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陳標是為了尋找一個在衡陽縣非常有名的“農民領袖”屈剛。那是2003年1月22日，也就是臘月二十，下著雨雪，為尋訪不知去向的屈剛，我們前往陳標家。陳標家在衡陽縣一個很偏僻的農村，隻能步行進去。
他的家坐落在一個小山坡下麵，房子有一半已經垮掉了。那些殘磚爛牆，給我一種衰落的感覺。而陳標給我的第一印象卻是個非常樸實而感情豐富的人。當我走進他那已經破爛而陰暗的房子時，他迎了出來，用一雙粗糙的手緊緊握住我的手，用略顯嘶啞的聲音不停地說著：“同誌們辛苦了！”因為房子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臉，但我能感到他在流淚，是那種受盡了屈辱的人得到理解和同情的激動之淚。我為之感動了很久。我當時本想同他多聊聊，但訪問完屈剛已十點多鍾了。
我們還沒有吃早飯，跟隨我去的中國農業大學的幾位學生已因饑餓多有表現。盡管陳標一再要留我們這些不速之客吃飯，考慮到一些其他原因，我還是與他及屈剛告別了。可當我們走到離他家已有幾百米的一個小山崗時，他就踏著泥雪追了過來，其目的是要送給我一篇文章。我是站在雪地裏、頂著寒冷的北風讀完了他的那篇題為《現代農奴紀實錄》的。
讀著讀著，隻覺得一股熱流迅速充滿了我的全身。從他那好看的鋼筆字和充滿激情的文章裏，我依佛看到了些什麼。他那有些矮小而單薄的身材，也在我心目中一下子變得高大起來。後來，我多次去訪問過他，他將近年創作的兩大本有關農民生活的政治議論文、詩歌、寓言交給了我，我都收集在這本書裏了。你們如果看了他寫的這些文章，會對中國農民的政治意識有一個新的看法的。說心裏話，他所寫的許多東西，是我這個所謂的博士都寫不出來的。
第三個人物叫廖哲輝，男，1940年生，小學文化。1993年從廣東打工回鄉後因不滿各種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而當麵指責村幹部並發生衝突。1994年開始到縣上訪，在遭受鎮幹部打擊後上訪到省市。1995年後數次發動農民到鎮政府講理並聯名聘請律師進行訴訟。在上訪和訴訟均未見效的情況下，購置擴音設備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堅持至今已達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實的宣傳家。
你們聽完我上麵的介紹，一定認為這個宣傳家應該是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能言善辯而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想象，我第一次見看見他時，就無論如何也沒有將麵前的這位幹瘦而不善言辭的老人與那位廣受農民稱讚的宣傳家聯係起來。可在聽完他親述自己的故事後，我才能理解像他這樣一位老實的農民是如何被一步步逼成為一位公認的減負代表中的宣傳家的。
當然，他那種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寧死不屈而抗爭到底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晚年人生，但如果不是對各級執政者失去信心，他應該不會像現在這樣企圖依靠自己的宣傳來發動農民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我對他用錄音機把中央文件錄下來四處宣講這件事很感興趣。
我問他，為何要錄下來，是否主要是為了省事？他說，省事隻是一方麵，我讀書不多，有些字不認識，請有文化的人錄音，可以不出差錯。最關鍵的還不是這些，主要是留下一些證據，不給地方政府迫害我提供機會。為什麼？因為他複製了很多本，如果有一天地方政府要打擊他的話，可以放給他們聽，全是中央說的，他宣傳中央的政策當然沒有錯。他的這些講話，使我注意到了新的科技對農民抗爭的影響。我還注意到了廖哲輝是在對省級執政者落實政策的行為無效而失望後才走上依靠自己和依靠農民來替天行道的。這給了我許多聯想：遠離中央政治的中部農民，對體製性依賴要受到路途等因素的限製。
