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猷對古代軍旅武藝和民間武藝均有深入的研究，並有獨到的見解和貢獻。他把從李良欽那裏學到的荊楚長劍術，結合臨戰實用的需要，著成《射法》一書。還研究過棍、鈀、镋、釵等兵器的實用之法，再結合荊楚長劍之法，著成《劍經》一書。這兩部書都被年輩略晚於俞大猷的戚繼光收入其兵學名著《紀效新書》，也被明清許多軍事著作家和武藝家奉為重要典籍。在《劍經》中，俞大猷綜合李良欽、劉邦協、林琰、童炎甫等多家教師的心得，提出了“順人之勢，借人之力”、“舊力略過、新力未生”等技擊法則；提出了“剛在他力前，柔在他力後；彼忙我靜待，知拍任君鬥”。等具有普遍意義的戰術訣要。這些都顯示了俞大猷高深的武藝修養，是古代有關武藝理論體係中的精華。
俞大猷練武很講究方法，注意實用，所以他的武藝很有特點，他所擅長的棍法，時稱“俞家棍”，說明他的武藝自成一體。明代的何良臣在《陣紀》中說：“棍法之妙，亦盡於大猷劍經，在學者悉心研究，酌其短長，去其花套，取其精微，久則自可稱無敵也。”俞大猷練武注重臨戰實用，不求花套。平時練習主張對練，力避單練。他的這些思想，對少林寺棍術的發展起過十分重要的扶持作用。嘉靖40年（1561）他自山西奉命南征，特意取道河南，親自到久享武名的少林寺觀察練武，他發現少林僧人所習棍法“傳久而訛，真訣皆失矣”。遂帶僧徒工人隨軍南下，用3年時間，俞大猷把真正有實戰克敵之效的棍法傳授給他們。這兩位僧人將俞大猷所傳授的棍法帶回少林寺，廣為傳授，愈傳愈多，久之，造詣高深者近百人。自此少林棍既避花套，更趨實用。由此可見，明末清初又由少林僧人傳播到寺外的少林棍法，實際上應溯源於俞大猷。他對中國武術的發展，無論在理論上或實踐上，都有較大的貢獻，後人也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俞大猷的為人和他練武一樣講究實際。他為人耿直剛正，不屈服於權貴，因此不為當權者所賞識，他雖然才德超群，戰功卓著，但終究未被重用。隆慶初年，因薊鎮防線屢遭韃靼侵擾，他曾上書自薦，要求出擊韃靼，但朝廷當政者以其年老為由而不用，使一代名將負憾而終。戚繼光強調體質全麵訓練
戚繼光（1528—1587），字元敬，號南塘，晚號孟諸。山東蓬萊人。明代抗倭名將、軍事家、武術家。
戚繼光出身將門，曾祖父諫，膂力過人，曾和猛虎鬥，父景通，曾任都指揮使，武藝精熟。戚繼光武舉出身，17歲以世萌襲職登州衛指揮僉事，從此開始了戎馬生涯。嘉靖34年（1555）調浙江，任參將，抵禦倭寇。此時，他見舊軍素質不強，至義烏招募農民礦工，編練了一支“戚家軍”作為抗倭主力，他練兵有方，士兵身體素質好，武藝高，先後在浙江、福建、廣東等地連戰告捷，屢破倭寇，從而解除了東南倭患。隆慶元年（1567）被調至北方，鎮守北方要塞薊州，在鎮16年，他嚴格訓練士卒，並製定了一套守邊方略，並修築和改建了部分長城。張居正死後，他被調離薊州，至廣州任總兵，不久即遭排擠而解甲歸鄉。59歲死於故鄉蓬萊。戚繼光平生著述甚豐富，除了詩文集《止止堂集》之外，其他多數為兵書，其中以《紀效新書》、《練兵實紀》影響最大，一直被兵家奉為必讀之書。他對練兵、治械、陣圖等都有創見。
