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離開北大去歐洲路經新加坡時，在南洋華僑中學全麵闡述了培養健全人格的全麵教育思想，特別強調了體育的重要作用。他說：“所謂健全的人格，內分四育，即：(一)體育，(二)智育，(三)德育，(四)美育。這四育是一樣重要，不可放鬆一項的。先講體育，在西洋有一句成語，叫做健全的精神，寓於健全的身體。足見體育的不可輕忽。不過，體育要發達學生的身體，振作學生的精神，並不是隻在賭賽跑跳，或開運動會博得名譽體麵上頭，其所以要比賽或開運動會，隻是引起研究體育的興味；因恐平時提不起鍛煉身體的精神，故不妨常和人家較量較量。我們比不過人家時，便要在平常用功了。其實體育最要緊的，是合於生理。若隻求個人的勝利，或一校的名譽，不管生理上有無危險，這不要說於身體上有妨害，且成一種機械的作用，便失去體育的價值了。……隻要在心理上使學生徹底明白體育的目的，是為了鍛煉自己的身體，不是在比賽爭勝上，要使他們望正鵠做去。”
蔡元培考察回國後，更積極提倡體育。1922年4月，他為北京大學舉辦秋季運動會寫了《運動會的需要》一文，進一步提出開好體育運動會可以“鼓勵運動的興會”，“增加校外同誌的社交”，“養成公德”等。
蔡元培在北京大學幾年，凡是對身體有益的就提倡。他創立了體育會，添置了各種運動器材，他還親自寫信給當時一位有名的建築師，請他來校勘察設計開辟遊泳場所；他還專門派人去上海青年會體育專修班進修學習；他請了有名的武術家來校任教，也請人來開展西洋拳擊運動。有一段時間，北京大學還專門養了幾匹馬，它不是供拉車運物的，而是為了學生騎馬鍛煉用的。在體育方麵，蔡元培也是采取了“兼容並包”的方針，蔣維喬講授靜坐法就是明顯一例。為了便於開展體育活動，蔡元培還製定了校服，規定上體育課必須穿校服。
蔡元培的體育實踐和體育思想，特別是他關於如何處理體育與智育、德育、美育之間的關係的見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性。張伯苓整潔健身為人師表
張伯苓(1876—1951年)，名壽春，天津人。中國現代教育家。1895年畢業於北洋水師學堂。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深感中國積弱不振，又受資產階級維新思想影響，認識到“自強之道，端在教育。”遂棄武從文，立誌“創辦新教育，造就新人才。”1904年與前貴州學政嚴修在天津創辦私立中學堂，後改稱南開學校。1919年創辦南開大學，以後又成立南開女中、南開小學以及重慶南開中學，先後擔任校長40餘年。解放前夕，他拒絕蔣介石多次“催請”，不去台灣。盛讚新中國及人民政府的各項政策。他積極興辦新教育，主張學校教育應重視體育訓練；力主學生多接觸社會實際；鼓勵學生成立社團，開展各種課外活動；提倡團體精神，樹立優良校風；注意道德教育，灌輸愛國主義思想。
張伯苓辦學十分強調德、智、體並進。他說：“教育一事，非獨使學生讀書習學而已，尤要在造成人格，三育並進，而不偏廢。”他很重視體育，並指出，提倡體育不僅在於培養少數選手，而在全體學生；不僅在技術之專長，而在體德之兼進；不僅在學校，尤重在全社會體育蔚然成風。他積極倡導和組織全國體育活動，多次擔任全國運動會總裁判，率領中國體育代表隊參加國際比賽。在教學中，他始終把體育列為必修課，認為“強我族類，體育為先。”
張伯苓在辦學中，最重視對學生進行道德教育，在這方麵，有許許多多生動感人的事例，這裏隻講一點，即“愛整潔為人師表”。
張伯苓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文明禮貌教育，每逢周三，他都要親自給學生上“修身”課，注重培養學生的道德情操。當時，他親自在南開校門內側掛了一麵大的穿衣鏡，這一來是讓師生們經常檢察一下自己的著裝是否整潔，更主要的是他在鏡麵上題了一幅“鏡箴”，上麵寫著：
“麵必淨，發必理，衣必整，紐必結。
頭容正，肩容平，胸容寬，背容直。”
“氣象：勿傲，勿暴，勿怠。
顏色：宜和，宜靜，宜莊。”
