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又一次證明，我父親的決定是十分正確的。我大弟的確非常具有政治家的天賦。他不僅繼承了我父親敢說敢幹、能夠麵對一切困難的無產者精神，而且在所有的公眾場合，他都能將高姨禮貌和給人信任的修養完整地體現出來，更為重要的，他所受的教育比父親們能更快地接受新思想和新事物。他在為城市的經濟發展做了大量工作的同時，還能用許多非常合理的口號將社會流行的諸如卡拉、桑拿之類披上改革開放的外衣。在他的策劃下，我二弟就能從一個工薪人士，迅速地合情合理合法地成為了掌握上千萬資產的大老板。
我那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大弟，就曾這樣對我說過：古時候總是將升官和發財聯係在一起說的，共產黨的官在表麵是不允許個人發財的，隻能說為人民服務。但為人民服務，人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交出你作為主人的權利，特別是對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及文化資源的支配權。共產黨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如果沒有實際利益，人們也就沒有追求權力的興趣了。天下熙熙，利之所趨。但權力這個東西是有時效性的。因此，對權力的繼承從來就是權力掌握者在權力有效期間必須認真考慮的問題。
我們家老爺子盡管沒有讀過政治學，但事實上也精通此道。你想，如果沒有我及他培植的接班人掌握著權力的話，他離休後，最好的情況就是按政策享受那些有限的待遇了，而且要看人家的臉色。
對這點，父親雖然從不在公開場合加以評論，但有一次我探親回家同完全賦閑在家的父親小飲，他在幾杯茅台下肚後，看看左右無人輕聲地對我說：“媽巴子的，你兩個弟弟比你強，為官的如魚得水，為財的合理合法。你啊，就會讀死書。如果想通了，還是回老家來吧，我叫人給你個職務。這裏幹點什麼都方便。”說完就嘿嘿地笑了起來。可以看得出，父親盡管為自己不能親自再在官場上拚殺感到有一些失落，但為自己的後人有如此造化也感到心滿意足了。但我總感到，那充滿父愛的笑聲又多麼像狡詐的老農騙取了他人財物後的竊笑。
父親與雪姨的關係還算可以。
人們對老夫少妻之間最擔心的事情，莫過於年少妻子的青春蕩漾如何在已不提當年勇的老爺子那裏得到有效的抑製而不決堤外泄。這些問題在父親那裏應該不是問題。雪姨就曾很神秘地對我的老婆、也就是她那和她年齡相近的兒媳說起過老爺子那永不滿足的欲望。“真不知道吃錯了什麼藥，越老越行了，離休之後竟然天天需要。我真的受不了了。他的兒子也是這樣嗎？如果這方麵都遺傳的話，做於家的兒媳婦可就慘了。”
我老婆聽到這些話，竟臉紅得不知如何回答這位長輩的發問。就是在晚上同我恩愛後向我講述這些話時，我還能感到她臉在發燒。但憑著我們這些年輕體壯的於家後代的親身體會，雪姨這些話，應該有點誇張，或許是在嗔怪中證明自己選擇的正確，也可能還有點對自己能很好地開發老年人的性愛潛能感到驕傲。我的這些想法並沒有告訴我老婆，我不願意與自己的女人討論長輩的那種事，尤其在沒有穿衣服的床上。
盡管父親寶刀未老，但雪姨還是沒有同意與父親生孩子。其理由是父親家老大和老二，也就是我和大弟高兵的孩子都有幾歲了，雪姨再生孩子有點難為情。盡管這也許不是真正的理由，但我們兄弟還是真心感謝雪姨的，我們都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叫比他們小得多的父親的孩子為叔叔或者阿姨。雪姨沒有為父親製造革命後代，並不影響父親對雪姨家事的關照。
因為他知道雪姨是為了弟妹們而耽誤了婚姻才將處子身獻給他的。所以，無論父親是否在位，凡是有關雪姨家的事，他都要親自出麵辦理。在父親的親自關懷下，雪姨高中畢業的大弟到黨校深造後擔任了一個區的副區長，二弟從工廠調到了團市委擔任青工部部長，三弟到工會擔任辦公室副主任，四弟和五弟都保送上了我們市屬大學，六妹初中畢業不願意上學就到了公園擔任出納。僅此一點，雪姨也是感激父親的。