戚繼光治軍30多年，重視軍事體育，善以武藝強兵，並總結了一套武藝訓練的經驗。他的軍事體育理論和實踐，對後世軍事訓練和武術運動有重要影響。他在武術訓練方麵的思想與明代名將俞大猷有共同之處，主張武藝訓練重實戰，講實效，反對“花法”、“虛套”，提倡“對打”、“對練”，反對脫離攻防的“單練”。尤其強調體質全麵訓練，主張“練心之力”，“練手力”，“練足力”，“練身力”。在此基礎上提出“因材授器”等原則。這種既強調體質“全麵訓練”，又主張“因材授器”，因人而宜，把古代武藝訓練理論大大推進了一步，這是他對中國武術理論發展的重要貢獻。
戚繼光所說的“因材授器”，就是因其材力授習武藝。他說：“藤牌宜於少年便捷，狼筅、長牌宜於健大雄偉，長槍、短兵宜於精敏有殺氣之人，皆因其材力而授習不同。苟一概給之，則年邁四旬筋力已成，豈能以圓徑二尺之牌，而跪伏委曲，蛇行龜息，以避堂堂七尺之軀，伸縮進退、神出鬼沒，以縱橫於鋒鏑耶?即若狼筅、長牌授之以少年健兒，筋力未成，豈能負大執重、老老成成，立於前行，以為三軍之領袖翼蔽也載！”基於上述道理，戚繼光主張擇年老力大一人付以長牌，年少便捷一人為藤牌，將年力健大老成二人為狼筅，將有殺氣、有精神30歲上下的身強力壯好漢為長槍手，又長槍之次者二人為短兵，將老實有力者一人為火兵。這樣用長牌一麵，藤牌一麵，狼筅兩把，長槍四支，短兵兩件，火兵一名為一隊，結成一個作戰小組。這樣就形成一個組織嚴密，長短兵器選用，刺衛結合的戰鬥小組。經過嚴格訓練，戰士各有專長，又能緊密配合，就是一個堅強的戰鬥集體了。
當每個人的訓練項目確定之後，戚繼光又對訓練提出“從嚴從難，賞罰分明”的要求。他說：“凡人之血氣，用則堅，怠惰則脆。勞其筋骨，餓其體膚，君相亦然，況於兵乎。但不宜過於太苦，是謂練兵之力。凡兵平時所用器械，輕重分兩，當重於交鋒所用之器。重者既熟，則臨陣用輕者，自然手捷，不為器械所欺矣！是謂練手之力凡平兵時各兵須學趨跑，一氣跑得一裏不氣喘才好。如古人足囊以砂，漸漸加之，臨陣去砂，自然輕便，是謂練足之力。凡平時習戰，人必重甲，何以重物，勉強加之。庶臨戰身輕，進退自速，是謂練身之力。”這些隻是一般的身體訓練。此外還對各種軍事武術訓練提出了嚴格的要求，並在一定時間內進行比較檢試。初試定為上、中、下三等，每等又分上、中、下三則。再試時“如原等者不賞，進一則者賞銀一分，進二則者賞銀二分，趨進一等賞銀五分。一次原等免責，二次原等打五棍，三次原等打十棍，五次以上原等不進者，打四十棍革退。”這樣嚴格要求，又配以賞罰，其戰士軍事武藝日新月異。
戚繼光不僅在武藝訓練實踐中積極探索大膽改進，為中國古代培養了一批武術人才，而且在武術研究上也卓有創見。他在《紀效新書》的“長兵短用篇”、“比較武藝賞罰篇”和“拳經捷要篇”中，對中國武術提出了許多精辟論述，詳細記述和分析了當時的武術狀況，提出了槍、棍、拳、刀的各種訣要，對總結和發展古代武術做出了貢獻。
