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裏人吃完多日不見的白米飯，心滿意足地走了。
我坐在父親的辦公室不敢直視這個陌生卻十分想念的父親。父親用電話叫來了一位女人。他們低聲地談論著什麼，父親是同她用官話加家鄉的土話說的，從我能聽到的，他媽餓死了，送他到寄宿學校等片言隻語中，我知道他們在談論我。最後，那女的說：“他終究是你兒子啊，就讓他和我們生活在一起吧。”說完就走到我身旁，拉著我的手，對我說：“寧子，我們回家，好嗎？”我看著父親，隻見他眼含著熱淚，用感激的聲音對我說：“還不快叫媽。”見我沒有開口，那女人就說：“就叫高姨吧，好嗎？”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高姨。看慣了村婦的我，簡直沒有辦法形容她的美麗和氣質。那時的高姨，已經同父親為革命製造了兩個革命接班人，這就是我四歲的大弟高兵和兩歲多的二弟高陽。她作為少婦區別於少女的隻是那本來圓滾的胸脯和臀部更加圓滾，更加鮮嫩。她的笑是那樣燦爛，好看的紅暈印著兩個令人心醉的酒窩。她全身上下，一舉一動都體現出知識女性的矜持和聖潔，善良而賢惠，且充滿了溫情。
當然，這些形容詞都是我現在想出來的。當時，我隻覺得她好像我們村裏供著的觀音菩薩一樣，高高在上，讓人仰視，讓人崇拜。更準確地說，我真有點忌妒這個在村裏廣為流傳其劣跡的父親，不知他前世修了什麼福氣，竟能占有高姨這樣的女人。
我多麼為剛死去了的我媽抱不平。
父親和高姨的家在縣委會大院的後院裏，是一間20多平方米的平房。房子裏除了床和書桌外沒有其他東西，比起朝龍大伯原來的家差得遠了。高姨是用布簾將房子分成兩半。其中的一端就是我和兩位弟弟的房間了。那隻能擋住視線的布是沒有辦法隔開那無孔不入的聲音的。這樣，也就將父親那曾經嚴重影響於家村人生育的惡習傳染給了我。
每當夜深人靜之際，當我聽到用布簾隔開的房子那邊傳出高姨那壓抑的嬌喘聲時，有一種少年男子的衝動就會折磨我，隨著那優美而令人煩躁的聲音的結束，我那莫名奇妙的激動就變成了怒氣。這時，我甚至想為可憐的我媽做出一些讓父親和高姨難堪的事情來。當然，我總是什麼也不敢做，可以說也根本不想做。隻有在我娶妻生子了然男女之情之後，我才理解父親拋棄我媽而追求高姨的合情合理性。
無論如何都得承認，我媽無論從哪方麵來說，都不能與高姨同日而語。任何一個正常的男人，都會為得到像高姨這樣的女人而與像我媽那樣的無貌無才的村婦離婚的。何況，那還是地主於朝龍包辦的婚姻，我父親也許真的對我媽根本就沒有那相依相戀之情，有的最多隻不過是青春男女的情欲呢。
特別重要的是，高姨不隻是父親因革命而獲得的一個美女。
在一定程度上，高姨還是父親革命事業的得力助手。甚至可以說，如果父親是在遊擊隊轉戰城鄉中成為一位革命戰士的話，那麼，在革命成功並掌握了政權後，是高姨用她完美的行為將他培養成為共產黨的一位優秀地方領導人的。
高姨是個美麗而有教養的女人，但更是一個革命者，是一個富有理想的革命者。