他們不像那些皇城腳邊的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跑到天子座下，並能用各種關係驚動朝野，而獲得平反昭雪或掃黑揚善。中部農民這種遠離權力中心而對中央權威的敬仰，往往就會成為他們替天行道的動因。
我在這裏同你們講了三個農民領袖的故事，你們從中聽出了什麼呢？可以說，我正是根據這些故事，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當代中國農民的“以法抗爭”依據的是底層社會的政治邏輯，因此要在政治上重新認識農民。在我看來，底層民眾並不是一群愚昧得不能分辨得失的群體，現代社會應該容許有底層政治的存在空間。
關於《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
研究工人階級狀況，是我在大學期間就有過的計劃。現在算來，已快三十年了。當時我還是大學政治係二年級的學生，在研讀弗·恩格斯的《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書時，被恩格斯詳實的描述和深刻的分析所震撼。這種震撼不僅由於我出生在中國南方的一個工人家庭，我的親人大都是工人，對工人這一社會群體有著一種天然的親近感，更主要的在於，我為恩格斯運用的研究方法所吸引。
當時，我就計劃，希望能通過自己的努力讓世界所有的人也知道中國工人的曆程和苦難、光榮和夢想。然而，我卻一直沒能實施這一計劃。因為，當我試圖以實證的方法開展這項研究時，卻發現自己對從小就朝夕相處的工人生活過於熟悉，已感覺不到還有什麼特別的東西需要記錄下來了。更為嚴重的是，自己工人家庭出身這一社會背景以及人生經曆時刻在幹擾我對問題的觀察和判斷。
這讓我感到困惑，並最終認識到如果沒有理論研究的視角和強烈的問題意識以及辨別是非的能力，是不可能有客觀公正的觀察和真正理論價值的學術成果的。也就是說，自己的學術積累和理論修養尚不足以把握這一重大題材。於是，我隻得將這一計劃擱置起來，轉而研究中國的農民問題，希望從農村和農民的研究中尋找到觀察工人問題的視野和方法。當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時，我感到應該是實施20年前計劃的時候了。
因而，我決定用相對集中的時間，將多年來對中國工人問題的觀察和思考進行階段性總結，並選擇了以安源煤礦工人作為實證研究的表述對象。
事實上，我的這項研究工作是長期而分時段進行的。
在我看來，對某一社會現象的觀察，需要有一個曆時過程，隻有在動態的變化中才能發現其真實的內在結構和意義。因此，我對安源的觀察堅持了4年。但它不是連續不斷的，我沒有像一個安源人那樣在這裏生活，而隻是在我認為適當的時候，來到這裏了解他們已有的變化。雖然我曾有過把自己變成安源人的計劃，但最後並沒有做到這一點。
這不僅僅是由於我尚不能完全自由地脫離已有的生活軌跡，更在於，我發現，研究者身份的改變會對研究對象的變化產生影響。這實際上是所有人類學和社會學工作者麵臨的共同問題。許多研究者努力的方向是成為“自己人”，而我卻總想把自己變成無關緊要的“客人”或“旅遊者”。
即便這樣，由於長時間的交往，我還是不幸地成為了被研究者的訴求對象，這是我需要認真檢討的。
我的這項工作主要是文獻研究和觀察性訪談。文獻工作主要是收集和分析有關安源工人曆史過程和現實狀況的文本，此外，為了能夠將安源工人這樣一個群體置於中國這樣一個宏大的社會背景之下，我還研究了與主題相關的全國性的曆史資料和學術文獻。觀察性訪談實際上是研究者直接記錄的口述史。安源工人的坦率和見多識廣使這些訪談具有十分重要的價值：從這些表述中我們不僅可以聽到中國普通勞動者對自己工作和生活的理解及對未來的希求，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可以從中驗證中國民間言論。
顯然，這些訪談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受到當前政治話語的影響，但他們終究不像某些理論大師的著作那樣虛偽了。而且我要特別強調的是，這項研究並不是僅僅局限於安源工人，事實上，追蹤研究全國發生的職工群體性事件是我近年來最主要的工作。我力求做到的是用全國性的變遷和事件作為學術背景來驗證在安源獲得的感受，但安源工人的講述在這裏是我主要的表達文本。通過這些研究，我得出了如下三個方麵的結論。
