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之，我們都是在不幸的日子降臨，取代往日的生活後，才體會到過去的幸福。——享樂愈增，相對的對它的感受性就愈減低，積久成習後，更不覺自己身在福中。反之，卻相對增加了對痛苦的感受性。因為原有的習慣一消失，特別容易感到痛苦。如此，所擁有的愈多，愈增加對痛苦的感受力。當我們快樂時，覺得時間過得很快，當處在痛苦時，則覺度日如年，這也正可證明能使我們感覺它存在的積極性東西，是痛苦而非享樂。同理當我們百無聊賴時，才會意識到時間，趣味盎然時則否。
以上種種事實都可以見出：我們生存的所謂幸福，是指一般我們所未感覺到的事情：最不能感覺到的事情，也就是最幸福的事情。最令人雀躍的大喜悅，通常接續在飽嚐最大的痛苦之後。相反的，若“滿足”的時間持續太長，所帶來的卻是如何排遣、或如何滿足其他虛榮心等類的問題。所以，詩人不得不讓他們筆下的主角先安排個痛苦不安的境遇，然後再使它們從困境擺脫出來。
確信人生是值得感謝的財富的人，不妨心平氣和地試把人類一生中所能享受的快樂總和，與人們一生中所遭遇到的煩惱總和，比較一下，我想便不難算出其中的比重若何。我們不必爭論世上善與惡何者較多之類的問題。惡，既是存在的事實，論爭已屬多餘，因為不管善、惡是同時存在，抑或善在惡之後存在，既然我們無法將惡祛除淨盡，我們也就隻好默認事實。所以，佩脫拉克說道：“一千個享樂，也抵不得一個苦惱。”
總之，縱使有一千個人生活在幸福和歡樂之中，但隻要有一個人不能免於不安和老死的折磨，我們就不能否認痛苦的存在。同理，即使世界上的惡減少到實際的百分之一，但隻要它表現出來，就足以構成一個真理的基礎。這個真理雖帶著幾分間接性，但卻有種種的表達方式，例如，“世界的存在並非可喜、毋寧是可悲的”，“不存在勝於存在”。
如果正如斯賓諾莎或他今天的信徒所說：“世界和人生都有它們各自的目的，所以不需在理論上辯護，不必在實踐上補償和改良。它們是生命的原因，是神所顯現的唯一存在；或者說，是神為了看到自己的反影，故意讓他那樣的發展，因此，其存在不必以理由來辯護，也不必借結果而解放”的話，人生的苦惱和勞苦，就毋須由享受和幸福來加以補償了——果如上述，則我現在的痛苦填滿“現在”的時間，同理，本來的喜悅也填滿“本來”的時間，因為前者不能由後者加以消除，所以不可能有這樣的事態。完全的苦惱是不存在的，死亡也是不存在的；或者說死亡對於我們應該不是值得恐懼的事情。也許唯有抱持這種看法，人生才有它的報償吧！
但是，正如地獄的周遭都帶著硫磺味道一般，我們周圍亦顯示著要我們“最好不存在”的跡象，試看：一切事情通常皆不完整、而令人迷惑，愉快的事情總摻雜著不愉快，享樂通常不過隻占一半，滿足反而形成一種妨礙，安心伴隨著新的重荷。對於每天每小時所發生的困難，雖有方策，但它卻坐視不救，眼睜睜看著我們所攀登的樓梯，在腳底下一階一階拆毀，不僅如此，還有大小不等、形色不一的不幸在前麵等著我們。
一言以蔽之，我們就像盲目預言家費諾斯一樣。因哈皮怪獸把他所有的食都弄汙了，已經無物可吃。對此，有兩種手段可以試用，第一是利用才智、謹慎和謀略，但它的功效非常有限，往往隻有自取其辱。第二是要有斯多噶派的恬淡，徹悟萬事，對任何事都加輕視，借以繳除“不幸”所賴以為禍的武器：從力行實踐方麵而言，就是要有犬儒學派者的達觀，幹脆放棄一切的手段和助力，有如秋奧真尼斯一般，把自己當作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