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對寫作《水葬》時那種激情十分懷念，十分憧憬，企盼那種創作激情再度來臨。因為那時，寫作不再是苦思冥想，一種心靈的焦灼，一種不堪忍受的重負，而是每天都沉浸於一種難以遏製的興奮之中，有一種創造性的勞動帶來的愉快，一種即將了卻一件心事的輕鬆，或者幹脆說是一種享受。
這是我自己也沒有想到的事情。
1988年春天，即將結束在北京長達四五年之久的學習，在北京大學熬著最後一個學期。隻能歸結於時間太久，最初的熱情已為冷靜取代。這個學期我遲去了將近一個月，理由是承擔了漢中行署交給的一個任務：為專題片《今日漢中》撰稿。其實，這隻是借口，連自己也難以說清遲遲不願歸校的原因。好在作家班以創作為主，學校並不為難我們。倒是現在回想，京華四載，對日後創作的影響怎麼估計都不過分。
畢竟最後一個學期，又身處北大，可以自由聽課，許多老師都是國內第一流學者，比如講文藝理論的嚴家炎先生，講比較文學的樂黛雲先生，講文藝心理學的金開誠先生，講唐詩宋詞的袁行霈先生，講現代詩的謝冕先生；在校園，在未名湖畔還看到過季羨林、羅大岡、張中行、王瑤……這些大學者散步或騎自行車，並且口噙大煙袋（王瑤）。至於那批新銳教師張頤武、黃子平常泡在作家班聊天，曹文軒則是我們的班主任，故而造成了一種十分濃鬱的學術氛圍。當然北大離城遠也是一個原因，成天呆在校園，隻能聽課，讀書，寫作。
沒有公務家事幹擾，每天有十幾個小時可供自由支配，又都三十多歲，精力旺盛，是最能幹事的當口，不寫點什麼心裏便空落落的。
《水葬》的寫作契機十分偶然。
一次，幾個同學聊天，那時常用聊天來打發漫長的夜晚，有許多收獲也常常來自聊天，聊天的內容天大海寬，畢竟就要分手了，四五年中，許多同學的工作都發生了變動，不少人擔任了省市作協、文聯領導，全盛時期竟然有十幾個同學擔任省市刊物的主編。比如周山湖任《黃河》主編，張石山任《山西文學》主編，肖建國任《芙蓉》主編，趙本夫任《鍾山》主編，陳廣斌任《草原》主編，聶震寧則由廣西偏遠的河池地區調漓江出版社，出任大型刊物《漓江》主編，他滿懷信心把刊物辦得有模有樣，在聊天中，聶震寧向大家約稿，要求在座的每位拿出一部中篇力作，要大氣派大視角，題材不拘百花齊放，願怎麼寫就怎麼寫，但要寫得好看，集中起來打排炮，也給他這新任主編添些光彩。
“把你秦嶺山區的生活再好好挖掘一下，寫個比《山祭》更有味的……”
那時我的長篇小說《山祭》已經出版，前輩作家胡采、王汶石寫的大塊評論剛剛在《文藝報》《文學報》上刊出，說我是“描寫山區風景風俗畫與山村女子的能手”，故而引起了同學們的關注。
“行，我寫一篇，題目就叫《三個硬漢子和一個弱女子》。
我本是用開玩笑的口氣順嘴說出，豈料大家都叫好，還建議把“三個”改為“三條”。這一說，我心裏真還怦然一動，當晚就在紙上勾畫起來。我使用的是一種大稿紙，裝訂厚厚一本，反過來在背麵用，無格無拘束，打草稿，列提綱，擬題目，標重點，總之能隨心所欲。
我在稿紙上像定作戰方案一樣畫示意圖。把三條硬漢子和一個弱女子的關係用各種符號和箭頭表示，盡可能開掘出較為廣闊的社會背景和曆史淵源；盡可能讓每一位出現的人物都有獨特鮮明的性格特征，又能大規模地概括生活……
豈料，勾畫之間，思緒如湧，人物不再是幾個而是牽扯出一群；煙村不再是幾家而是渾然一座古鎮；時間也不單是一年半載而是幾十年乃至一個世紀。於是，我本能地意識到這絕非一部中篇可以包容，完全應該寫一部長篇，關鍵是自己擁有並且已經沉澱為某種“塊壘”目下又能夠呼之欲出的——
生活
事情仍然要追溯到我的青少年時代。
由於家庭蒙難其實是整個民族整個國家蒙難，離開城市到陝南鄉村落戶，正好趕上那一件件被載入史冊也被人反複詛咒反複研究的事情——“大躍進”、“吃食堂”，接著便是餓死數以千萬計人的“自然災害”。
陝南算是亙古富庶地方，有“瓜菜可代”才避免了大規模死人。但每個家庭都經曆極其嚴峻慘烈的考驗，尤其是像我家這樣被打入“另冊”又淪落於社會底層的外來戶，必須像原始人類一樣學會起碼的謀生手段——采集一切可以食用的野菜、樹皮、地耳、青蛙和麻雀。
再是，必須學會人類另一樣古老的謀生手段——割柴。因為采集的東西必須煮熟，而村落四周早被反複挖掘得寸草不生。好在村後不遠便是巍峨延綿的秦嶺，大約從小學五年級起我就加入了鄉村孩子上山割柴的行列。
