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建嶸：您對中國政治價值和文化的分析是很有洞察力的。的確如此，當前中國的意識形態和思想特別複雜，中國主流的意識形態和民眾離得比較遠，民眾比較關心眼前的利益，而拒絕信仰某種政治意識形態。工人和農民在維權抗爭活動中都把意識形態策略化，不太強調意識形態的價值性功能，而是強調意識形態的工具性的作用，他們的行為是功利和策略性的。
當然，黨和國家在“實事求是”的方針指導下，對其綱領和憲法做變通性和策略性的解釋應用，並把其作為主義在中國應用的創新和發展。這反映了中國哲學文化的實用世俗和靈活性等特點。
毛裏和子：是的，在中國近現代史當中，從1919年以後共產黨的正統黨史來看，不僅僅是民眾把意識形態作為一個工具來使用，實際上領導層也是把它作為一個工具來使用的。中國的上層領導者在推進意識形態的過程中，實際上背後隱藏著的是一種民族主義。可以說，中國近代政治發展的邏輯和合法性基礎都是建立在國家富強和民族昌盛的民族主義基礎上的。
中間模式：中國政治發展的可能進路
於建嶸：今年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這30年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時期。因此，中國的執政者和有些學者就認為，當前中國的動員式威權體製，是適合中國國情舉國體製能辦大事的製度，它能夠使中國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發展。的確，威權主義體製對於新興國家而言，可以通過強製性的政治整合維持秩序和穩定，以達到發展經濟、促進社會進步的目的。
但也有些學者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威權體製會有各種各樣的壓力，除了治理成本外，還有來自民眾的抗爭、抗議行動和社會的不穩定等方麵的壓力。也就是說，經濟的自由化，使威權體製的治理成本越來越高，尤其是腐敗的成本，還有利益集團對掠奪民眾利益引發的民眾反抗的治理，這些增加的治理成本，都會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提出嚴峻挑戰。
毛裏和子：從長遠來看，經濟的發展變化會帶動政治體製較大的變動，這也是東亞模式給我們的啟示。在以前的威權體製中，統治社會的成本是相對較低的，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統治起來就越來越煩瑣，治理成本也會越來越高，一些體製內部的人也會提出政治改革的要求。我要指出的是，當前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其治理成本也會越來越高。
這可以以您深入研究過的信訪製度為例。正如您所指出的那樣，信訪製度作為一項國家的正式製度，其本意是化解社會糾紛。可在實際運作中，它不僅不能解決民眾的問題，反而增加了中國官民之間的矛盾，增加了民眾對管理者的不滿，這是治理成本增加的一個表現。而且從國家的角度來講，政府解決信訪問題需要在人員、財政上承擔很大的負擔。這兩個方麵是中國治理成本加大的重要表現。這樣的成本，注定會使中國的現行政治體製有所改變。
於建嶸：應該說，對當今中國的政治發展需要有所突破，許多真正有科學精神的學者和有政治責任的執政者都是有共識的。問題是，向什麼方向突破，如何突破。前些天我在華中科技大學做演講時就提到，對當前中國政治道路的選擇實際上有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兩種思維。理想主義又有兩種：一種是強化威權體製，就是加強對民眾的控製，使威權體製更“威權”，如一些學者提出的新儒教；另一種是實現民主憲政，實行多黨政治、開放媒體、司法獨立等。而現實主義思維認為，這兩條道路都不是執政者的努力方向
。在我看來，中國的執政者正在選擇一種可以稱為“法治式的威權體製”道路。這種體製的基本點還是堅持一黨政治的權威，但也許會強調法律的作用，用法治來降低威權統治的製度性成本，比方說減少腐敗，樹立執政者的公信力，解決社會糾紛。
毛裏和子：我認為中國會選擇一種介於強化威權主義和民主憲政二者之間的中間道路。因為，加強威權主義體製，從當前的現狀來看是不可能的，如果越來越強化控製，不僅治理成本難以負擔，而且還會帶來體製的不安定和政權不穩。走民主化的道路，短時間內也不可能實現。根據慣例，實現民主化道路主要有兩種途徑：一種是通過暴力手段取得，另一種是通過協商走向民主化。
協商就是統治集團內部出現結構的多元化，比如黨和政府內部出現保守派、改革派等派別的明顯分化，但當前中國統治集團內部的這種多元化狀況不明顯，促使民主化實現的中間階層還沒有出現。因而，也不存在通過非暴力方式實現民主的可能性。在這個問題上，一定要注意中國政府對信訪問題的處理。您曾經提出要廢除信訪製度這樣的觀點，但是政府沒有采納。今後信訪製度怎麼改革，起什麼樣的作用都是非常重要的信號。