其一，迷失的階級。由於中國工業化獨特的道路，中國產業工人自產生起就因受到幫會組織的控製而欠缺自組織經曆和階級意識認同。因此，當他們成為革命黨人反抗舊體製所依靠和動員的對象後，他們的階級意識就被賦予了許多超越其階級本來意義的政治理想，其組織化程度也因受到政治動員的製約成為了高度政治化的革命工具。在革命的共產黨奪取政權後，工人階級又成為了主流政治話語中“統治階級”被政權逐漸組織結構化。中國工人階級正是在被賦予了無比的神聖性的同時，最終成為了一個因革命動員和政治鬥爭而迷失自我的階級。
如果從曆史的角度來看，影響到中國近現代曆史進程的政黨主要有兩個，即國民黨和共產黨。從本質上來看，這兩個政黨都是崇尚革命的政治集團。雖然他們曾經有過黃金般的合作期，但最終由於在進行社會動員方式和手段上的分歧而分道揚鑣。因為，當時國民黨的主體是中上層知識精英，動員的對象是社會中上層權力階層和資產者。它進行的是精英動員。
但是在當時的社會情形下，社會精英是無法實現對全社會特別是農村社會的整合的。因此，國民黨最終也就無法建立一個完整的民族國家。當時共產黨的核心是中下層知識分子，動員的對象是工農，進行的是底層動員，是利用工農的力量來實現其建立民族國家這一政治目標的。共產黨要想將工農納入到社會運動之中，就必須要尋找到能夠動員工農的理論武器，服從建立民族國家這一宏大的革命目標，以建立一個公平共產的社會為基本目標的馬克思主義及其階級鬥爭學說是最符合底層動員需要的。
因此，在“十月革命”感召下，革命的共產黨人也就按照列寧主義的基本要求，以求引導當時已廣泛存在的以維權為目標的工人反抗運動向階級鬥爭方向發展，尋求工人階級解放。這種解放不僅僅是對工人作為勞動者基本權利的保護，又將其理想化為“解放全人類”這樣宏大的目標。我對安源工人運動的考察證明，知識精英對工人的革命動員具有世俗化的特征。他們以符合知識分子的合法身份進入工人社區，其中創辦工人子弟學校和工人補習班是其最主要的方式。
他們先以拜訪學生家長的名義進行活動，在與工人有一定接觸後，就開設工人補習學校，並對工人進行以階級鬥爭為基本內容的啟蒙教育，發現他們當中的優秀分子，逐漸把他們訓練和組織起來，“建立黨的支部，組織工人俱樂部”這類具有半政權化的“蘇維埃的雛形”的組織。正是通過這些有效的動員方式，共產黨將產業工人納入到革命組織之中。當然，這些在革命動員下產生的工人組織，並不是產業工人內生的政治社團，而是政黨進行政治動員的工具。中國工人階級在其形成過程之初就被一種外在的理論和需要所左右。
其二，改革開放使革命失去了合法性，作為革命領導階級的工人階級所擁有的神聖光環也隨之消失。社會經濟和政治的急劇變遷，把泛化了的意識形態意義上的工人階級割裂成為了不同的群體；作為工人階級主體的產業工人在社會資源分配體製上的弱勢地位也成為了不可否認的事實。他們因利益受損而造成的生活困苦和對社會現實不滿，及由此產生的一係列以維權抗爭為主體內容的非階級行動，成為了一個十分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是用“以理維權”來表述目前中國工人的維權行動的。
這裏的“以理維權”主要想表達的意義是，第一，當前工人以理維權是在目前階級失蹤和群體分化的狀況下發生的。長期以來，在中國，工人階級是一個政治化的意識形態概念，內涵的政治性和外延的不確定性是其最為基本的特征。其結果就是中國沒有一個確定意義上的工人階級群體，這個階級在所有人都貼上其標簽中反而失蹤了。
也就是說，當許多不同職業、不同經濟地位、不同思想意識的人都被稱為工人階級的時候，這個階級也就因沒有明確的界限而不能有最為基本的認同。它也就實際上是不存在了。這是目前中國現實政治中的基本事實。當然，整體意義上的階級失蹤，並不意味著具有明確職業特征意義上的工人群體的消失，事實上，其主體部分的產業工人仍然是當代中國社會最為重要的群體。隻是這個職業群體不是以階級的形式而存在的，它們被中國學者稱之為具有客觀經濟利益關係的階層。
第二，當前工人維權抗爭的依據是政治倫理。在我看來，當前工人以理維權的理，主要是一種政治倫理。這種政治倫理最直接的精神資源來自長期宣揚的意識形態。在由這種意識形態決定的主流話語中，工人階級是革命的主力軍，執政的共產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工人是國家的主人，是社會真正的統治者。這種政治化的話語，一方麵影響著工人的獨立思考和階級意識的發育，另一方麵又成為了工人維權抗爭的武器。