父親德高望重，且革命事業後繼有人。他心滿意足地安度著晚年。但不知為何，當他生命進入倒計時後，他總愛和兒孫們談論他的父母和幾十年沒有回過的故鄉，有一次在飯後閑談中，父親竟然說，他這一生要感謝於朝龍。
如果不是於朝龍教他賭博，他可能就會守著那幾十畝地而在解放後成為地主。如果不是於朝龍因他拿東西而毒打他，他也不會火燒於朝龍家房子而遠走他鄉參加革命。如果沒有於朝龍包辦，他就不會與我媽成親也就沒有我了。看著父親那憂鬱的老臉，弟弟和部屬們就建議他到故土看一看，或請老鄉親們來家坐坐。然而，每當這時，他又總是很豪放地說，革命者四海為家，哪有那麼多婆婆媽媽的事情。
但我是知道的，他在心裏一定在罵：“媽巴子的，於家人從來就沒有當我是人呢。”
五
父親要死了。
盡管他日益虛胖的身軀，會給人各種錯覺，然而，所有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的五髒已全部發生了不可逆轉的病變。
我同許多人守候在病房裏，在等待著他死亡。
市委辦公室送來了為父親準備的悼詞。這篇由父親原秘書、現市委書記審定的悼詞對父親評價很高。文稱，父親出身於貧苦人家，青少年時代因反抗地主的壓迫而投身革命，曆任遊擊隊隊員、副隊長，解放後任縣公安局長、縣委書記，地區專員。文化大革命受衝擊，“文革”後任市委書記，為廢除領導幹部終身製，主動退居二線，擔任顧委會主任，最終享受副部級待遇。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是黨卓越的地方領導者，是人民的好兒子……
看著這些讚頌之詞，我卻想起我媽說過的話。
（原名為《父親》，刊《長城》2009年第5期，《名作欣賞》2011年第3期）
附一 劉方喜 ：真實的父親，會安息嗎？
若按傳統文學理論的說辭，著名社會學家於建嶸的小說《父親》（《長城》2009年第5期）是一篇典型的現實主義小說的佳作，其人物形象的典型性與真實性都非常突出。作者為我們塑造了一個真實的“父親”，這個真實的“父親”不是市委辦公室所擬悼詞中的那個“父親”，也不是高姨所曾真實崇拜過的那個“父親”，而是“母親”早已看透了的那個“父親”，是高姨投河自盡前恍然大悟到的那個“父親”……
說得理論化一點，“流氓無產者”具有瓦解社會的巨大破壞力，而有著憂國憂民情懷的作者的這篇作品的旨趣，也就是思考社會長治久安之路——而這首先需要麵對真實。真實的東西往往一點也不好玩，很可怕，甚至令人毛骨悚然——如果你願意麵對真實的話。
我覺得這篇小說至少應該讀兩遍，讀完兩遍後，或許你會感覺到某種循環——宗教上叫輪回，許多民族的宗教傳說都有類似的說法：一個人死後靈魂上天堂則安息，下地獄則至少不會再擾亂人間——可怕的是上不了天堂也下不了地獄，而是作為孤魂野鬼依然在人間遊蕩，冷不丁地鑽進某個活人的身體內，演繹新一番輪回……
考慮到“父親”為革命和建設作過真實的貢獻，我們懷著真實的崇敬的心情願“父親”的靈魂早日升上天堂而安息……但是環顧周遭，我們隱隱約約地感覺到“收賬鬼”陰魂不散，還在我們這個歌舞升平、燈紅酒綠、流光溢彩的世界徘徊、遊蕩，放火的衝動仍縈繞著富人貴人們的豪宅……按照宗教同樣迷信的因果報應說，這種毀滅衝動會縈繞作為富人和貴人的“我”的兩個弟弟及其子孫們，而“父親”的魂魄則會鑽進某個窮人草民的身體內……
作為“從事科學研究”的“我”發現3個女人可以串起“父親”的一生“竟然興奮起來”，顯然是因為由此發現了“父親”的真實性的一麵及某種規律性的東西。據作者說，這篇小說在八年以前就已完成了，現在各種傳媒上一個流行度頗高的詞叫“富二代”，而“父親”顯然是典型的“富二代”——這或許表明“富二代”成為流氓無產者的可能性還是極大的，或許我們今天先富起來的人應該注意到這一點，茲不多論。作者以極具諷刺性的筆調描述了“父親”的行徑，而“父親”的第一個女人顯然最能見證“父親”的這種流氓行徑。“放火”事件是對“父親”革命動機的真實還原——尤其是相對於“父親”自傳所描述的內容來說。如果說“父親”是無產而流氓者的典型形象的話，那麼，“母親”則是無產而不流氓者的典型形象：無產而流氓者發跡，而具有同情心（對於朝龍之死）和骨氣（不吃“父親”提供的食物而餓死）的“母親”則昭示著無產而不流氓者的悲慘命運——這也是一種極其殘酷的曆史真實。