2005年發布的《信訪條例》，實際上有兩方麵的功能，一方麵用法律來保護上訪人的權利；另一方麵是要加強中央對官員和民眾的管理，是一種統治的手段。從中國法治化進程所得出的經驗來看，法律在加強從上到下的統治和管理有效性方麵發揮的作用更大，而對弱者保護這方麵的作用則顯得比較薄弱。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麵就是，法治化進程的推進必須有勝任這個過程的人存在，包括司法部門和基層政府的各種人，當前這些人的法治意識還很不夠，他們用法治來管理和建設社會的經驗還比較弱。因此，法治化威權體製有可能會蛻變成用法律來加強威權體製這樣一種狀況。
於建嶸：如果中國政治發展要走一條中間道路，也還有一個先後順序和路徑問題。從現在公開的政治信息來分析，中國的執政者有關政治發展路徑的選擇並不明確，但其努力的方向還是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其一，共產黨的高層在提倡一種黨內民主，鞏固目前這種共治式的威權政治；其二，進一步加強對地方的政治控製，強化地方的政治壓力，推行一係列的責任追究製，強化地方黨政和官員的政治責任。當然，執政者的這種政治選擇也許並不符合我們許多人的政治理想，但卻是我們必須麵對的。
如果說，“精英共治”在當前中國還有一定的可行性，那麼，我要特別指出的是，沒有法治基礎的“責任追究”式的壓力體製會促使上訪、底層抗爭等諸多問題的凸現。對此的技術性方案有兩個：一是推進縣政自治，實現民眾對縣政首長的政治賦權；二是實現司法製衡，使司法脫離地方政治的控製，以樹立司法權威，建立民眾對國家政權的基本認同。
毛裏和子：剛才您說的，從上到下的共治可能就是一種協商政治，而您認為技術性的措施是實行縣級政權的改革和地方司法製衡。這是一個很有新意的路線。現實會不會這樣發展，現在我們還不能完全斷定。
今年2月，我在早稻田大學中國問題研究所舉辦的一個國際研討會上，談了一下我對這方麵問題的看法，我認為未來中國政治發展的走向主要有四種設計：第一種就是走比較接近西方的民主化道路，比如說，共產黨分裂成兩個黨，可能就會走向與西方民主化比較接近的道路。第二種是像東亞各國那樣比較平緩地走向民主化，實行選舉和多黨政治，從形式上看是一種威權體製，實質上卻是一種民主體製，現在的日本就是這種體製。第三種我稱之為回歸傳統，強調德治和法治的作用，如有些學者提出的新儒教理論。第四種是當前通行的中國特色的道路，具體是什麼說不清楚。總之，中國要走中國自己的發展道路。
於建嶸：中國是否存在您所說的這四條道路，是一個可以討論的問題。其一，從現實來看，當前中國的利益結構和共治式威權體製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防止黨的分裂，而且在統治秩序相對平穩和政治交接製度化的時期，領導人一般不會冒險製造黨的分裂。其二，今天日本的政黨體製的形成與戰後美國主導的民主化改造是分不開的。因此，中日兩國很難相提並論，也就是說，日本的民主化模式對於中國而言並不一定行得通。其三，至於回歸傳統，最多也隻是有些人口號化了的“儒家社會主義共和國”，儒家隻是形象工程，不可能是組織體係，更不可能走向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道路。其四，關於走中國特色的道路，這當然是目前中國執政者最為重要的宣示。
毫無疑問，中國人應按照自己的情況來解決自己的問題。
這些情況有經濟方麵的、文化方麵的，還有政治傳統方麵的。
但這並不是說，我們在走“中國特色”的政治發展道路時，可以不借鑒其他國家的政治發展的經驗和教訓。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觀察中國未來的政治發展應有多維視角，既要重視曆史傳統的影響，也要看到偶然事件的作用，同時也不能忘記人們追求政治時的經濟目的，更不能拒絕全球化時代人類共有的政治價值和技術。
可以說，中國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高，民族自信的增強，對傳統文化認同的加強，對其他國家經驗和教訓的吸取，都將對中國政治發展起到積極而深遠的影響。
日本慶應大學博士候選人吳茂鬆先生、日本早稻田大學現代中國研究所所長客員專任講師徐顯芬女士擔任現場翻譯。
（原刊《南方周末》，2008年11月20日，有刪節）
人民大學演講：中國的底層社會——我的研究和立場
時間：2008年7月29日
地點：中國人民大學明德法學樓
觀點提要
近十年來我關注的基本問題及研究範疇主要是中國的底層社會，《嶽村政治》、《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和《中國工人階級狀況》三本書是這些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這些著作及相關研究要表達的一個基本理念是底層社會有自己的政治邏輯，國家要在政治上重新認識底層社會，確認和保護底層社會公民的個人權利。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底層是研究當代中國現實社會問題和社會結構整體曆史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當代中國底層社會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是一個非常大的社會群體。