其三，中國工人要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階級，就要從虛幻的“統治階級”的迷夢中解放出來，就要在“勞動者”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階級意識，就要在保護勞動者權益的大旗下組織自己的階級隊伍。隻有這樣，這個社會群體才能獲得自己本來的意義和利益；也隻有這樣，中國社會才能真正實現向現代社會的轉型及長期和穩定的發展。
我認為，在一個群體高度分化和利益多元化的現代社會，如何實現權力、資本和勞動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均衡，是一個極富有挑戰性的問題。無論人們如何選擇，在我看來，保護處於弱勢的勞動者的利益是現代文明社會最為基本的原則。這種保護就是多方麵的。它不僅需要掌握社會公共權力的政治集團製定出明確的社會行動規則，還需要掌握經濟資源的資本集團能恪守這些社會規則並賦予它符合人性的內容，更需要勞動者實現利益組織化來形成製約權力和資本的社會力量。
在目前的中國，對工人和農民這兩大勞動者群體來說，認識自己的利益並尋求組織化保護，已是一個十分現實的問題了。事實上，當前工人維權抗爭所麵臨的這些問題，實際上就是工人階級的出路問題。它表明，中國工人階級如何根據自己真實的社會地位和現實利益來完成其階級意識的建構，並在這種階級意識指導下實現階級利益的組織化，是我們這個時代應該解決的重大問題了。
這個問題的複雜性和現實性要求我們有更多的調查和研究，在這本書中，我認為有兩點是需要特別指出的：第一，就是工人要完成真正意義上的階級認同。這首先要突破現有意識形態的製約，要把政治化的“泛工人”群體分離出去，而根據職業特征來確定真正的工人群體；其次，就是要重構工人的階級意識。
當代中國工人的階級意識也許有許多內容，但其中的核心思想卻是肯定的，這就是，他們不是“領導階級”，他們也不應希望自己成為“領導階級”；他們就是社會勞動者，他們要爭取的是他們作為勞動者的權利，要承擔的是他們作為勞動者的義務。在我看來，當代中國工人的真正利益就是勞動者的權益保障問題。
在當今世界上，勞動者的權益是有比較明確的標準的，這是人類文明共同的財富，也應是現代中國社會應恪守的準則。如何保護工人作為勞動者的權益，應成為當代工人政治的主體內容，甚至可以說，這應是當代中國工人行動的指南。如果偏離這個目標，就有可能使工人淪為新的政治工具。第二，工人要實現利益組織化。工人要保障自己的利益，就需要有圍繞這些利益的組織。當然，工人的利益組織化，對中國現有的工會組織會提出嚴重的挑戰。它如果不能通過改變自己來真正滿足工人的利益要求，就會被絕大多數工人所遺棄。同樣，對執政的共產黨來說，更富有挑戰性。因為現實已表明，革命年代的政治承諾與發展主義價值觀及現行的政策性選擇之間存在著十分尖銳的衝突，並使執政者在維護曆史道統及其合法性和承認社會現實及順應曆史潮流之間難以抉擇。
這本書最後定稿是在哈佛大學。世界著名政治學家、亞洲學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前主席裴宜理博士（Elizabeth J·Perry），她還是哈佛燕京學社社長、哈佛大學亨利·羅佐夫斯基政治學講席教授和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看後寫了一篇評價很高的序，她說：“於建嶸對中國工人階級狀況進行的描述和研究堪與E·P·湯普森關於英國工人階級的經典研究相媲美。像湯普森一樣，於建嶸探討了勞工的曆史變遷，熟練地將工人的政治傾向與他們對自己過去經曆的自我詮釋聯係起來。
但是，湯普森的著作是一部勞工史（尋找19世紀英國階級意識的源頭和手工業者對工業化的反應），而於建嶸的這本著作同時還是一部人類學和政治學的著作。它用人類學家的參與式觀察和政治學家對於理論意義和政策涵義的關注，補充了曆史學家們對逝去時代遺痕的追尋。”當然，這是人家說的客氣話，但像裴教授這樣的名家能這樣說，我還是蠻高興的。說心裏話，我自己也認為，這是我目前寫得最滿意的一本書。
盡管如此，這部書在國內也沒有獲得正式出版。但你們到網上一搜索，卻有廣西師範大學出版以及書號之類的。事情的原委是，這本書寫出來後，我計劃在香港和內地同時出版。當時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與我簽訂了協議，也發排了。當時約定最好國內先出版，海外的明鏡出版社再出。最後明鏡的老板先出了，並進行了宣傳。全國總工會研究室知道後就去買了些回來研究，並向全總的領導人寫了一個報告，認為雖然講的都是事實，但不宜大眾傳播。這本書最後也就沒有辦法在國內出版了。
