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毫不猶豫地敬告那些自稱為廢奴論者的人，他們必須立即真正地收回無論在個人和財產方麵對馬薩諸塞州政府的支持，不要等到他們形成多數後再在他們中間執行正義。我認為，隻要有上帝站在他們那一邊就夠了，不必等待其他。再說，任何比他鄰居更勇敢的人都可以形成一個多數。
我每年僅有一次機會通過收稅官直接麵對麵地和美國政府，或它的代表——州政府打交道。這是像我這種處境的人必然和它打交道的唯一方式。這個政府十分清楚地要求我承認它。而我為了要在這種情況下應付它，並表達對它微乎其微的滿意和愛戴，我的最簡單、最有效、並在目前形勢下最有必要的方式就是否認它。我的鄰居，收稅官，正是我要對付的人——因為畢竟我並不跟羊皮紙文件，而是要跟人爭論——他已自願當了政府的代理人……在一個不公道地關押人的政府的統治下，一個正義者的真正歸宿也是監獄。今天，馬薩諸塞提供給那些較自由和有點朝氣的人的合適地方就是她的監獄，州政府按自己的法令將他們驅逐出去或監禁起來，因為這些人已經按照他們的原則把自己放逐出去了。在監獄裏，在那些逃亡的奴隸、保釋的墨西哥戰俘和前來投訴種族迫害的印第安人中間，他們找到了歸宿。在那個與世隔絕，但更自由、更誠實的場所，州政府關押的不是讚成它，而是反對它的人——那是一個蓄奴州裏的自由人可以問心無愧地生活的唯一地方。如果有人認為，自由人的影響在監獄裏會消失，他們的聲音再也不能刺痛官員們的耳朵，他們在大牆之內也不再是敵人，那就錯了。他們不知道真理要比謬誤強大許多倍，也不知道親身經曆過一些非正義的人能夠多麼雄辯而有效地同非正義作鬥爭。投上你的整個選票吧，不單單是一張小紙條，而是你的全部影響。少數服從多數則軟弱無力；它甚至還算不上少數。但如果盡全力抵製，它將勢不可擋。一旦讓州政府來選擇出路：要麼把所有正義者都關進監獄，要麼放棄戰爭和奴隸製，我想它是會毫不遲疑的？要是今年有一千人拒交稅款，那還算不上是暴力流血的手段。我們若交了稅，則使州政府有能力實行暴力，造成無辜流血。事實上這就是和平革命的定義，要是任何這種革命是可能的話。假如那位收稅官或任何其他政府官員問我，正如有人已問過的：“那麼我該怎麼辦呢？”我的回答是：“如果你真要幹點事，就請辭職吧。”當臣民拒絕效忠，官員辭去職務，那麼這場革命就成功了。就算這種作法可能會引起流血吧。當人們的良心受到創傷時，這難道不也是一種流血嗎？由於這種創傷，一個人將失去他真正的勇氣和不朽的氣質。他會如此流血不止，直至精神上的死亡。現在我看到這種無形的血正在流淌。
幾年前，州政府曾以教會的名義要求我支付一筆錢以供養一個牧師，他的傳道我父親聽過，而我從來未聽過。“付錢吧，”它說，“要不然就進監獄。”我就是不付。但不幸的是另一個人覺得應該付。我不明白為什麼教師要付稅給牧師，而不是牧師付給教師。我不是州立學校的教師，但我靠自願捐款為生。我不明白為什麼學校就不能像教會那樣，在州的支持下，提出自己的稅單。然而，在當選議員們的要求下，我屈尊寫下了這樣的聲明：“謹以此言為證，我，亨利·大衛·梭羅，不希望被認為是任何我沒有加入的聯合團體的一員。”我把這聲明交給了鎮公所的文書，他還保留著。雖然州政府當時說過，它必須堅持它原先的決定，但聽說我不希望被認為是那個教堂的成員，打那以來，它一直沒對我提出類似要求。我願意一一簽字，以表示與我從未簽字認可的一切社會團體斷絕關係。可惜我不知道這些團體的名稱，也不知道該到何處去尋一份完整的名單。
編按：宋慶齡（1893～1981），偉大的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戰士，孫中山的夫人。
1932年8月，正當世界法西斯侵略活動日趨猖獗的時候，以宋慶齡等為名譽主席的世界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委員會在荷蘭成立。世界反戰委員會決定由宋慶齡等負責在上海召開一次遠東反戰會議。宋慶齡立即著手此項活動。但是國民黨當局卻百般阻撓和破壞，致使會議不能公開舉行。在宋慶齡及中共江蘇省委的領導下，會議籌備工作加緊進行，1933年9月30日，遠東反戰會議衝破國民黨當局重重阻撓，幾經周折在上海秘密舉行。宋慶齡冒著危險，於半夜一時摸黑趕到會場，擔任大會執行主席，並作了題為《中國的自由與反戰鬥爭》的演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