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勇：康乾以來的許多中國領導人都不明白國際貿易的本質和意義是什麼。我們到今天為止還認為，你買我的東西，你給我錢，錢才是財富。因此中國當時所麵臨的問題和我們今天一樣，實際上就是中國人的市場沒有得到開發，中國人的消費能力沒有得到培養，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沒有得到改善，也沒有消費的衝動。
馬克思在100多年前就講：如果中國人都穿上襪子，英國人就發財了。但是我們作為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到70年代都不穿襪子。皖北這一代都是這樣，在老家，我十七八歲去當兵的時候才第一次穿襪子，因為在農村根本就不需要穿襪子。安徽有“窩子”，就是用麥草織的東西，再把麥子的麥秸打碎了放裏麵，越穿越暖和，不需要穿襪子。這說明中國人沒有消費衝動和消費能力，也沒有消費習慣。
貿易的巨大逆差持續到了1793年，我認為這一年是近代中國曆史上的一個關鍵點。到了1793年英國實在是忍無可忍了，逆差使英國沒有辦法把貿易持續下去了，他們就以國王的名義派了一個訪華團——馬戛爾尼使團。
一百年來，我們中西方學術界都是從文明衝突的角度去解釋，認為西方人不能入鄉隨俗，到中國來，不能夠像中國人一樣去對皇帝三拜九叩，中國人覺得你對我沒有禮貌，所以不跟你往來。這個解讀應該是最經典的解讀，但我覺得不是這樣，最關鍵的問題就是貿易均衡問題。
1793年，馬戛爾尼使團的目標就是建立近代的國家關係。但是乾隆皇帝很坦然地對英國使團講：“你那些東西我都不需要。”因此國家關係沒有建立起來。等到1860年，差不多又過了半個多世紀，英國人通過兩次戰爭才實現這個目標，才在北京建立英國使館，同時還要求中國到倫敦、巴黎建使館。
這個事情我思考了很久，也看了很多材料，為什麼乾隆皇帝敢這麼坦然地說“我不需要”？這應該從中國古典社會的結構來解讀。古典社會結構其實和我們今天差不多。按照梁漱溟的說法，中國當時的劃分是按照“職業分途”。古典中國是“四民社會”，四民社會是什麼？士、農、工、商，就是這四個階級。這四個階級當中，商人是一直有中西貿易往來的。明代之前有，到清代也依然是這樣。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有一個特殊的貿易架構。雖然那時對外不開放，但是始終都有廣交會。清代的時候一直是這樣。清代時，廣東的“十三行”一直是春秋兩地交易，這是合法交易，解決了皇宮裏以及士大夫階層對一些合法商品的需求。
乾隆皇帝講“我們不需要”是代表人民在說“人民不需要”，因為他宮裏都有。
1793年的故事非常複雜，但是通過這麼一件事情，我們就可以看到皇帝為什麼拒絕英國人以一種合法方法擴大、開發中國市場。中國的市場開發一直拖到1840年，中英之間的貿易不均衡繼續擴大，這種繼續擴大就導致了很直接的後果——鴉片戰爭。商人講求資本規律，市場需求永遠是第一位的。馬克思講“罪惡的鴉片貿易”，但他沒有否認鴉片買賣也是貿易，雖然罪惡，但也是貿易。
1793到1830年，中英急劇增長的貿易額就依靠鴉片。在不到40年的時間之內鴉片使中國原來的貿易順差完全扭轉，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國庫空虛，壯勞力欠缺，中原已無可用之兵，國庫已無可用之餉。這時候中國才不得不去麵對這個貿易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