“拳經捷要篇”記載有宋太祖32勢長拳、6步拳、猴拳、囮拳、溫家72行拳等。他提出練拳要“身法活便，手法便利，腳法輕固，進退得宜，腿可飛騰”的技術要則。同時，他根據當時流傳的拳種，博采16家之長，編製了“勢勢相承，遇敵製勝，變化無窮”的32勢。他認為“大抵拳、棍、刀、槍、叉、鈀、劍、戟、弓、矢、鉤、鐮、挨牌之類，莫不先有拳法活動身手。”他提出了“其拳也，為武藝之源”的論斷，並大力提倡各種拳法“兼而習之”，以達到“上下周全”、“首尾相應”的全麵技能。戚繼光所有這些武術思想，對中國武術和軍事體育的發展，起過積極的作用。顧炎武文武雙全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愛國主義思想家和學識淵博的曆史學家、地理學家。
顧炎武的祖父是一個非常關心政治的人。他看到明朝末年朝政腐敗，生靈塗炭，便把希望寄托在年幼的孫子身上，教育顧炎武多研究天文、地理、水土和兵書等。顧炎武的母親知書達禮，她經常給兒子講文天祥、於謙等民族英雄的故事，勉勵他以此為楷模，發憤圖強，精忠報國。祖父和母親的教誨，深刻地影響了顧炎武，使他從小就喜讀書、好鍛煉。
顧炎武10多歲時，參加了一個叫做“複社”的文人組織，並結識了同鄉人歸莊。歸莊對兵法很有研究，並練得一身好武藝。顧炎武和他朝夕相處，形影不離，經常在一起演練槍棒，切磋武藝。當時，一般讀書人都重文輕武，他們兩人則在這種陳腐的風氣麵前力排眾議，積極宣傳讀書人要文武雙全，而且身體力行，苦練不輟。
在顧炎武32歲那年，滿洲貴族攻陷北京，建立了清朝。顧炎武獲知亡國消息後，極為悲憤，他下定決心要學習宋朝的文天祥，為光複故國山河而戰。第二年，當清兵南下占領了南京、蘇州和他的故鄉昆山等地時，他和歸莊等人積極參加了蘇州的抗清鬥爭。失敗後，又在昆山發動了抗清起義，並攻占縣城達21天之久。後來由於清兵大舉反撲，才被迫撤退。雖然連遭失敗，但顧炎武愛國的雄心卻絲毫沒有減弱。他離開故鄉，到處闖蕩，一方麵增長閱曆，著書立說；另一方麵廣泛結交俠義之士，勘察地形，策劃起義。
顧炎武以銜石填海的精衛為榜樣，發誓艱苦鍛煉。他曾寫下這樣一首詩：“我願平東海，身沉心不改，大海無平期，我心無絕時。”他十分佩服曆史上的高漸離、班超、諸葛亮、祖逖等人。在實際行動中，他學習祖逖聞雞起舞的刻苦鍛煉精神，每天練習劍術和騎射，在沙地上學習行軍布陣方法。他一天不練劍，心裏就感到有一件事情還沒有做完，覺也睡不安穩，即使到了深更半夜，也要起來補練一番。他學習騎馬的過程，更充分地顯示了他的頑強意誌和刻苦精神。顧炎武原是南方人，本來就不習慣騎馬，但他決心掌握騎馬本領，於是特意挑選了一匹不易馴服的驁（ɑｏ）馬來騎。盡管一次又一次地從馬背上摔下來，但他從不灰心氣餒，而是繼續苦練，終於馴服了烈性的驁馬，掌握了高超的騎術。
顧炎武為了勘察地形，策劃起義，遊曆了長江下遊、東南沿海以及華北、東北、西北地區的很多地方。在長期旅行勘察地形的過程中，生活過得十分艱苦，而且要攀高山，越峻嶺，穿密林，涉急流，但他從沒有後退過一步。艱苦的生活和環境磨練了他的意誌，也鍛煉了他的身體。
正是由於胸懷浩然正氣，一生苦練不輟，顧炎武到了70歲高齡，身體還十分健壯，經常騎著馬四處奔走察看地形。不幸在一次旅行中因山路險惡，翻身落馬，受傷不治而死。
顧炎武博覽群書，對經濟、史學、天文、地理、音韻、金石、兵書等，都很有研究，著有《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等。顏元主張“動以養生”
