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蒼茫，人局促其間，不知其可。後以天地、鬼神、祖先為敬，以己為尊，遂能從容處世。
然人之存也，猶有七情六欲之厄，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曰生死耳目口鼻。所謂全生者，六欲皆得其宜者也。
若有不相宜，則如何？今且論六欲之生。
所謂“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活著，好好活著，更好地活著，這應是大多數生靈的思考順序，對動物如是，對人亦如是；對今人如是，對古人亦如是。
當物質條件不足以生存時，在求生的欲望驅使下，便有了爭鬥。有時需與天地鬥，有時需與人鬥，爭土地，爭口糧，而不惜性命。匹夫之間，爭之以拳械；國家、民族之間，則爭之以戰，漢夷之間的諸多紛爭，在其最初時候，莫不如此。
曆史上東漢一朝，最具威脅的邊患並非匈奴，而是取而代之的西羌和鮮卑，其中，漢羌之間的百年戰爭更可說是葬送了東漢的國力，並間接導致了東漢的滅亡。
東漢初，匈奴內亂分裂，南匈奴歸附，北匈奴勢弱，進而被漢朝擊敗、遠遁。但它畢竟曾是漢朝最強大的對手，它的倒台，也勢必有著深遠的曆史、政治影響。
在北方，鮮卑趁勢崛起，盡據匈奴故地，實力強勁，成為草原霸主，並不斷南侵，帝國北部深受其害。
在西方，隨著北匈奴的敗逃，西域也失去了原有的戰略地位，它不再是匈奴右臂，卻仍將繼續吸食中原財力，因此，班超之後，朝廷對之便越來越不重視，並幾度廢棄。
同屬西方，西羌的威脅相對更為複雜，諸羌本遊牧於河西走廊一帶，冒頓時期臣服於匈奴。漢武帝時對四夷用兵，開疆擴土，北卻匈奴，西逐諸羌，將之驅逐到西海（今青海）一帶，在河西設置酒泉、武威、張掖、敦煌四郡，移漢民實邊，隔絕南北夷狄，是為隴西四郡，然後以此為橋梁連通西域。到漢昭帝時又設置了金城郡，與前四郡並稱為河西五郡。
羌族和中原的爭鬥與匈奴相類，也是早在漢朝以前就存在了，隻是不如匈奴強橫。匈奴是政權較為單一的強大部族，一般來說，單於擁有最高威望和統治權；而西羌內部分為很多部落，各自為政，甚至時常相互仇殺。所以，雖然在東漢初諸羌就已經有了百餘萬人，但卻分屬一百五十多個部落，各自為戰，族眾戰鬥力也遠不如匈奴，更不能與漢人相比。
諸羌在西漢時便曾多次寇犯河西，後來被宣帝時期的名將趙充國擊服，將歸附的諸羌內遷到金城郡，漢羌此後相安數十年。到了王莽亂政時，強盛起來的燒當羌又開始進犯，充塞涼州，寇掠郡縣，一直綿延到光武帝初期，雖然在班彪的建議下設置了護羌校尉，但仍不能禁止。先後被來歙、馬援擊破，並遷徙羌眾，將他們安置在天水、隴西、扶風郡諸縣之內。
將歸附的胡人內遷，在當時看來，似乎是挺不錯的：不僅能隔絕諸羌交通，還能就近管教。但這樣的做法卻釀成了彌天大禍，禍害了當時，並且流毒無窮。
這裏不涉及歧視，但就當時而言，生活方式、衣著打扮、信念禮儀、語言等的不同，確實是極大的問題，長久以來的相互攻伐，使得彼此間血債累累，眾怒難平，想要和平共處是不可能的。加上當時豪強勢大，在地方肆意妄為、欺壓良善，朝廷卻無法有效禁止，對漢人尚且如此，對一向有仇隙的胡人更不會手軟。華夷之間本就心存芥蒂、相互戒備，隻要有一兩個相互爭鬥的，就能引發大規模的動亂，雖然會被朝廷大軍討平，但卻不能根治，長此以往，涼州就越發動蕩、荒涼，從而引發了貫穿東漢曆史的東西之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