在她的心目中，父親也是一個有共產主義偉大理想的革命戰士。她之所以願意為父親獻出寶貴的青春和美麗，因為她將父親當成了革命戰士的化身。她是共產黨隊伍中少有的知識女性，她對共產主義革命事業是那樣的堅信不疑，她心地純潔，真心實意地為共產黨的每一個英明決策而歡呼。她充滿愛心，熱愛革命隊伍的戰友們。作為妻子、作為母親，高姨對自己的親人們傾注了滿腔熱情。當然，這些親人也應該是革命者或者將來是革命者，而像高姨的父親那樣的資本家雖然也是親人，卻隻能體驗那種與親情和愛心完全相反的東西。
高姨的父親來投奔高姨是在我投奔我父親幾年後的春天。準確地說，應該是六零年春天的故事了。高姨的父親是在公私合營之時失去他心愛的工廠的，當然這絕對不能與我父親在賭博中失去土地和房子相提並論。我父親和高姨這些革命者，通過一種叫贖買的辦法剝奪了像高姨父親那樣的剝削者，其目的就是要將這些剝削者變成勞動者。那時候，高姨的父親是不能再掌握工廠的經營管理權了，因為革命者認為，像高姨的父親這樣的剝削者，隻有同工人們一起用鐵器敲打鐵釘才算勞動。
於是，這位年過花甲、長期以管人和經營為生活內容的剝削者，想到了他同是革命者的女兒和已在革命隊伍中當了官的女婿。於是，他在沒有征得女兒女婿同意的情況下，就從那遙遠的都市天津城，南下來到我們這座小縣城。於是，就有他那從小喪父逝母的、現已掌握了政權成為了當地百姓的父母官的女婿，出於內心的熱烈歡迎。於是，也就有了他那快十年不見、現也成為了革命者的女兒，大義滅親之舉。
準確說來，高姨之舉也不是什麼大義滅親。她看著她的父親在我父親歡天喜地的陪同下來到家裏時，先是有點吃驚，然後連忙關上門動員那滿懷希望的老人回到工廠去勞動。“爸，你這樣做是不對的。現在政府是收走了你的工廠，要你勞動，這是在挽救你。你過去靠剝削工人發家，那些財富本來就是工人們的，現在政府隻不過代表工人拿回他們自己的東西。何況，你對政府不滿就到我這裏來，我這裏不就變成了剝削者的避難所了？我和我愛人都是共產黨員，還是領導幹部，我們能這樣做嗎？！
你住在我這裏，會影響我愛人進步的。爸，不是女兒不孝，而是你必須服從革命的需要。等你改造好了，我一定接你養老。”那很有教養和風度的老人，聽到這些話什麼都沒有說。他艱難地彎下腰，提起那個還沒有打開的包。他的眼角有一點潮濕，也許是風將沙子吹進他那已顯昏暗的眼睛。他小心地用那很好看的手帕蒙了一會兒眼睛，頭也沒回地踏上了北歸之路。
正計劃如何孝敬這遠道而來的嶽父大人的我父親，也被愛人的話驚醒了。
他多麼佩服愛人的思想覺悟和及時的決定。從此以後，我再沒有看見那可敬又可憐的老人。他也沒有再與他那女兒女婿通任何消息。據說，前些年，我二弟也就是高姨生的第二個兒子高陽，到過天津，見到了已有90高齡的外公。
老人曾問過這個一身名牌、出手大方的外孫開什麼工廠，生產什麼產品，如何在短短幾年積累了這麼多錢。當老人知道我二弟的公司除了倒賣政府批文外什麼產品也不生產時，他驚訝中還有點氣憤地說：“原來你們就是這樣革命的。”不用說，這裏的你們，肯定是指他那已黃泉做鬼的女兒和還在陽世為官的原女婿。
但是，我並不認為高姨真正理解了我父親，特別是我父親這些為生存而參加革命的人所具有的理想世界。的確，父親常說的一句名言就是：“我們這一代人，為了革命，什麼都可以不要，甚至生命。”
不管人們如何評價這好像有點口號式的話，我還是相信父親說的話是真的，是出於內心的。與那些有意識地為窮苦大眾的解放而犧牲小家的黨的領袖們不同的是，像父親這些被革命領袖分析過的流氓無產階級，參加革命最大的原因是有了生存的機會和複仇的希望。我曾經這樣假設過，如果在遊擊隊時代，遇到了不離開遊擊隊就隻有死的選擇的話，父親十有八九會選擇生，因為他參加遊擊隊本身就是為了生存。正是針對這一點，革命隊伍的領導者們就要給這些戰士們灌輸除了生存之外的理想和道德觀。