如果說，“父親”的第二女人可以說見證了流氓無產者被“馴化”的過程，而“父親和高姨的故事，是那個年代最普通最平常的事情，可以說沒有半點傳奇色彩”，則表明這種馴化具有極高的典型性，而非個案。打下天下的流氓無產者總要也總會被馴化，在高姨的馴化下，“父親”的口頭禪“媽巴子的”很少出現了，但偶爾還會冒出來——可見他老人家是不可能被完全馴化了，但是，雜融了高姨文明而高貴基因的“我”的兩個弟弟身上的流氓基因應該會更少一些——但因此“父親”的流氓魂魄就會消失嗎？與“父親”也與“母親”形象相比，高姨是曾經有產而不流氓者的典型形象，這些人擁護革命很大程度上確實是出於理想。
當然，高姨這一形象的設置同樣是為了還原“父親”真實性的一麵：在自殺之前她才認識到她心目中曾經崇拜和想象的那個形象是不真實的。作者無意絕對否定“父親”革命理想的崇高性、真實性，隻是揭示和強調這其中夾雜著的生存性、利益性的一麵同樣是真實的。
如果非要牽強地硬說“父親”的第三女人也見證著什麼的話，那麼其所見證的當是男女之間一種常態的真實關係：“父親”有情欲方麵的需求，雪姨則有利益方麵的需求，當然不能說他們之間沒有真實感情——這對“父親”的真實性的一麵也具有還原性。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種常態的真實關係恰恰沒有產生實際的“結果”——推測起來：要是產生結果，是會影響“父親”與高姨雜融的血統繼續向上提升而進一步高貴化、文明化的，再進一步說：“父親”的魂魄大概是不再會鑽進其後代身內了——但其流氓陰魂因此就會從人世間消失嗎？當然，這一部分更主要內容是講“接班”。與於朝龍後代的衝突，使“父親”近乎絕望地發現：自己看來是很難完全擺脫流氓無產者的特性了——但是，值得“父親”寬慰的是：自己的成功接班的後代們肯定會越來越擺脫這種無產者特性。
從小說章法上來看，作者以3個女人形象串起“父親”的一生，敘述結構安排得極好，成功地塑造出了具有真實性和典型性的“父親”形象。此外，作為學者的作者，其敘述筆調的文學性如幽默諷刺性等還是比較強的，對理論闡釋還是比較節製的，篇中的一些理論性的議論大致是比較自然而不生硬的。
當然，“父親”形象的典型性還在於具有深刻的曆史性。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說法，宗教往往是對曆史事實某種曲折的反映，輪回、鬼魂附體等方麵的意識和說法，就是對人擺脫不了某種曆史傳統的某種曲折反映。其實“父親”的魂魄早已輪回了不知多少次了，“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父親”極著名的一次呐喊，“彼可取而代之”則是其另一著名想法和說法。
我們的史書上早就有“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的記載，但後來我們還是擁有了令我們驕傲的二十四史，直到我們的大清皇帝依然相信仰仗暴力和觀念鉗製就可以千秋萬代、一統江湖。在這方麵，我對我們古代聖賢們的“史識”實在不太敢恭維，哪朝哪代不嚷嚷著以史為鑒，但這些“鑒”為什麼總把我們帶向毀滅？或許可以說我們的“史學”發達，但恐怕很難說“史識”發達。
沒有哪個執政集團及其知識精英不渴望長治久安，問題在於我們為什麼總不能長治久安——麵對王朝更迭、曆史循環，我們古人無可奈何地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這種說辭所暴露的隻是缺乏真正“史識”的極度的文化虛弱而已。大清朝就已出現了所謂“黃宗羲定律”，現代中國則有所謂“黃炎培周期律”，皆與擺脫曆史循環的探討相關。
今天的我們或許應該回到更基本的常識與道理：我們這個星球上各處已有的文明史都告訴我們：財富、權力永遠是流動的——“父親”的財產被於朝龍騙走，然後又被革命剝奪，“我”和“母親”重又搬進祖屋，“我”有錢的弟弟與曾經有錢的外公的對話等等，就可見財富無常的流轉。
當然，“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呐喊早已揭示了這一曆史事實，而我們的“始皇帝”不相信這一點，直到大清皇帝依然不相信這一點，我們今天的富人貴人們或許也仍然不相信。問題的關鍵在於如何流動。抽刀斷水水更流，大禹早就告訴我們對於處置流動的東西“疏”勝於“堵”，疏則風平浪靜，堵則洪水滔天。我們能否進入絕對平均主義社會是個大問題，但曆史上打著絕對平均主義旗號的社會實驗是失敗的，其後果往往是災難性的，用一種極俗套的官話來說：在可預見的未來，社會的等級差異總會存在。