顏元（1635—1704），字易直，又字渾然，號習齋。河北省博野人。中國清初思想家、教育家。
顏元從小生活困難，邊勞動，邊學習。19歲時考中秀才，24歲起，開設家塾，教授生徒，一心致力於教育事業，是一位終生未仕的教育家。在數十年的教育生涯中，顏元繼承西周的“文武合一”教育傳統，他曾學兵法騎射和技擊，十分重視對學生進行鍛煉身體方麵的教育，他自身也喜歡很多體育活動，並發表了一係列直到今天仍然具有重要價值的見解，他是我國古代教育家當中比較重視養生的一位教育家。
“習行”、“習動”，這是顏元教育思想中的一大特色。在他的許多著作中都表達了他積極提倡“動以養生”的思想主張。例如：
“養生莫善於習動”（《言行錄·學人篇》）；
“常動則筋骨疏，氣脈舒”（《言行錄·世情篇》）；
“一身動則一身強，一家動則一家強，一國動則一國強，天下動則天下強”（《言行錄·學須十三》）。
顏元“動以養生”思想主要是在實踐中產生的，或者說與他的經曆有關係。顏元生於窮鄉僻壤，他“四歲失父，十一歲離母”，童年生活，十分孤獨艱苦。8歲時就學於吳洞雲，並學一些騎射、劍戟本領。20歲時，因養祖父家庭破落，由城裏遷往鄉下。在鄉下，顏元親自參加田間勞動，耕田種菜，負擔全家生活。勞動餘暇，顏元還鑽研兵書，學習技擊。這為顏元“動以養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顏元生活的年代，正是程朱理學猖獗一時的時候。在理學的毒害下，不少人“終日兀坐書房中，萎惰人精神，使筋骨皆疲軟”，成了“白麵書生”，“柔脆為婦人女子”。青年顏元也深受其害。他先後讀過《陸王語要》和《性理大全》等理學著作，對他們的理學要旨，篤信不疑，也經常在家閉門靜坐，窮理居敬，倍嚐靜坐頓悟之苦。時間一長，顏元發現，這種靜坐冥想的求知方法，與他“生存一日，當為生民辦事一日”的經世致用的主張，南轅北轍，於是他開始對程朱理學發生懷疑。他34歲那年，養祖母去世。顏元在家居喪期間，因恪守朱子家禮，連病帶餓，差點兒斷送性命。從此，顏元對理學的態度，由懷疑走上了反對的道路。後來，他53歲南遊中州（今河南），更認識到理學給社會造成的危害。於是，顏元反對理學的態度，愈益堅決，成了當時一個最為勇猛、最為徹底的反理學的鬥士。顏元的“動以養生”思想，就是在反理學鬥爭中通過教育實踐逐步形成的。
顏元反對朱子重文輕武的做法，主張文武合一，兵農合一，痛斥那些“衣冠之士，羞與武夫齒；秀才挾弓矢出，眾人皆驚；甚至子弟騎射武裝，父兄便以不才目之”的社會現象。他宣稱：“習樂則文舞、武舞，習禦則挽疆把轡，活血脈，壯筋骨”。“孔門習行禮樂射禦之學，健人筋骨，和人血氣，調人性情，長人仁義。一時學行，受一時之福；一日習行，受一日之福；一人體之，賜福一人；一家體之，賜福一家；一國體之，天下皆然。”
顏元“動以養生”的思想，特別是他反對脫離實際、空談玄妙的教人方法，主張“習動”、“習行”，重視體育的思想，並能將此與強國強民聯係來，是很值得我們借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