他們告訴自己的部屬們，戰場上是你死我活的，隻有戰勝敵人才可最終獲得生存的權力。勝利了就會有屬於自己的土地、房子和女人。投降或逃跑是沒有好下場的。革命成功後，是那能主宰他人生命的權力，才讓父親們真切地體會到革命的崇高和神聖。他們已經認識到，如果革命政權失去了，或者因自己的錯誤離開了這個掌握政權的革命隊伍，那就意味著失去已經擁有的一切。
所以，他們有為了革命犧牲自己生命的豪言壯語。也就是說，是生存的需要和共同的既得利益使父親們具有為維護革命事業而奮不顧身的勇氣和精神力量。高姨是沒有辦法認識到這一點的，就是認識到了，她也絕不會承認這種讓人痛苦的結論。
高姨和父親對待革命理想的認識和理解是不同的，這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完整地體現出來了。當父親從受人敬仰的地區專員、高姨從地區黨委宣傳部長成為革命群眾專政的對象時，父親能夠很快地適應了“低頭認罪”的大氣候，他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向代表革命和正義的紅衛兵及所有的造反派承認自己的錯誤，他一次又一次地痛改前非的表示，讓自己一次又一次逃過了皮肉之苦。而高姨則不同了，她永遠堅信自己革命理想崇高而神聖不可侵犯，就是被打斷了肋骨也不願意向造反派承認任何有關革命原則問題的錯誤。
於是，她這個資本家的臭小姐被關進了牛欄，關進了父親革命前住過的那種吞沒人意誌的地方。高姨是堅強的，是勇敢的，始終不渝堅信共產黨是會還她清白的。
然而，高姨最終還是沒有等到那一天。
當紅衛兵將父親的認罪書和與死不認罪的資產階級孝子賢孫的現行反革命脫離夫妻關係的聲明書，放在高姨麵前時，高姨那漂亮的麵孔被傷感和憤怒所扭曲。她不敢相信這是真的，她不相信十多年來崇拜而獻身的革命者竟這樣否定了革命的原則，她不敢想象那樣愛著自己的愛人就這樣將她出賣了。
她從一個革命鬥士很快變成了就像我媽押離婚手印時一樣的村婦。她神經質地反複讀著那兩份材料，終於流下了就是慘遭毒打也沒有流下的淚。她喃喃地自語：“怎會是這樣呢？怎會是這樣呢？”幾天後，她找機會投河自殺了。
父親是在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後，由我帶著兩個弟弟將高姨自殺的消息告訴他的。盡管他沒有說什麼，但看得出來，他還是很悲傷的。高姨終究是他深愛的女人。他隻是為了向黨證明自己從沒有與黨有二心，才寫了那份與死不承認錯誤的愛妻脫離關係的聲明。他看著天空，口中念念有詞，好像在說：“古言雲，識時務者為俊傑，好多比我你地位高得多的老共產黨人都為了生存在講違心話，你又何必那樣死心眼呢。”當然，這些話父親是不會當著我們麵說的，可能他心裏也不是這樣想的。他隻是惡狠狠地說了一句“媽巴子！”
記得自從高姨指出“媽巴子”這句話是流氓語言後，常掛在父親口上的“媽巴子”已有好幾年沒有說了。
四
父親和雪姨成為夫妻，是父親“文革”後複出成為這個城市的領導人之後的事情。父親是1977年平反成為這裏市委書記的。那時，距高姨自殺已有九年多，父親也56歲奔60的人了。