象這樣，把箴言寫在鏡子上，天天對照，以督言行，實是別出心裁，說明張伯苓的良苦用心。正是這種從整頓儀表開始，進而教育學生講文明，懂禮貌，求學上進的一整套做法，使南開中學建立了一種嶄新的校風，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
為了提高教育效果，張伯苓要求學生做到的，自己首先身體力行，起到了表率作用。比如有一次，他嚴肅地告誡一位學生：“吸煙對身體有害，你應該戒掉。”可那個學生有些不服氣，指著張先生那被熏黃的手指俏皮地說：“您不是也吸煙嗎?對身體就沒有害了嗎?”張先生深受啟發，是啊，教人先克己。麵對學生的責難，他沒有發火，隻是歉意地笑了笑說：“你的提醒很對。”他立即叫工友把自己所存的煙全部取來，當眾銷毀，還折斷了自己用了多年的煙袋杆，並態度誠懇地說：“不如此不能表示我的決心。從今以後，我與諸同學共同戒煙。”果然，從那以後，張伯苓校長再也不抽煙了。這種“正人者，先正己”，以身作則，為人師表的作風，受到了廣大師生的稱讚，在他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全校師生的精神麵貌發生了很大變化，人人講衛生，愛整潔，校容校貌也不斷改善，為師生們創造了舒適、幽雅的學習和工作環境。秋瑾習武練兵
秋瑾(1879—1907年)，原名秋國瑾，字璿卿，號競雄，別署“鑒湖女俠”。浙江山陰(今紹興)人。近代民主革命烈士。
秋家住在紹興城南門，環境幽靜，適宜讀書。少年時代的秋瑾，聰明好學，寫得一手好詩文，她還十分崇敬民族英雄，練就一身好武功。因為自己“身不得，男兒烈，心卻比，男兒烈”而發出無限感歎，誓與男子並駕齊驅，擔當起殺敵報國的大任，把橫行中國的帝國主義趕出去。國家的命運使秋瑾覺得光讀書作詩還不夠，必須要有殺敵的本領才行。她由此萌發了練武功的想法。她聽說住在肖山的舅舅和表兄弟都在練習武藝，就請母親帶自己來到肖山舅舅家裏。
舅舅聽說秋瑾要學武術，吃驚地問：“玉姑(秋瑾的乳名)，你也要學武藝，為什麼?”秋瑾堅定地說：“我學會武藝，將來象花木蘭那樣上沙場殺敵。”站在一旁的表哥十分讚成秋瑾的意見，代秋瑾向父親說情。秋瑾的舅舅是個聰明人，他覺得國家多事之秋，學一點防身的本領也未嚐不可，於是，答應了秋瑾的要求。從此，秋瑾就在舅舅家跟著表兄學武術。
秋瑾非常能吃苦，每天早晨，當天空剛泛著魚肚白的時候，她就箭衣窄袖，練習武術。每天傍晚，當落日的餘暉投灑在低矮的山崗時，秋瑾騎著駿馬在郊外馳騁。手扭傷了，她不怕痛，堅持練拳舞劍。有多少次從馬上摔了下來，她不怕苦，咬咬牙依然奮勇上馬。經過短短幾個月的刻苦練習，秋瑾就學會了騎馬射箭、舞劍的本領，身體逐漸強壯起來，性格也越來越豪爽了，她卸下女兒裝，經常穿著男人的衣服，腰佩寶劍，騎著駿馬在肖山出沒，人們看著她那奮發有為的英姿，都不由得暗暗稱讚，秋瑾的舅舅看了更為高興。
在肖山舅舅家學武藝的時間雖然隻有幾個月，但對秋瑾成長的影響卻很深。俗話說“藝高人膽大”，秋瑾雖然還算不上武藝很高，但經過幾個月的苦練，她畢竟是學到了一些武藝，這對本來就有胸心壯誌的秋瑾來說，如虎添翼，參加革命的勁頭更足了。她在北京進步報刊的啟發下，在一些革命誌士的影響下，秋瑾對日本發生了興趣：日本為什麼會這麼快就強盛起來?尤其是聽說東京有中國的革命黨活動。她很快拿定了主意，“到日本去，去讀書，學本事，為女子爭口氣！”
1904年4月，秋瑾為了向歧視婦女，把婦女當作玩物的封建禮教挑戰，她毅然脫下紅妝，全副男裝，“釵環典質浮滄海，骨肉分離出玉門。”踏上了開往日本的航船，邁開了她一生中具有決定意義的一步。
在日本，秋瑾結識了許多在日留學的革命誌士，經黃興介紹，認識了孫中山，參加了同盟會和光複會，開始了輝煌的革命曆程。1906年為反對日本取締留學生而歸國，在上海發刊《中國女報》，提倡女權，宣傳革命。1907年回紹興主持大通學堂，聯絡金華、蘭溪等地會黨，組織光複軍，與徐錫麟分頭準備皖浙兩省起義。
為了做好武裝起義的準備，秋瑾加緊訓練光複軍。在大通學堂，她還專門為女生開設兵課，把女生編成一支女光複軍，每日早晚，身穿男式體操軍衣，懷藏勃朗寧手槍，腰挎明晃晃的日本式倭刀的秋瑾，威武雄壯地騎在馬上，親自率領女光複軍到城外大操場上進行軍事訓練。她腦後和普通男子一樣，垂著一條辮子，不認識她的人都誤以為是男的呢。
