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人死去時，會有四個人將他的屍體放在架子上，然後扛在肩上帶到葬體的會場。當一個肩膀開始酸痛時，他們就會把架子換到另一個肩膀。他們疲累的肩膀會得到片刻的解脫。然後第二個肩膀又累了，他們又會將架子換到另一個肩膀。一個變換信仰的人隻是從一個肩膀換到另一個肩膀，重量一直都在，那並沒有不同。一個人隻會得到片刻的解脫。
如果印度教徒變成回教徒、如果回教徒變成耆那教徒、如果回教徒變成基督徒，如果他隻是放棄了一種信仰係統而又抓住了另一種，那麼在他頭腦中的負擔並沒有什麼不同。他會得到片刻的解脫，但是那隻是將重量換到不同肩膀而已──那種解脫並沒有任何意義。
我聽說，在一個村莊裏有兩個人──一個是極端的無神主義者，另一個是極端的有神主義者。全村的人都為他們兩人感到煩惱。有神主義者會日複一日的解釋神的存在，而無神主義者會日複一日的反駁他。村子裏的人很為難，他們不知該追隨誰。最後他們決定既然他們那麼令人煩惱，他們應該要在全村的人們麵前辯論。村人說：我們會追隨那個贏得辯論的人。別讓我們為難，你們必須互相辯論，而贏的人我們就會追隨他！
在一個月圓之夜，這場辯論在村子裏開始了。全村的人都來了。有神論者向大家解釋神學理論，他提出了他所有反駁無神論的證據。然後是無神論者反駁有神論，他提出了一切有利於無神論的證據。辯論進行了整晚，而到了早上，結果是有神論者變成了無神論者，而無神論者變成了有神論者！他們兩人都喜歡彼此的看法。
但是村人們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兩個人說服了彼此並同意了對方的意見，所以在村子裏仍然有一個無神論者與有神論者，人數還是一樣的──而這個村子的問題也還是一樣。
如果我們為了另一種信仰而改變自己的信仰，那對我們的人生來說並沒有什麼不同。我們的問題還是一樣。我們的問題和成為印度教徒、回教徒、耆那教徒、基督教徒沒有關係，我們的問題是我們隻是相信而已。隻要一個人隻是在相信，他就是將自己放在束縛之中，他把自己關在監牢之中，而他就以某種形式被綁住了。
一個被監禁的人、一個被監禁的頭腦怎麼能夠從思想中解脫呢？他怎能脫離那個他用整個人牢牢握住的思想，與他深信不疑的事情呢？他怎能脫離它們呢？那是非常困難的。
如果我們將基礎的石頭移開，我們就能夠擺脫它們。
信仰就是這一堆思想的礎石。在信仰的基礎之上，人類被授以思想，而當思想緊緊的掌握住人們時，恐懼也會掌握住人們──如果我放棄它們會怎樣？所以人們說如果有人給他們某種東西，最好還是緊緊抓住它，然後他就可以放棄他目前的思想──但是他並沒有想到要放棄這種緊抓的觀念。
頭腦的自由並非來自於改變信仰，而是來自於脫離信仰本身。
佛陀曾造訪一個小村莊。有些人帶來了一個瞎子，他們說：這個瞎子是我們的好朋友。雖然我們試著說服他光明是存在的，他卻不準備接受這個事實。他的論點讓我們不知該如何是好。即使我們知道光明的確是存在的，我們還是辯不過他。這個人告訴我們他想要觸摸光。我們怎麼可能讓他摸得到光呢？
然後他說：好吧，如果光無法被觸摸，那麼我想要聽聽它的聲音。我有耳朵。讓我聽聽光的聲音。如果這也不可能，那我想要嚐嚐它，或者如果光有香味的話，我也想要聞聞它。
沒有辦法說服這個人。光隻能被看見──而他卻沒有眼睛。他向村人抱怨他們在不必要的談著光明，隻為了證明他是個瞎子。他覺得他們隻是為了證明他是瞎子而編故事。
所以人們問佛陀是否可以在村子裏待一會兒，也許佛陀可以讓這個瞎子了解。
佛陀說：我還沒有瘋狂到想要說服他！人類的問題就是由那些試著對看不見的人解釋的人們引起的。教士是人類的溫疫。他們告訴人們他們自己都無法了解的事。
所以佛陀說：我不會犯同樣的錯。我不會向這個瞎子解釋光是存在的。你們找錯人了。不需要帶他來找我，帶他去找一個能治療他眼睛的人。他不需要說教，他需要的是治療。這不是一個解釋的問題，也不是要他相信你們告訴他的話，那是治療他的眼睛的問題。如果他的眼睛被治愈，那麼你們也不需要解釋了；他自己將有能力看到，他自己就有能力知道。
佛陀說的是他並不將宗教視為隻是一種哲學性的教導──它應該是種實際的治療。所以他建議讓這瞎子去看醫生。
村人們覺得佛陀說得對，所以他們將這個瞎子帶去讓醫生治療，幸運的是，在幾個月之後他痊愈了。
在佛陀要到另一個村子時，這個瞎子也來了。他向佛陀行禮，觸摸他的腳然後說：我錯了。的確有光這種東西，但我看不到它。
佛陀回答：你當然是錯的，但是你的眼睛得到了治療，因為你拒絕相信別人告訴你的話，除非那是你自己的經驗。如果你接受了朋友們告訴你的話，那麼事情就結束了，你的眼睛就不會得到治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