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一些研究，其實林則徐那一代人有幾個很好的解決方案，最上策就是引進英國資本，開發中國市場。我們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之後，我們引進美國資本、日本資本來開發市場，最開始中國人沒有消費習慣，但消費習慣可以培養。我們這一代人就沒有喝可樂的習慣，但是我女兒就說：“我不喝果汁，我要喝可樂。”這就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可口可樂重新登陸中國所造成的這一代的消費習慣。
當年林則徐等人麵對西方問題時，最上策就是打開國門，把外國資本引進來，培養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和消費能力，這樣就可以解決貿易的均衡問題；下策就是選擇打。我不讓你來，我還要禁止鴉片。怎麼禁止？林則徐用的招也很厲害，他講：“我不僅要打抽鴉片煙的，還要打販煙的。”所以林則徐到廣州之後就開始禁煙。
在這個如何解決的判斷中，林則徐其實應該有正負兩個預案：第一，打贏了怎麼辦？中國如果打贏了，可以繼續拒絕與外國往來，也把鴉片杜絕，完全形成一個中國的獨立市場。
但是林則徐還應該有另一個判斷：打輸了怎麼辦？但是沒有一個人會這麼想。今天我們也沒有人會想，假如我們和日本打，打輸了怎麼辦？
互聯網上有很多網友說，現在沒有一個國家敢打中國，因為“中國現在很大很強”。我是研究曆史的，中國是很強很大，但比我們大、比我們強的國家多得是，別人打起我們來根本不費勁。但是林則徐那一代人根本沒有想到，我們和英國人打，打輸了怎麼辦。
林則徐到廣州的時候一定要打，結果中國輸了。英國派幾千人就打敗了中國這個擁有龐大軍隊的強大國家，這個仗到後來就沒辦法打了。這時候就出現了妥協的談判，而這一撥參與《南京條約》談判的人才開啟了近代中國的真正起點。《南京條約》中有一條規定，允許“五口通商”，就是擴大原來的通商口岸。原本隻在廣州一口通商，導致中外之間的合法貿易額一直沒法增加。同時也出現了廣州當地吏治腐敗、交易成本增加的現象，因為廣州十三行是壟斷貿易，兩麵通吃——不僅吃英國商人的，也吃中國商人的。當時朝廷對海關的稅收比例也就是不到6%，但實際的交易成本達到30%多，因此中國方麵也認為要談出一個固定稅率來。最後談判確定的是5%這個固定稅率。
我們今天認為《南京條約》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代表中國主權的喪失，但當年清政府是將《南京條約》作為一個外交勝利的，因為它解決了廣東的吏治腐敗問題。
鴉片戰爭之後，廣東人最排外。鴉片戰爭之後條約規定英國商人可以在作為通商口岸的五個城市裏居住，但是一直到1858年第二次鴉片戰爭發生，廣東都不允許外國人住，為什麼？因為五口通商導致廣東人喪失了原本的利益，很多中國商人講：“廣東人很壞，我們到別處去貿易。”於是其他的口岸就發展起來，廣東漸漸衰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