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methyl-3-difarnesyl-1,4-naphthoquinone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
我們憑當年大漠戍邊的勇氣、活動回城的精明，與比我們年輕十幾歲的同學一起攻讀大學和研究院課程的智力和毅力，終於成為今日美國華人社會與專業人士界的一股新生力量。我們的日程變了，健身房、會議廳、電影院、旅遊、出差、社交……再過幾年，我們中很多人會成為美國公民，以我們手中的選票行使我們應得的權利。從艱難困苦中，從美國人和同胞的兩重歧視(我想我這個“大陸妹”這麼說應該不算過分）下，我們走過來。我們愛著中國。我們留在了美國。不要問我們為什麼，不要笑我們自相矛盾，不要罵我們假惺惺。這世間太複雜。隻請你記住一點：我們還是中國人。我們來自那片黃土地，而且，我們把一生中最美好的年華留在了那裏。
我們人，是群體動物，生活在社會裏，當我們終於能夠把視線從招工廣告移到售屋廣告，我們強烈地感覺到交流的需要。然而，很多事，隻有我們自己才明白。
我們指著地圖(我們的英文已經很不錯，當然，我們改不掉我們的中國口音）告訴老美們哪是武漢哪是南京。然後，我們換中文，告訴我們同文同種的同胞，什麼叫“上山下鄉”、“鬥私批修”。好累。
就連我們的孩子也不懂得我們。國內的知青們可以帶著孩子回插隊的地方去尋舊，我們沒這個條件。我們隻能在家裏逼著孩子講講中文。我們知道我們遲早會失去我們的孩子。再下一代？我們不去想。
每年春節，我和我的中國同事們都會在公司舉辦一個派對招待全體員工。頭一年，中國人不多，缺人手，於是我代表大家去訪問一位同事，他長得像中國人，有一個中國人的姓。
“傑克，你認為你是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我試探著問。叫人家義務勞動，總得師出有名。
他想都沒想就答道：“當然是美國人。”他告訴我他是第四代華人。
我告辭。回去告訴我的中國同事們：“他是美國人。”
我們知道，我們那中文已經講不利落、一身美國打扮、對中國興趣缺失、洗了碗便伸手要錢的孩子，遲早會融入美國社會，遲早也會告訴我們他們是美國人。
“看看你這副樣子，爸爸媽媽像你這麼大的時候……”我們也試圖教育。
然而，我們的孩子不吃這一套。我們氣得罵，他們裝聾作啞，或是用英文頂嘴。我們揚手想打，他們敢打電話叫警察!他們對我們的過去不感興趣。他們隻往前看，看見一條鋪滿玫瑰花（注意，不是牡丹或者梅花）的路。於是，我們放棄，並自我安慰道：至少，他們高中畢業後不會被送去密西西比種棉花。
至於我們，我們卻固執地不肯忘記過去。因為這份固執，我們到死也把自己叫做中國人。
於是，我們感到了寂寞。於無聲處，我們伸出手去尋找我們的同類。我們聚到一起。過了這麼多年，我們終於聚到一起。我們笑著，略略有些驚訝，不相信我們的同類竟有這麼多。
“在哪兒插隊？”
當我們走到一起，我們不需要長篇大論的自我介紹，不需要比較我們上的學校和幹的職業。在“知青”這個曾經叫人偷偷落淚的稱呼下，我們全體平等。一個眼色，一個暗示，立刻就是一個充滿理解與默契的微笑。有些話，好多事，隻有我們懂。
我，我們
碗碟都收拾了，女主人攔著大家，不許哪一個插手洗碗。各家都把帶來的卡拉OK唱碟拿出來了。椅子不夠，有幾個就幹脆坐到地上。
“我唱‘九月九’。”
“小朱，你唱什麼？‘一無所有’？這張。”
“‘小芳’，誰要唱‘小芳’？”
好幾個人心底深處有一塊柔軟的地方隱隱痛起來。
我們更喜歡的是那個遙遠時代的旋律。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一片紅”的時候，多少人萬裏迢迢遠走黑龍江。我沒去，我堂兄去了。建設兵團。冰天雪地裏，他趕著馬車嘚嘚嘚地走。
晚上，江西山區的油燈下，一本翻得破破爛爛的《外國名歌二百首》被一筆筆抄寫到筆記本上。
田野小河邊，紅莓花兒開。
有一位少年真使我心愛。
青春騷動著。那是我們的青春。三十年後，它如陳年老酒開封後的氤氳，在這個客廳裏醇厚而輕靈地浮轉著，隻有我們感覺得到。
換了老美，怕早已擁抱到一團。中國人內向，沉穩。我們隻是坐在那兒，讓一個微笑、一個眼神，傳遞我們心裏的感受。三十年，彈指一揮間。少年的夢幻和躁動消逝了，人到中年，我們把兩隻腳牢牢地踏在地上。
該散了吧？孩子困了，書桌上有未看完的文件。
再唱一支歌。最後一支。我們的保留節目。“一小撮”中的“著名男高音”站起來領唱。
你從雪山走來，
春潮是你的風采。
你向大海流去，
驚濤是你的氣概。
我們接上去唱：
你用甘甜的乳汁，
哺育各族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