若不從道德等方麵來考究，解決了生存困擾的富人貴人們不玩金錢、權力遊戲還能幹嗎？這似乎不是問題，問題在於底層草民的基本生存：“流氓無產者”的要害或許不在“流氓”，而在“無產”，“無產”加“流氓”才會成為瓦解社會的巨大破壞力；如果說“流氓”是瓦解社會的導火索的話，那麼“無產”則是炸藥包——你可以抱著啟蒙的理想去用道德等馴化底層草民中一些人的流氓性，或者用暴力機器去壓製這種流氓性，但隻要炸藥包存在，隻需星星之火……
富貴階層的金錢、權力追逐戰，對於社會當然具有破壞力，但比起由生存壓力而生發出的破壞力顯然要可控製一些：由生存掙紮滋生出的社會破壞力，是法律乃至任何暴力機器所無法控製住的，更不用說道德馴化、觀念控製了。對於社會的穩定乃至長治久安來說，用馬克思主義哲學術語來表述，富貴階層乃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麵”。
因此，我對向“下”指向底層的“啟蒙”思路始終有所保留，或許應該有一種向“上”的“反向啟蒙”，提醒今天的富人貴人們：你們不妨玩你們的金錢、權力遊戲，但底線是讓底層草民能維持生存而具有一定的安全感，否則遊戲是玩不長久的。
“父親”的肉體存在已成為曆史，但其已遊蕩了幾千年的靈魂會消散嗎？而“父親”的陰魂能真正安息而不在我們這個社會繼續遊蕩，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父親”的富貴起來的子孫後代們。所以，我個人極希望作者能寫一續篇《我父親的兒子們》，如果作者還有創作的興趣的話。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所研究員、文學博士，原刊《名作欣賞》2011年第3期）
附二 周泉：食色的革命
讀了於建嶸的小說《父親》（《長城》2009年第5期），多少有些意外。這種意外主要在於一個從事嚴謹社會學和政治學研究的學者，能夠寫出如此可讀的文學作品。
實際上，這篇小說和他的學術著作《嶽村政治》具有一種親緣關係。雖然《父親》是中篇小說，而《嶽村政治》是博士論文而後出版的書籍；雖然《父親》是表現一個人的愛恨情仇，而《嶽村政治》是關注一個地方的政治曆史；《父親》是透視一個革命者困難卻狡黠的曆程，《嶽村政治》則剖析一片鄉村社會伴隨著中國革命光榮而艱辛的曆史；《父親》是紀傳體式的虛構，《嶽村政治》則是編年式的調查；《父親》是藝術形象的塑造，《嶽村政治》則是邏輯化的數據統計……這些差異都被放置到一個共同的背景上，那就是農民、農村、農業（三農）如何跨越現代化的門檻而走向未來。
顯然，《父親》形象地延續了《嶽村政治》中所涉問題的思索。作為一個地主（一個擁有大量土地的農民），父親的曆程雖然不具有普遍性，但是在那個時代的中國，走上革命道路確是合情合理的。在極端封閉和停滯的農村，在一個急劇變革的年代，一個年輕而無人引導的生命，會具有何種命運呢？最根本的是生存，托生地主之家不愁吃喝，但是卻難以守業；最後輸掉了家產，生存成為問題。生存的基本是食色，因而父親的革命可以說是一種食色的革命；是阿Q式的吃飽喝足，“睡上秀才娘子的寧式床”。革命成功了呢？不是阿Q所麵臨的殺頭，而是權力極端膨脹後的糖衣炮彈；無所謂理想，而是充滿了農民式的狡黠。最後還為自己的後輩謀福利，雖然沒有留下土地，但是留下了權力和金錢，這兩者人人都欲取之而後快，父親更不例外。
父親走上革命道路充滿了偶然，甚至帶有投機的色彩。但生命的三個階段可以說都離不開食色：如何吃飯以及如何吃好飯？如何找到女人延續生命以及如何找到好女人。
父親的3個階段和3個女人緊密地聯係在一起。一個女人是我母親；父親出生於地主之家，讀過幾年私塾，但父母雙亡成為孤兒，尚未成年就開始擔當管理家庭的任務，其結果可以猜想。因賭博而將家產輸給了自己的堂兄於朝龍，家財喪盡也意味著生存遭遇到了威脅，青春期的激情也被壓抑而無處釋放，於是養成了遊蕩和聽牆的惡習，於是收留了討飯女（我的母親）為妻；因屢次賭輸而偷竊已輸給別人的家產遭到毒打，於是放火燒掉了曾經屬於自己現已輸給別人的老宅，卻偶然地遇到了遊擊隊成為了一個革命者。
