性，這是事實，無疑應當予以嚴懲，而漢人中的蠹蟲也需大力清洗。
本卷以“貴生忘死”為名，旨在分析華夷間的艱難求生之路，並探討兩全之法。
主角為班超、竇固、劉襄、王景，重要人物為劉莊、劉秀、班彪、耿秉、耿恭、謝偃、祭肜、鄭眾、劉夏等，主要事件為：班超收複西域，竇固鎮撫涼州、諸羌，王景治水，劉襄、祭肜、耿秉、耿恭禦邊，反擊匈奴、烏桓、鮮卑，馬援平定西南，亦有軍魂覺醒等，時間在光武帝中晚期至章帝時期，跨度三十餘年。
人性所定之善、惡、正、邪，皆是一種處世態度，隻是後天的一種解讀罷了，考其本始，自是在天性之後，所以，天性之欲求，在人性之價值判斷之前。
天道貴生，放諸天地四野，所求者亦不外乎“生存”而已，無可非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