每個星期天，淩晨，村巷裏便一片鼓噪，大人孩子都摸黑起床，吃過飯後再帶上菜團或煮熟的蘿卜紅薯，牽群打浪，向村後的山嶺走去，這常是冬日，山草枯黃的季節，冒著凜冽的寒風，趕一二十裏山路，到了柴坡便四散開去，冬日天短，山道又遠，每每歸來時，從山腰到山腳，背柴火的男女扯成線線，饑餓困頓，全無聲息，在落日西風中形成的背柴圖蒼涼淒迷，銘心刻骨，深印腦際。
從小學到初中，五六年光景，深入進去，才發現這簡單沉重的營生其實有許多講究，柴火有草柴和硬柴的差異，進山也有大路和小路的區別；有些把式還講究姿勢和刀法，雪亮的刀片在陽光下閃耀，抓進手中的柴火無一根漏撒，至於捆紮，要四楞上線，有模有樣，尖擔挑起來，兩邊翹得像公雞尾巴，才活活現出割柴漢的風采與瀟灑。
但這還隻是走小路的割草柴漢子，再威風也無法和走大路、割硬柴的漢子相比，那才真正算得上體麵和排場。
兩種割柴漢的根本區別在於所走的路線。
走小路便是沿著村後放牛娃、割柴漢自然踩踏出來的山路，進山也就幾十裏路，所割也多為茅草、黃貝草、霸王草一類，或背或挑，當天就能打個來回，供自家灶爺，再講把式的角色也屬小打小鬧。
走大路的漢子則不同，首先得有一輛雞公車，這是五六十年代遍及陝南城鄉的一種運輸工具，據說從當年諸葛亮在漢中製造的木牛流馬演變而來，其實就是電影《淮海大戰》中那種手推式獨輪車，貌似原始簡單，負載卻在五六百斤乃至七八百斤上下，而且柴火多為青、板栗、馬桑之類的木質硬柴，這便可以出售，賣柴糊家，真正算一種營生了。
至於所走路線更為顯赫，就是被專家們譽為“蜀道之始”的褒斜道。蕭何當年追韓信的道路，赫赫有名了幾千年之久。抗戰時修通的第一條穿越秦嶺的西（安）漢（中）公路也沿用的是這條古道。褒穀口距村落不過數裏之遙，但深入進去則能穿越整個秦嶺到達寶雞乃至西安。
砍柴當然不用去那些闊綽去處，但深入秦嶺無疑有了廣闊的選擇天地，各式柴火、毛竹木料，乃至藥材毛皮、土特山貨應該都具備的。
走大路一般當天不能返回，需三五日左右，在沿線山民家住，有點野營的味道，返回注定滿載而歸，那些充滿血性彪悍的砍柴漢們不但帶回足以炫耀人眼的硬柴，還帶回一係列與山裏人打交道的軼事趣聞。這就讓人羨慕向往。
其實，大山都相通，在小路山巔割著茅草柴的當口，若是晴日，能夠看到那沉於河穀白帶般的公路上，絡繹不絕的推雞公車的漢子，每每讓人感歎：什麼時候才有資格加入那個行列。
隻能歸結於命運，我日後果真加入到這樣的行列，且成為其中堅，時間則漫長得讓人不寒而栗，因為不是一年半載，而是整整的十八年。
那已經是1964年，我初中畢業考取中專因政審落選，即回鄉務農。那一帶隻要當農民，就注定要與山打交道，每年冬春進山砍柴是最基本最起碼的營生；再是春末采青肥，伏天割曬牛草，秋季割毛竹，加之修渠修路，沒有哪年不進幾次山的。
此時，早沒有了少年時代的希冀和夢幻，把進山看成是一種獵奇，更多是一種無奈，因為其艱苦程度非身臨其境不能體會。
鄉村再艱苦，白天總有粗茶淡飯可以充饑，晚間總有茅舍薄被可以禦寒，與家人廝守，好歹也有種安定感。進山則將這一切打破，讓你時時處於一種擔憂犯愁的熬煎之中。因為你並非去遊山玩水，而是要去完成強加於你又非完成不可的任務。
比如暮春時節采集青肥，這是陝南水稻產區的一項獨特活計。栽秧之前，采摘一批樹芽青草撒進水田，翻蓋起來，漚爛肥田。對水稻增產到底能起多大作用並無科學鑒定，但對林木生態的破壞卻顯而易見，每每采積青肥過後，千山萬嶺剛剛發芽生長的樹木一片凋零。這種顧此失彼得不償失的做法早被禁止。但當時在“農業學大寨”當中可不得了，凡栽種水稻的村落社隊都把它當作一項政治任務來落實來大抓，完全像搞運動，“三天動員，五天展開，轟轟烈烈，紮紮實實”，況且栽秧本身季節緊迫，不僅采取“大兵團作戰”把整個生產隊男女老少全動員起來，走小路，去村後山裏，當日返回之外，還常組織突擊隊，挑選精幹勞力，走大路，進秦嶺安營紮寨，突擊采集十天半月，另再組織專人運輸。我幾乎每次都被“選拔”進突擊隊裏，其他也多是地富子女和受欺負的老實疙瘩，這幫人被集中起來是絕對沒有好果子吃的。每天定額采集三百斤青肥，這是拚死拚活才能完成的數字。因為樹芽並不是那麼好采集，整個褒穀幾十裏公路沿線，凡坡嶺泛綠的地方，都駐滿了生產隊，坡嶺間到處都是采青的人影，一副戰天鬥地的模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