雪姨剛好比父親小26歲，比我小1歲，是個30歲尚未婚配的老姑娘。雪姨是市物資局機關裏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員，其父母都是我們城市一家街道工廠的工人。雪姨共有五個弟弟和一個妹妹。雪姨中學畢業就到機關裏擔任打字員工作。開始時，機關裏那些未婚青年好像也有人給雪姨寫過紙條，送過電影票，但都沒有很好地發展。主要原因大多是雪姨強調要與父母一道承擔撫養弟妹的義務，慢慢地那些原來懷著熱乎乎希望的青年冷卻了。開始雪姨並沒有當回事，但隨著歲月無情的流逝，弟妹長大後，雪姨自己也就急了起來。
這時，父親“文革”前的秘書到物資局出任局長。這位新局長在同機關幹部談話時知道了雪姨的情況。於是，他連夜趕到我們家，在書房裏與父親密談了一會兒就走了。
第二天，父親在家裏接待了物資局局長和物資局辦公室工作人員雪姨。父親先還是與那位心照不宣的局長談了幾句工作，後就和雪姨談天說地起來。也許雪姨從來沒有和父親這樣大的官麵對麵談過話，開始有一些緊張，後看到父親還很隨和，也就能說上幾句。他們走時，父親一改平時不送下屬的習慣，很高興地將他們送到大門口，反反複複說著那話“很好，就這樣定了，就這樣定了”。
不久，雪姨就入了黨，從打字員提升為辦公室副主任，後來就和父親結了婚，成為了我們兄弟三人的繼母。
父親同雪姨結婚前，我們就沒有同父親居住在一起。我和二弟都在父親平反前就分別在就業的工廠和商店娶妻生子，住在各自單位用廠房和倉庫改建的宿舍裏，三弟還在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本來，對於已官複原職的父親，我們這幾個在“文革”中跟著他受過苦的兒子們，曾抱有幻想，希望能得到某種補償。父親英明地洞察到了我們的企圖，為了粉碎我們的依賴思想，父親很嚴肅地將我們兄弟三人叫到他的書房裏，講述了許多革命道理，他要求我們要安心工作，要靠自己立足社會。我們對父親雖然有一些看法，但從內心上還是崇敬父親作為一個革命者偉大的品德。但無論如何，我們還是把父親的住所當成我們公認的家。我們兄弟經常帶著妻子兒女回到共同的家一聚，共述父子和兄弟的革命感情。父親也樂意與我們兄弟和孫子孫女們在一起。雪姨來到這個家後，我們慢慢感覺到了有些變化。
這種感覺起初是朦朧的，最終的明朗還是雪姨的傑作。那是一個深秋的夜晚，我大弟臨時休假，閑來無事，就和他的兒子回家看望父親和爺爺。像往常一樣，他用自己的鑰匙打開門，隻見暗暗的客廳除了電視機的光亮外沒有其他的燈光，於是，他五歲的兒子也就是我侄子熟悉地打開了燈。這下，可讓我弟弟驚惶失措了。原來隻穿著短褲的父親正抱著差不多沒穿什麼的雪姨在看電視。父親開始有一點尷尬，立即就升起了一股怒火，他厲聲地對著平時寵愛有加的小孫子吼道：“這樣沒有禮貌，進房連門也不敲。真沒有教養。”我大弟那可愛的孩子被嚇哭了，我已過而立之年的弟弟低著頭，牽著傷心哭泣的兒子，紅著臉邊向門外退邊小聲說：“我們不知道，我們就走。”弟弟走出家門後，聽到房裏父親的怒罵聲：“媽巴子的，叫你不要這樣，你偏要。媽巴子的。”接著就是雪姨的嬌泣聲。
