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電信在國內外市場運作中，不隻見“漏網”的利潤大魚，將市場做深做細；又見更大的“吞舟之魚”，積極參與國際電信技術標準的製定。此舉前瞻未來15年至20年國際電信場，實為高屋見瓴的“上兵伐謀”之作。此“謀”即標準規則的製定，為大唐電信未來十數年不隻搶占業界商戰的製高點，也“預設”了將來的市場份額及利潤空間。中國加入“WTO”，不隻是與國際接軌，更重要的是參與規則製定，在國際經濟領域有較大的“話語權”，就可處於“致人而不至於人”的主動地位。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大唐挾標準以令市場，當有“上兵伐謀”的市場優勢。“試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人之天下”。
對企業運作而言，“上兵伐謀”的實質有二：一為重視並發揮企業平台的作用，二為在業界的最高點謀全局，謀未來。如大唐電信之參與國際電信技術標準製定，就是謀全局謀未來，是企業競爭戰略“上兵伐謀”的得意之作，是大唐電信作為前衛的高科技國企--“國家隊”的光榮，科技的光榮，前瞻並實質性把握未來的光榮。
做事絕招：
對企業運作而言，“上兵伐謀”的實質有二：一為重視並發揮企業平台的作用，二為在業界的最高點謀全局，謀未來。
六、死地則戰，絕處逢生
在戰場上，在被動不利的條件下，變不利因素為有利因素的策略。這一謀略的實現，關鍵之處在於決策者能夠及時認清形勢，善於從患中發現有利於己的因素，變患為利，變害為益。任何事物都是相輔相成，辯證統一的，沒有絕對的患，也沒有絕對的利，關鍵在於因勢利導，克服困難，這樣才能化險為夷，絕處逢生。
孫子崇尚智慧、計謀，也崇尚意誌，認為意誌在特殊情況下往往是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所以，他在《九地篇》中提出了“死地則戰”的觀點。所謂“死地”，是指那些迅速果斷地決策與行動則能夠生存，否則就死亡的地區，通常是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的地區。在這種地區的出路隻有拚死決戰。
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恃，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敢問敵眾而整將來，待之若何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公元427年，魏主拓跋燾得知夏主赫連昌派軍攻擊長安的消息，決定親率大軍乘虛襲擊大夏都城統萬（今內蒙烏審旗南）。這年五月，北魏大軍渡過黃河。然後，拓跋燾決定自率精銳輕騎兵倍道兼行，迅速進攻統萬城。群臣認為不可。拓跋燾解釋道：“我軍之所以能夠打敗敵軍，重要原因就在於軍士們遠離家鄉兩千餘裏，而且後有黃河阻隔，毫無退路可言，隻能拚死作戰。這便是‘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的道理。”拓跋燾說服群臣之後，率少數騎兵進抵統萬城下，引誘敵人出城，而將主力部隊埋伏於山穀之中。夏主赫連昌不知是計，率步兵和騎兵出城追擊魏軍，陷入了魏軍的伏擊圈之中。魏軍將士個個奮勇爭先，拚死作戰。一番激戰之後，魏軍攻入統萬城，大夏遭到重創，軍力從此大為削弱，第二年便滅亡了。實踐一再證明，戰爭不僅僅是力量的拚搏，也是意誌的較量。所謂“絕處逢生”，勝就勝在一個“絕”字上，勝在敢於戰鬥、敢於犧牲的精神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