在隆冬時節，學生們在秋瑾的指揮下刻苦訓練，她雖然沒有經過軍官學校的專門訓練，但指揮女兵操練，準確熟練。一會兒指揮女兵前進，一會兒命令女兵後退，一會兒臥倒，一會兒起立，口令清晰，指揮有方，女兵個個訓練有素。她還從女兵中挑選出身體健壯的進行武術訓練，大通學堂的操場，儼然成了練兵場、演武場。
1907年7月，徐錫麟刺殺恩銘，起義失敗，清政府發覺皖浙間的聯係，派軍隊包圍了大通學堂，秋瑾被捕不屈，15日就義於紹興軒亭口。王薌齋創編“健身樁”
王薌齋(1887—1963年)，原名向齋，字字僧，河北深縣人。解放後曾在北京中醫研究院、保定中醫研究院任“站樁功”(健身樁)療法顧問。著有《意拳正軌》、《站樁功》、《大成拳論》等。
王薌齋幼時多病，身材矮小，遂棄讀尋師求強身之術。1904年，他拜同鄉形意拳名家郭雲深為師。後郭病臥不起，王薌齋朝夕侍奉，得郭青睞，傳以精要，薌齋得傳之後，苦練數年，不僅體健力強，還擅長技擊。成年之後外遊各地，廣交拳友，切磋技藝，又學得太極拳、八卦掌和福州蹤鶴拳等。王薌齋經數十年的親身實踐和理論研究，最後融會貫通，擺脫拳套，注重站樁，創成以“渾元樁”為本，重“意”棄“形”，講究實搏散手的現代“意拳”(也有人稱之為“大成拳”)。1930年至1937年間，王薌齋在上海傳拳。後返回北京，在保定和北京一帶傳拳、行醫，為“意拳”和他整理創編的保健“站樁功”(健身樁)的推廣奠定了基礎。
王薌齋在他著的《養生樁簡介》和《健身樁漫談》兩篇文章中較詳細地介紹了他創編的“健身樁”。他說，“養生之術曆史悠久，方法繁多，鍛煉方式雖各有不同，但總的目的都是為了祛病延年，防止早衰。回憶數十年來我對養生術的學習和鍛煉，自覺簡而易行，受益很大的是站樁(健身樁)。”
他在談到站樁功的基本作用時說：“一方麵能使中樞神經得到休息；另方麵能促進血液循環，增強個人係統的新陳代謝。中樞神經得到充分休息，調節功能就會加強；血液循環加速和新陳代謝增強，使五髒、六腑、四肢、百骸得到充分的灌溉。如果全身潤澤，生機旺盛，就能達到祛病延年的目的。”他還認為，健身樁既是一種學術，也是一種醫療體育運動。參加這種運動的人，不限年齡性別，不拘身體強弱，亦無任何局限，有病者治病，無病者防病。運動時不盡在姿式方麵著想，也不在式之繁簡上注意，更不在姿勢的前後次序，主要使大腦得到充分休息，使肢體得到適當鍛煉，即靜中生動，動中求靜。王薌齋總結自身實踐以及所有練此功的人時說：“這種運動對保持健康治療疾病具有顯著的特效，五十年來從無一人出流弊且百分之九十幾都有效果。”他還認為，這種運動和一般體育運動不同，它是把鍛煉和休息統一起來的一種運動。是在鍛煉中休息，又在休息中鍛煉的運動方法。因此它具有調整中樞神經和末梢神經的功能作用，從而使人體各部分在高級中樞神經支配下密切協作。
王薌齋把健身樁分為4種形式：
(一)站式
1休息式：兩腳略成八字形分開，寬度與肩齊，兩腳著地，腳趾微微抓地，全身重量放在腳掌上，兩膝微曲前不過腳尖，臀部似坐似靠，上身保持正直，兩手反背貼腰，臂半圓，腋半虛，身軀挺拔、正直。
2扶按式：兩臂稍抬起，手指微曲並自然分開，指向斜前方，掌心向下，如按水中浮木或浮球。其它同休息式。
3托抱式：兩手近不貼身，遠不過尺，手指相對，手心向上相隔約三拳左右，位於臍下，如托抱一大氣球，其它同休息式。
4撐抱式：兩手抬至胸前，距胸約一尺，手指自然分開微曲，兩手相隔約三拳左右，手心向內如抱物狀或手心向外如撐物狀，其它同休息式。
(二)坐式
1端坐椅上，上身正直，兩膝彎成約90°，兩腳掌著地，相距約與肩齊，兩手放於腿根部，手指自然分開並微曲，指向斜前方，臂半圓，腋半虛。
2兩腳前伸，膝微曲，足尖回勾，足根著地，雙手如抱物狀。
(三)半伏式
一般對消化係統病有較好療效，雙手扶按在桌、椅背上靠或兩肘搭伏在桌麵上亦可，兩腿分開如站式，臀部後依如坐凳，腹部放鬆。
(四)臥式
身體仰臥，兩腿微微分開，兩足根著床，兩膝稍彎曲，肘部著床，兩手放於腿窩或小腹部位，也可抬至胸前作抱物狀。
所有這些姿式，並不是最重要的，姿式雖然也需要，但重要的是無形的意念，“無形就可以無窮了”。“意念領導，心理影響生理，生理作用心理，互根為用。”“鍛煉是在無力中求有力，在微動中求速動的運動，一用力，身心便緊，百骸失靈，並有注血阻塞之弊。這種力量是精神的，是意念的，有形就破體，無形能神聚。”講得很透徹。