由於時間關係，我在這些書之外所進行研究，比如信訪製度的研究，現在正在進行的地下宗教的研究等等，就不詳細講了。但在進行下一個部分講解前，我要先給你們放一個有關北京上訪村的紀錄片。（放映約十五分鍾的紀錄片）
關於底層社會的立場
大家剛才都看了《我們的上訪村》這部紀錄片，心裏也許會生出許多感慨。我看見有些同學都流淚了。但我在這裏不是為了騙取眼淚，我想告訴你們，在我們生活的世界，還有許多東西是我們從來沒有想到的，有許多人群的生活是我們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我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這些告訴你們和更多的人，並想思考出這其中的根源和意義。
現在，我簡單地表明一下我有關底層社會的立場。
一、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我認為，底層社會是當代中國現實社會問題研究和社會結構整體曆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發展徹底改變了原有的單位平均主義製的社會結構，對中國社會結構分層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伴隨著市場化進程和社會轉型及社會結構的重組，社會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帶來了社會分化和社會不平等的加劇，社會結構分層日趨明顯，並初步呈現出半固化的特征，社會斷層和底層社會已成為當今中國社會結構的一大特征。可以說，對於中國社會的這些變化，最有研究的是孫立平教授，他提出了“社會斷裂”這個概念。
康曉光教授對這個過程也有非常深入的研究。甚至可以說，在當今中國的學術界對精英聯盟盤剝底層人民最富有批判精神的研究，就是這個骨子裏充滿精英意識的康曉光完成的。然而，以上這些研究大多從宏觀的結構出發，或者秉持精英主義的思維，自上而下地“發現”了底層社會。
日本有位叫三浦展的學者，寫了一本很有名的書叫《下流社會》。
這本書以大量的社會調查為基礎，從消費市場的角度，分析了日本中流階層正在“下流化”的過程。作者指出，一直到19世紀50年代，日本還是一個由極少人數的上流社會（不勞而獲卻能夠維持富庶奢侈生活的地主、資本家等富人階級）與人數眾多的下流社會（無論怎樣埋頭苦幹也擺脫不了貧困生活的窮人）所組成的等級社會。自戰後的50年代至70年代前半期，日本經曆了一個社會飛速發展的時期，日本出現了一些被稱為“新中間層”的社會階層，並且逐年增多。然而，現在的日本卻出現了一個“下流化”趨勢。這個下流社會不是指掙紮在溫飽線上的弱勢人群，而是中流階層的下層，其最大的特征並不僅僅是低收入，更在於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熱情、學習意願、消費欲望等全麵下降。
當然我們不能用日本學者的這樣描述來理解中國的底層社會。那麼，如何認識當前中國底層社會所具有的形態和特征呢？這是一個十分複雜的問題，它有關社會分層。在中國社會分層方麵，最富有意義的研究是中國社會學學會的前會長陸學藝教授帶領的團隊完成的。當然，我們所說的底層社會並不是希望重新做一個社會階層的分析。我們是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使用這個概念，這就使這個概念具有一定的模糊。
但並不是說，我們所說的底層社會沒有明確的標準。在我的研究中，對底層人群有四個基本規定性。其一，他們不掌握公權力，不在國家權力機關或事業單位任職，或者簡單說，他們不拿財政工資。簡單說，他們不是“幹部”，不是國家公職人員。其二，他們的生活主要不是靠資本收益，而是靠出賣勞動力。也就是說，他們不是老板。其三，他們生活處於溫飽或溫飽線以下，他們是這個社會的低收入者，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社會是窮人。
