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照舊過下去，外人們漸漸忘了他的母親，也不聽他提起。他隻是一如往常地照管著生意。客人依然會誇他的餃子。
“這是我母親的私家配方。”他還是這麼說，隻是聲音裏多一份深沉的懷念。
冬去春來，當五月的風暖暖地吹起來時，街頭的花店裏擺滿了康乃馨，孝順的兒女們忙著往飯館打電話，定母親節午餐的位。禮拜六夜裏，他太太奇怪他怎麼好晚還不回來，打電話到店裏，他說過一陣就走，卻沒說為什麼耽擱。
快半夜了，太太擔心起來，開了車趕到店裏去。車駛在昏暗的街道上，老遠就看見街角處亮亮的一塊，是店的櫥窗。他們的櫥窗平常到了夜裏並不開燈照明，麵條蒜頭棋盤格台布竹絲簍子等都在黑暗裏浴著。太太不由得有些驚怪，趕緊踩下油門去。
車子無聲地滑進店門口的車位，太太怔在了駕駛座上。櫥窗變了樣，麵條蒜頭之類都撤下去了，台布還在，平鋪著，櫥窗的一半現在排著大大小小好幾個鏡框，另一半是一大瓶雪白的康乃馨。花瓶旁邊新裝了一隻燈泡，此刻正柔和地發著光。店裏的燈熄著，他斜坐在櫥窗角上，大半身隱在黑暗裏，頭微微前傾，雙眼定在那些鏡框上，照明燈的餘光照亮他半個臉上紋絲不動的線條，看得出，他周圍的世界已離他遠去。
好一會兒，兩個人一動不動，都浸沉在自己的思緒裏。太太隻覺得心頭揪痛。大半年了，看他忙忙碌碌有說有笑，萬想不到他的傷痛竟是如此之深。
許久許久，她才走下車來，舉手敲門。
第二天，他的客人們都得到一小碟意大利餃子的贈品，當然也都注意到櫥窗。“你母親的照片啊。”他們注視著那個美麗慈愛的婦人，點著頭。
“你母親的照片啊。”那個住在附近老人公寓，每星期必來光顧的老人點著頭說，提了購物袋走出去。約莫一個鍾頭後，他又顫顫地來了，仔細地從舊西服胸袋裏取出一張泛黃的小小照片給店主人看。
“我母親的照片啊。”
接著，他小心地問主人是否允許他把這張照片擺在櫥窗裏另一位母親的旁邊。
“當然，當然，你的母親，我的母親，一樣的。”主人連聲說著，轉身吩咐女兒立刻去買一個合適的鏡框來。
鏡框很快買來了，把照片放進去，擺正了，妥妥地送進櫥窗去。兩個男人分站在櫃台內外，看著那些照片，又彼此相看著微笑。
街上不時有行人停下腳步，看那些照片，又透過櫥窗看店裏。
店堂後邊的堆房裏，他的女兒擁抱她的母親：“媽，母親節快樂。”他走進來，無聲地擁住她們兩個人。
這已經是好幾年以前的事了。每年母親節，他都要親自把櫥窗布置起來。街坊、朋友和老客人們常常會過來往花瓶裏加一枝白康乃馨花。漸漸地，有人拿著自己已故母親的照片來了，他就接過來，端端正正擺進櫥窗去，一年年，竟越來越多。櫥窗照例擦得一塵不染，被五月的陽光明媚地照著，紅白相間的棋盤格台布，母親們在各自的照片上向著這人間微笑。
荷西
那是我在邁阿密開會的時候。
對於我這從幹爽的灣區去的人，邁阿密悶熱的五月實在很不舒服，所以除了開會吃飯之外，我簡直什麼地方都不去。眼看著會快開完了，那天，吃了晚飯回到旅館房間，無所事事，靠在窗子前，看邁阿密下城區的高樓大廈一棟棟亮起燈火來。
出去走走吧，我對自己說。雖不是什麼良辰美景，也莫辜負。來一次也不容易，明天就回去了。
我住的旅館在下城區的邊緣，出了門往右拐，過一道橋，就可以進入下城區。我優哉遊哉往橋頭的昏暗裏走，一個人正從橋上下來。
他已經走過去了，卻又轉回來，喊我：“女士，女士。”
我站下來，懷著戒備卻還是彬彬有禮地問他有什麼事我可以為他效勞。
他快步來到我跟前，以熟練的動作從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個小本模樣的東西向我展開，夜色裏我可以看出那是個證件之類，然而看不清楚。