練健身樁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第一，形體應該放鬆，精神應盡量收斂。如果身心發緊，全身失靈，這樣就會使血氣阻塞，影響功效。
第二，姿勢不宜多變。因為在神靜氣平和姿勢安定之後，血液循環開始加速，當內部正在運動變化時，姿勢突然一變，能將內在的運動打亂，所以先師一再提醒我們：“大動不如小動，小動不如不動，不動之動才是生生不已之動。”當然，若真正掌握了內在的運動規律，能在形體的變動中毫不減低內在的運動時，則可隨意變更，不受姿勢限製。
第三，要克製雜念。因為這種運動是一種雙重鍛煉，不僅鍛煉肌體，而且能馴服意念。所以，克製雜念也是比較重要的。克服雜念，多數人隻注意追求入靜，但卻不知追求愈急，精神負擔越大，前念未消，後念又起。王薌齋的辦法是：“唯有采取任其自然，不加克製，來者不拒，去者不留的方法，才能穩定情緒和達到入靜的境界。”即在“不期製而製的情況下達到入靜”。
第四，初學者要注意鍛煉意誌。切忌粗暴浮躁、氣憤、憂慮、悔懼、得失之念和僥幸思想等。凡學健身樁治病者大都是久病不愈，且藥不奏效者，但決不要寄希望健身樁一下子能治好病，也不要因一時不奏效而悲觀失望，生氣著急。而應耐心地、持久地鍛煉，使精神煥發，久而久之，自可功到病除。
第五，要做到四容五要：四容是頭直、目正、神莊、聲靜；五要是恭、慎、意、切、和。另外，健身樁是因病設式，因人而異的。病症不同，身體條件不同，在選擇姿勢時也應考慮。
關於健身樁的效果問題，王薌齋說：“經過四五十年的經驗，其效果雖因人而病而異，有大小快慢之別，但除去隨學隨之外，沒有療效是很少的，而且有很多人病愈之後繼續鍛煉，大多收到轉弱為強，老當益壯之效。”
王薌齋研究和實踐健身樁50餘年，他為人們健身治病提供的這一方法，內容比較豐富，也為許多人所采用，在全國範圍內影響較大。這裏限於篇幅，不但失於簡單，有掛一漏萬之處，而且有不準確的地方，隻能作為學健身樁者的參考。特此說明。馬寅初的熱冷水浴健身法
馬寅初(1882—1982年)，浙江紹興人。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教育家。他中學畢業後，入天津北洋大學，1906年畢業後，又留學美國耶魯大學，後轉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學，1914年在美國獲經濟學博士學位。回國後被北京大學聘為經濟學教授，並被推選為第一任教務長。抗日戰爭時期致力於戰時經濟問題研究，反對官僚資本主義，公開抨擊“四大家族”，因而遭反動政府逮捕和軟禁。1949年在重慶立信會計專科學校、上海中等職業學校等處執教，並任浙江大學校長。全國解放後，任華東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財政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大學校長等職。1957年7月5日，他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他的著名論著《新人口論》他明確提出：“控製人口，實屬刻不容緩，不然的話，日後的問題益形棘手，越難解決。”馬寅初以他經濟學家特有的深思遠慮，預察到人口問題對經濟建設的影響，最先提出需要“節製人口”的主張，這本來是對的。然而，他的人口理論卻遭到了錯誤的批判。1960年3月，他被迫辭職，直到1979年9月11日才給他恢複名譽，重新為北大名譽校長。中國共產黨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計劃生育”作為一項基本國策確定下來，曆史驗證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是正確的，是一項利國利民的好建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