其四，他們很難實現社會階層的流動或轉化。如果按照我上述的標準，毫無疑問，在當代中國底層社會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群體。
二、從價值的觀點來看，我認為，在很大程度上，“底層社會”作為一種價值取向，要求我們從底層人群的處境出發，從他們的要求和願望出發，來理解社會的發展和目標。
精英主義價值的核心，精英們按照所謂社會規律或理想，設想出一個社會方向和目標，並以此製定相應的社會政策。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我們的知識階層對底層政治的無視到了理直氣壯的地步，真正來自底層的眼光是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對邊緣弱勢群體問題的呼籲，也在一定程度上出於這樣一種危機意識：底層生存狀況的惡化會影響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是一種自上而下的對危險警示的精英思維的反映。顯而易見，基於“危險”反映的對於底層的關注尚未離開統治的立場、精英的立場或者說是上層利益階層的立場。底層所獲得的關注眼光是自上而下的，是作為治理對象和防範對象而存在的。
要改變這種狀況，首先要做的就是要走進他們的生活，從底層群體的處境去理解他們的訴求和行為。也就是說，我們對政治的研究也就不能隻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動的層麵上，我們需要深入底層社會生活的內在結構中去尋找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我們對那些主導社會發展的精英們也不能停在道德評價的層麵上，我們需要尋找一種製約精英們行動的社會力量。
毫無疑問，這種力量首先來自政治背後的社會群體的利益關係，然後才是製度的設定和遵守。在這裏，民主政治的主要意義，就是讓政治精英和底層民眾在內的社會各群體有一個平等的利益表達平台。隻有當社會的所有成員特別是底層階層都感到有利益表達的渠道，並能意識到這種表達是有效的時候，這個社會才是健康而和諧的。
當然，我也並不是說，底層民眾的一切行為和思想都是對的。但管理中國這麼大的一個國家，在沒有實行真正民主之前的威權時代，就有一個治理者如何了解底層人群的意願的問題。
如果不能理解他們的行為和意識，所製定的政策肯定是有問題的。就以信訪製度來說吧，這也是我與你們的康老師爭論的問題之一。在國家信訪局為修訂信訪條例叫我們去開谘詢會時，我們就發生過爭論和衝突。
我認為，由於信訪製度存在許多重大的製度性缺失，越是強調信訪，就會有更多的人上訪。而隻要中央政府搞信訪責任追究製，就會使地方政府與信訪人的博弈變得複雜而無序。加強信訪，不如加強司法。當時你們的康老師很生氣地指責我說，中央領導都主張以民為本，你姓於的不是一直說要保障弱勢人群的權利，為何在有關解決老百姓實際問題的信訪問題上你卻倒退了呢？我當時回擊康教授說，你不了解信訪製度的本質特征和信訪人群的心理。不信，我們就等著瞧，加強了信訪反而會產生更多的問題。
當然，最後國家還是采納了康教授一群人主張強化信訪的觀點，修改了信訪條例。新信訪條例實施兩年多了，情況就有如我所說，信訪問題更加嚴重。
不信，我念條短信給你們聽。這條短信是我剛才收到的，是河南的一位上訪者發給我的。這個上訪者很有名，我稱之為“超級訪民”。他的事本來很簡單，就是他老婆和孩子由於沒有在本村落戶，所以在外麵來征地時少分給他們家大約六千元土地款，他就開始上訪，當他告到省裏時，縣裏麵感到有一定的壓力了，就給了他家一萬二千元。他還不服，就告到了北京，這下影響到了縣裏的政績，把縣裏惹火了，把他搞回來勞動教養了一年。
這下問題的性質就變了，他一放出來，就直接到了北京上訪，一待就是4年，搞得這個縣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他在這4年中也沒有取得任何進展，本來也就打算回家過日子算了。可最近要開奧運會了，中央出台了一個信訪責任追究製。他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他剛才給我的短信是這樣說：“於老師你好，明天我就要離開北京了，因為我縣政府已派公安來抓我，所以我想拜托你，和我縣政府談判，一定把我的條件告訴他們，就說少了20萬，我不會和他們談。要想解決問題，先給我家拿10萬，我就回家，不拿10萬元，我就不可能回去，非常感謝我的親人於老師。”這條短信傳遞一個什麼樣的信息呢？就是製定政策者不了解民情民心，所製定的政策釋放出來的信號及所形成的社會評價，就會製造出這樣的“超級訪民”。所以，我一直說，對底層社會不了解，對他們的心理狀況也不了解，對他們的願望不了解，你的政策表麵上是親民的，實際上是傷民。