他說：“女士，我是邁阿密的警員。您可以告訴我您去哪兒嗎？”
我有點兒奇怪。即使他是個警察吧，我一不偷二不搶，我去哪兒關他什麼事。可這兒畢竟是人家的地盤，所以我還是心平氣和地告訴他，我是那邊旅館的住客，不去哪兒，就在這附近隨便走走。
他認真地說：“女士，請別怪我多嘴，您最好回旅館去。下城區晚上不安全。”我臉上的失望一定被看在那雙銳利的眼睛裏，因為他立刻又補充道：“您可以在白天去玩。”
“明天我就走了。不過，真的很謝謝您。”我說。雖然有點兒掃興，我還是很感激他的一片好意。畢竟，我是死是活，本不關他的事。
“沒關係。一眼就看得出來您是外地人。我隻是想，應該提醒您一下。再見。”
我懶懶地順著原路往回走，這時，那警員已經走得好遠，忽然又走了回來。
“女士，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陪您去走走。”
“這——”
“我已經下班了，沒什麼事。要是您明天就離開邁阿密的話，我可以這會兒陪您走。”
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具有正常警惕性的正經女人，是應當說“不”的，而我當時居然會答應他。是舍不得邁阿密下城區的燈火，是我那不知道怎樣拒絕別人的劣根性一如既往地占了上風，還是因為別的什麼，我到今天也沒想清楚。反正，憑著一種直覺，就那麼信任了他。
“我叫荷西。”彼此伸出手來握了。
於是，我們並肩走去。
於是，我知道了荷西是智利人，老家在那個盛產銅礦石的狹長國家的中部。荷西三歲就跟著爸媽移民了，在美國上了學，掙了一個文科的什麼學士位，到頭來卻幹上了警察。
“您，平時就在這一帶，巡邏？”我用手向四周不十分確定地畫了一圈。我們走在燈火燦爛的比斯肯尼大道上。
他說不，他不巡邏，他幹的是國際刑警。看見我瞪大的眼睛，他反而微笑了，說：“這有什麼呢？”
我說，老天，這還沒有什麼？國際刑警，那可是專抓壞人的。那可不是一般的壞人，是“國際”壞人呢。
他說，倒也是，毒梟、謀殺犯、恐怖分子，在這一國幹下壞事，撒腿就跑到另一國去了。而幹他這一行的，一聲令下，千山萬水，冰裏火裏，也就一拔腳去了。就如他，才幹了幾年，也出過好幾回任務了。憑著他純粹拉丁美洲人的相貌，一口純淨的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和英語，他一次次回到他的拉丁美洲，如一滴水彙入大海，了無痕跡，得心應手，追蹤那些列在國際刑警通緝名單上的罪犯。
“危險吧？”
“那當然，”他用他那種與他的身份似乎不大相稱的溫文語氣平靜地說。一次，他和幾個同事把一個罪犯堵住了，那家夥負隅頑抗，雙方槍戰，一顆子彈打傷他的手臂。
我不由得望向他的手臂，他穿一件西服襯衫，袖口扣著。如許多拉丁美洲人一樣，他個子並不高，臉型普普通通。也許，這樣的人才最適宜幹那種出其不意、於無聲處起驚雷的職業。
我們這時正橫過一道馬路，他忽然望住不遠處一幢辦公大廈說：“那邊樓上今晚燈光多了好幾盞，大概晚上有什麼會議吧。”
“您怎麼知道？”
“我們的辦公處就在下城區。我天天上下班都走過這一帶。”
我好奇地問他：“您還注意這些？我指的是燈光之類？”
他笑道：“也許是一種職業病吧，我隨時隨地都注意身邊的一切。舉個例子說，從我們出來到現在，一共有十三個路人經過我們身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