革命勝利了就搖身一變，以包辦婚姻為由休掉了前妻（我母親）。一個女人是高姨；革命勝利了，革命激情贏取了資本家小姐的芳心，成為了自己革命的賢內助；但是在政治風波麵前，革命伴侶（高姨）義無反顧地選擇了一種理想主義的決絕，而父親則頗識時務地選擇了一種現實主義的妥協。一個女人是雪姨；在和平建設的時期，父親則利用各種手腕為自己及家人和親戚謀福利，雪姨自是下屬物色的禮物，使父親得以安享晚年，實現了革命的最終目標；父親同時也為後輩安排好了發展的前途，使自己的生命得到了一種功利化的延續。
3個女人，也許象征了3個時代。
男人創造世界，女人創造男人。父親開創了一片天地，卻為3個女人所創造。父親一生雖然坎坷，但是卻往往化險為夷，飛黃騰達，其原因應該說是來自於一種農民式的狡黠。這種性格體現在許多細節中，如他不斷地篡改自己的出生年月；以包辦婚姻為借口心安理得地休掉了自己的前妻；借革命之便討到如花似玉的新老婆；借口革命拒絕鄉鄰的求助；在革命風波乍起之時改變立場適應形勢；為自己的兒子安排下權力和金錢的錦繡前程……父親每每能化險為夷，漆留後手，體現了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智慧。
小說不止於描寫這些細節，而在於表達一種思想。對於父親這一類型的人物，借助特定的革命背景，作者先是援引革命領袖和導師的話進行了鞭辟入裏的分析：“那些失了土地的農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
處置這一批人，是中國的困難的問題之一。他們很能勇敢奮鬥，但有破壞性，如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革命的成功正在於將他們塑造成為偉大的革命戰士。作者分析到，革命對於這些流氓無產階級來說是生存和複仇，而革命成功後，“主宰他人生命的權力，才讓父親們真切地體會到革命的崇高和神聖……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親們具有為維護革命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勇氣和精神力量”。
因此，高姨無法理解這種生存哲學而投河自殺，父親則笑到最後。最後作者在生命的晚年，以一種學者的眼光反省道：“但為人民服務，人民是需要付出代價的，這種代價就是交出你作為主人的權利，特別是對社會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及文化資源的支配權。共產黨的權力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著對社會財富的占有。如果沒有實際利益，人們也就沒有追求權力的興趣了。”
而在新世紀的中國，作為執政黨的共產黨，實際也在進行政治民主製的改革，社會的進步就在於權力和資本都得到監督，使真正廣大的民眾有表達自己利益的權利，還利於民，還政於民。
這些分析，與作者塑造的人物相輔相成，父親的形象是一種個案，可以說是革命中的某一類人的代表，是中國農民在20世紀的苦難的縮影，在生存麵前，他們不得不采取一種農民式的狡黠，一種生存的哲學，一種樸素的智慧。從這裏，我們看到了《嶽村政治》到《父親》的一以貫之的脈絡：中國革命的勝利是無數農民兄弟的血液換來的，中國的建設是無數的農民勒緊褲帶支援的，中國的新時期的成就是無數農民的雙手鑄就的；然而，他們得到的是什麼？
革命成功了，國家發展了，改革開放了，然而農民又得到了什麼？僅僅是口惠而實不至的一種承諾？僅僅是一如既往的封閉和赤貧？僅僅是被現代化的車輪越拋越遠？
父親好似獲得了一種圓滿的人生，然而作者卻寄予了深切的理解之後的同情，同情之後的唾棄：他背叛了革命，背叛了理想，作為一個農民他背叛了他的集體，作為一個人他背叛了向上的一種可能。
（文學博士、中央戲劇學院副教授，原刊《名作欣賞》201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