我是在我自己的家裏知道這件事的。大弟懷著萬分懊悔和失落的心情回到家後，他那已經不再哭泣的兒子將剛才的遭遇告訴了他母親，也就是我的大弟媳。這個在我父親還是政治賤民時、頂著她那領導一切的工人階級家庭的百般阻撓、愛上並最終嫁給了我弟弟的女子，一聽就火冒萬丈，她不顧我弟的反對，硬是拖著我弟弟和他們的兒子到了我家。當著我老婆和女兒的麵講述了這一切。最後，我弟媳強調指出：“大哥大嫂，你們說說，那不是我們自己的家嗎？！回自己家難道也需要敲門。他們為什麼不注意自己的形象呢。老爺子還好意思罵我的兒子。”我發現我的妻子和女兒也一個勁地點頭稱是，一股鑽心的痛苦莫名奇妙地湧上心頭。我真不願意承認，那已經不是我們的家了。
第二天，我和大弟不約而同地來到父親的辦公室，將父親和雪姨家的鑰匙交給了父親。父親甚至連看都沒有看放在他辦公桌上的鑰匙，就壓低嗓門說：“媽巴子的，你們想造老子的反？”在這莊嚴的市委書記的辦公室裏，這粗野的罵聲，也充滿了權力的威嚴。自此以後，我和兩個弟弟不時有“寧願跟著叫花子娘，也不要跟著當官的爹”的感歎。不久，我們三兄弟經過考試，分別到北京和省城上學深造後，父親家就更難得見到兒子和孫子們的身影了。就是有時父親發話，想見見孫子孫女，我老婆和弟媳總是有各種理由而讓父親難以如願。
好在父親工作忙。他的口號是將四人幫耽誤的時間奪回來。於是為了響應英明領袖的偉大號召，他根據中央的十個大慶油田等類似的經濟發展目標，繪製了我們城市的宏偉藍圖。革命的事業和革命的理想就像興奮劑，使父親充滿了活力。他沒日沒夜地工作，他經常告誡部屬們，要為官一任，造福一方。他則要為革命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改革開放後，父親的自我感覺更是良好。他那花白的頭發，在雪姨的“強迫”下染成了烏黑發亮，真如煥發了革命青春。
父親在歲月的流逝中，在人民群眾有肉吃和有電視看而為他們這些掌握權力的革命者歌功頌德時，又一次深刻體會到了一個革命者偉大的人生。他在讚揚聲中開始忘記了青年時代在黃沙塘於家村和在文化大革命中所受到的欺壓和羞辱。他甚至不願意再去回顧更不想思考那些歲月。然而，那歲月的痕跡像幽靈一般，時不時鑽進他的生活。
那時改革開放和引進外資是聯係在一起的。有一天，父親的部屬很高興地向父親彙報說，終於釣到了一條大魚，美國某大集團公司董事長原來是我們市某縣50年代出去的。那可是個能人，從討飯到打工、再到開小店。最後辦成了有幾十億美元家產的大公司了。他富了不忘鄉親，有意到家鄉投資，現在由省裏某廳某領導陪同已下榻在我市的某賓館裏，希望書記能前往共進晚餐。父親哈哈一笑，也沒問這外商姓何名誰，就興高采烈地前往賓館。
在賓館的總統房的客廳裏父親見到了那位由省某廳某領導陪同、由大小秘書伺候著的美國大公司的董事長。
可雙方剛準備握在一起表示友誼和問候的手卻在半空中凝固了，一個共產黨的市委書記和一個來自美國的大公司董事長都目瞪口呆地盯著對方。最後，還是父親首先清醒過來，他將原伸過去準備握手的大手變成了揮動的手勢，很不禮貌地指著對方而十分威武地說：“你不是1952年叛國的大地主於朝龍的二兒子吧？！”
美國公司的董事長也很快從當初的驚惶中解脫出來，他的手很紳士地將油光發亮的頭發整理了一下，扶了扶昂貴的金絲眼鏡，很大度地說，“家父是本市某縣的黃沙塘於家村的於朝龍先生。難道你不認識？！”並回過頭來很鄙視地用英語對其秘書說了些什麼。
