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今天該怎樣對待美國政府才合適呢？我說，他不可能與之相聯而不失體麵。我一刻也不能承認那個政治組織就是我的政府，因為它也是奴隸的政府。
所有的人都承認革命的權利：那就是當人們無法容忍一個獨裁或無能的政府時，拒絕效忠並抵抗它的權力。但是幾乎所有的人都說現在不是那種情況。他們認為隻有1775年大革命才屬於那種非常時期。要是有人告訴我，這是個壞政府，因為它向進入它港口的外國商品征稅，我完全可能不把這種指控當回事，因為我可以不要這些商品：所有機器都有磨擦，這有可能抵消罪惡。無論如何，要是從中進行煽動便是極大的罪惡。但是當這一磨擦開始毀壞機器，當鎮壓和搶劫已組織起來時，我說，讓我們再也不要這樣的機器了。換句話說，當一個承諾要保護自由的國家的六分之一人口是奴隸，當一個國家完全被外國軍隊非法地蹂躪、征服，並由軍法管製的時候，我想，過不了多久，誠實的人便會起來造反和革命。使得這一責任更為緊迫的事實是：被蹂躪的國家不是我們自己的，而侵略軍卻是我們的。
當然，一個人沒有責任一定要致力於糾正某種謬誤，哪怕是最不公正的謬誤。他仍可以適當地從事其他事情。但他起碼有責任同這謬誤一刀兩斷。既然他不再拿它當回正事，他就應該基本上終止對它的支持。要是我致力於其他追求和思索，我首先至少得保證我沒有騎在別人肩上。我必須先從他身上爬下來，好讓他也能進行他自己的思索。請看這社會是多麼地不和諧。我曾聽到城裏有些市民說：“我希望他們命令我前去鎮壓奴隸起義，或開赴墨西哥；看我是否會去。”但正是這些人，他們每人都直接而忠誠地，起碼是間接地通過出錢，提供了一個替身。拒絕參加一場非正義戰爭的士兵受到人們的讚美。可這些讚美者中的某些人並沒有拒絕擁護那個發動這場戰爭的非正義政府。這些人的行為和權威正是士兵們所蔑視和不屑一顧的。在他們看來，似乎國家在犯罪時也有追悔之意，因而要專雇一人來鞭笞自己，但又沒有後悔到要停止片刻犯罪的程度。因此在秩序和公民政府的名義下，我們最後都被迫對我們自己的卑劣行徑表示敬意和支持。人們在犯罪的首次臉紅之後學會了滿不在乎。不道德似乎也變成了非道德。這種適應在我們的生活裏並非完全沒有必要。
如果你被鄰居騙走一元錢，你不可能僅僅滿足於知道自己受騙，或對別人說自己受騙，或要求他如數償還。你會立即采取有力步驟獲得全部退賠，並設法保證自己不再受騙。出於原則的行動——出於正義感並加以履行的行動——能夠改變事物及其關係。這種行動基本上是革命的，它同以前任何事物截然不同。它不僅分離了政府與教會，也分離了家庭；是的，它還分離個人，將他身上的惡魔從神聖的部分中分離出去。
非正義的法律的確存在。我們究竟是滿足於服從它們，還是應當一邊努力修改、一邊服從它們直至我們成功，或者幹脆超越它們？在目前這種政府統治下的人們通常認為他們應該等待，直至他們說服了多數人來修改法律。他們認為，如果他們抵抗，這種糾正方法將比罪惡的現狀更壞。但造成這種無可補救局麵的責任應當歸咎於政府本身。它使之越改越壞。它為什麼不能事先預計到改革並為之提供方便？它為什麼不愛護少數明智的人？它為何在還沒有受到傷害時就嚎叫著抵抗？它為何不鼓勵公民們及時指出它的錯誤，並讓他們主動地幹好事情？它為何總是把基督釘在十字架上，將哥白尼和路德革出教門，並宣判華盛頓和富蘭克林為叛逆？
有人會認為，政府對於那些故意而切實冒犯它權威的人往往是熟視無睹的。要不然，它怎麼沒有為此規定過明確、恰當和相應的懲罰？一個沒有財產的人隻要有一回拒絕向州政府交納9個先令，他就會被送進監獄，關押他的時間不受我所知道的任何法律限製，僅僅由把他送進去的那夥人任意決定。但是，如果他從州裏偷了90倍於9先令的錢，他很快就能逍遙法外。
如果這樣的不公正是政府機器必要磨擦的一部分，那就讓它去，讓它去吧。可能它會自己磨掉這些不平——當然，這機器到時也會完蛋。如果這種非正義有它專用的彈簧，滑輪，繩子，或曲柄，你可能認為改造它並不一定就是壞事。但是如果它的本性就要求你對另一人施虐，那麼我要說，請犯法吧。用你的生命來反磨擦，好讓這機器停止運轉。在任何情況下，我必須保證自己不參與我所譴責的罪過。
至於說要執行州政府提出的消除罪惡的方法，我不知道有這種方法。它們費時太久，一個人的生命有限。我有其他事要做。我來到這世界的主要目的不是要將它建成生活的樂園，而是在此地生活，無論它好還是壞。一個人不必樣樣事都去做，而隻需做一些事。正因為他不能樣樣事都做，他就不應該將一些事做錯。假如州長或州議會沒有義務向我請願，我也沒有義務向他們請願。如果他們聽不到我的請願，我該怎麼辦？在目前情況下，州政府對此並沒想出任何辦法。真正的罪過在於它的憲法本身。這聽來可能過於嚴厲、固執或不通情達理。但唯有這種精神才是我們對待憲治的態度，它含有最大程度的善意和最深刻的思考。這也是所有事物向好的方麵轉化的規律，就像人在同疾病的生死搏鬥中會全身痙攣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