三、從方法論的視野來分析，“底層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從底層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現象，在當前社會轉型期，理解底層人群的社會心理將具有特別的意義。
“底層社會”可以說是不被關注和被遮蔽及忽視的另一個世界，著眼於底層社會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結構，深入底層人群日常生活的細節和事件，將有助於揭示和再現社會運行的深層動力和被“隱蔽”的社會事實。底層社會的揭示有助於理解和揭示中國繁榮發展社會轉型背後的另類社會現實，對於豐富社會轉型和社會結構以及社會衝突理論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我個人認為，當前中國的底層社會研究在當前的學術研究中是相當薄弱而貧乏的，進一步深入地了解並認識中國的底層社會也是社會穩定之必需。具體來說，這些問題可以表述為：當前中國底層社會所具有的形態和特征是什麼？底層衝突性事件發生發展的結構性根源是什麼？底層群體的心理如何？底層群體的利益訴求是什麼？如何吸納並引導底層群體的政治參與？
而要認識研究底層社會，起碼需要堅持兩條。其一，要堅持從個體出發。每一個社會都是由個體組成的。我們把底層作為一個特殊的社會群體，但並不能因這個群體而否定個體的存在。我們要研究工人、農民或其他群體，就要具體了解他們作為個體的狀況和需要。布勞格曾經指出：“從原則上說，如果有可能和當做有可能的時候，用個人的行為來給所有像宏觀的因素、總體變量或不管被叫做什麼的整體概念下定義是非常合意的。”當然，我不主張離開個體去談群體，並沒有否定群體的存在。
在一定的程度上，我們講“底層社會”就是認可了一個有著同質化的社會。我們在這裏隻是在強調，要研究群體，需要有個體的視野，要從個體的需要和行為中來理解社會群體的變遷。這有如思想家哈耶克所說：“那些偉大的個人主義作家所關心的主要事情，實際上是要找到一套製度，從而使人們能夠根據自己的選擇和決定其普通行為的動機，盡可能地為滿足所有他人的需要貢獻力量。”其二，要相信底層人群是理性的，他們能夠判斷自己的利益所在，他們的利益需求和行動也是能影響到社會發展的。
也就是說，底層群體與精英一樣，都是理性人。這裏的理性，是指個人選擇正確手段以達到利己效用。選擇行為的理性意義，雖然也體現在搜索和確定利己效用目標的過程中，但更主要體現在實施這些目標的過程之中。在一個具體的行為過程中，個人選擇行為和非理性行為可能同時存在，甚至不能將它們完全分開。但在具體的個人選擇行為中，這種理性能力是有限的。這種有限的理性能力表現為認知能力和環境反應兩個方麵。而且，任何選擇行為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基於一定的目標和意願的過程和結果。
但是，我們肯定這一點，並不是讚成“目的論”。目的論是那種按照某種目的或結果來解釋事物的學說，它將事物的目的、功效視為其發生或產生的原因。而我們這裏闡述的是個人選擇行為的目的，表明的是行為人內在的動機，是個人選擇行為的目標和意願。這種目標和意願在個人選擇行為中顯然是存在的。這也是作為人的行為與動物的舉動的區別，是個人本能性行為和選擇行為的區別。在這方麵，印度的底層研究（Subaltern Studies）計劃所運用的方法和提供的研究成果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總之，我今天所講的底層社會是一種社會存在，也是一種價值觀，還是一種研究方法。我所努力的就是要揭示這種社會存在，要張揚這種社會價值，要堅持這種研究方法。
以上就是我今天要講的主要內容，謝謝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