那已準備好的美味佳肴父親是無緣享用了。盡管省裏某廳的領導和父親的部屬想從中調節一下這兩位關鍵人物因曆史造成的緊張而尷尬的氣氛，父親還是氣憤地離開了賓館，並將隨之而來的因膽怯臉都變了色的部屬狠狠地罵了一通。部屬有口難言地不敢作任何解釋。
於朝龍的兒子並沒有被父親的粗魯和權勢所嚇倒，盡管他明顯地感覺到各級官員對他的態度的變化。第二天，他就用美元租了這座城市最好的十部小車，同他的秘書帶著各種禮品回到了他當年亡命而別的故土。當他知道那些留在家鄉的兄弟和母親都先後命歸九泉時，並沒有流下一滴眼淚。他的秘書給全村每家都送去了貴重的禮品，全村人都感激不盡地接受了，並自發地拿著工具同他一道整修著他父母兄弟的墳墓。後來，他向村裏人很禮貌地鞠了三躬，留下20萬美元給村裏人修水庫和建學校就走了。
他是直接從老家到省城坐飛機走的，以後再也沒有了他的消息。
村裏人不管鄉和縣裏的反對，用於朝龍兒子留下的美元，很誇張地為於朝龍夫妻及兒子們修建了一座很大的墳墓，並在墳墓不遠處修建了方圓百裏最好的學校。村裏最有學問的老夫子親自書寫的“朝龍學校”幾個大字，立在學校的屋頂，紅紅的，好遠都可以看到。
這些情況父親是知道的。在公開場合他沒有說什麼，也沒有幹預。他隻是對幾十年沒有往來的鄉親們感到不解。他曾私下說：“媽巴子的，共產黨對你們還不好。幾十萬美元就將你們收買了。”盡管父親表現得那樣不屑一顧，但可以看得出，父親對於朝龍兒子用金錢得到的尊敬在骨子裏還是很在意的。
就在於朝龍兒子回於家村後不久，我父親叫雪姨將大學畢業後回到故鄉工作的大弟和二弟找回家。在父親的書房裏，父親同那兩個日益疏遠的兒子很認真地說：我老了，幹革命幾十年總算明白了一些道理。我知道，你們對我不關心你們的前程有意見，不是我不關心，而是時機不到。你們想想，我在位時，你們在我手中能做多大的官呢，搞得不好還會有人東告西告的。現在我要退了，對你們還是要有個安排的。我想，老二你可以從政，老三你可以從商，你們大哥在外省教書，我就沒有辦法管了，如果他願意，可以調回來，從政從商由他選。
可想而知，當我兩個一直對父親抱有成見的弟弟，從革命者的父親口裏聽到這些嚴肅而富有親情的安排時，真是目瞪口呆不敢相信。他們看著父親那少有的慈祥而真切的眼光，深深地體會到父愛的偉大。我二弟後來多次對我說起他那時的感受，最後總是感慨地說，無論如何還是血濃於水啊。
父親是80年代中期從第一線退下來的。那年父親年已六十有五。當時，中央在反複強調什麼廢除領導幹部職務終身製。
省裏領導找父親談話時，父親一再說自己身體還好，可以為黨奮鬥終生，最後還是同意退居二線。但提了一個要求，就是：“江山是我們這些老家夥打下來的，應該交給我們信得過的人。我們的孩子生活在我們身邊，受我們教育多年，是信得過的最可靠的革命事業接班人。比如我家二小子，就是很有覺悟和政治水平的好青年，應該好好培養。”
據說，省裏麵的領導非常同意父親的觀點，因為，中央就有相當權威的人公開說過類似的話。於是，在父親從書記成為顧問委員會主任的同時，我大弟就從工廠的工程師成為了市團委書記，後來就成為市委組織部長進了常委班子。在顧問委員會完成其曆史使命，父親最後完全退下來時，大弟已是市政府常務副市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