“底層社會”作為一種價值取向，要求研究者從底層人群的處境出發，從他們的要求和願望出發，來理解社會的發展和目標。因此，政治研究不能隻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動的層麵上，而要深入底層社會生活的內在結構中去尋找事件發生的真正原因；對那些主導社會發展的精英不能停在道德評價的層麵上，而要尋找一種製約精英行動的社會力量。
從方法論的視野來分析，“底層社會”作為一種社會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從底層人群的角度去理解社會現象。在當前社會轉型期，底層社會的研究視角有助於理解和揭示中國繁榮發展、社會轉型背後的另類社會現實，對於豐富社會轉型和社會結構以及社會衝突理論都具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中國的底層社會：我的研究和立場”，主要是向大家彙報我近十年來關注的基本問題和研究結論。包括兩個部分：第一部分，講我研究的過程，重點是我寫的三本書。我想告訴你們，這些書是如何來的，它想表達一個什麼樣的基本理念。第二部分則是講我對當下中國的基本看法，其中主要是講我關於底層社會的立場。在這中間，我要放一部我拍製的電視短片給你們看，這個短片是紀錄北京上訪村的。
我對中國底層社會的研究
關於《嶽村政治》
我最早公開發表的研究成果是《嶽村政治》，現在這本書被康曉光教授等稱為名著並列為你們班的教材，我很高興。但實際上這本書不是我非常滿意的著作。《嶽村政治》是我的博士論文。你們將來寫博士論文的時候就知道了，在目前中國這種教育體製和政治語言環境下，博士論文有許多表達方麵的禁忌，否則，你的論文就通不過，你就拿不到博士學位。可是，我讀博士時，已經在社會上混了好多年了，其中當了近十年的律師，我當然不想為了混一個文憑而無所作為，總想在博士論文中表達我長期以來對中國社會的觀察和思考。那麼寫一篇什麼樣的博士論文呢？
我出生在湖南。近代以來，這個地方出了許多很有名的人，其中有大家肯定知道的曾國藩、黃興、毛澤東、劉少奇和彭德懷等人。毛澤東作為一位革命家與湖南最密切的聯係當然是他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他早期最有名的著作就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你們中有讀過的人可能還記得，毛澤東在這篇檄文中用“農民運動好得很”、“貧農乃革命先鋒”等“事實”，批駁了“農民運動糟得很”、是“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他稱讚說：“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
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勳。”事實上，直到現在，有關這場農民運動的爭論依然存在。你現在到了湖南農村，還會經常有人對當年的農民運動不以為然。有些年齡大的人也許會告訴你，某某“農民領袖”當年就是一個不勞而活的二流子，而被打倒的地主則是一個吃苦的莊稼漢。我是1979年在湖南師範學院上的大學。在1980年我們這所學校因基層人民代表選舉發生了舉世聞名的學潮。
我學的是政治專業，又經過文化大革命，當然很容易把湖南的農民運動與自己經曆過的社會現象聯係在一起。我一直在思考底層的中國農民，是如何被動員起來的，而且，他們被動員起來後的行為，為何與“文革”中紅衛兵造反、學潮時的學生的行為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可那時隻是寫了篇短文章，因沒有地方發表，也就沒有下文了。
因此，當我到華中師範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我就想寫一本《湖南農民運動再考察》的書，想從群眾運動的角度來重新解讀那場激動人心的曆史運動，想用自己的視角去理解生活在底層的農民是如何與毛澤東等革命的知識分子結合的，試圖建立新的有關中國鄉村社會與革命理解模式。
我的導師是徐勇教授。徐先生是一位治學嚴謹、很有學問的政治學家，他將自己的研究方法歸納為“三實”，即追求實際、實證和實驗。他特別強調的是實證研究，認為要真正了解中國社會需要進行艱苦的個案研究，要在實證中尋找理論突破和創新的契機。他指出，在實際調查中要堅決摒棄先入為主、以個人價值偏好取代客觀事實的做法，首先要弄清楚“是什麼”，突出動態的過程研究，突出理論的原創性。
他聽了我的想法，表示認可。但他認為，隻在檔案館查資料，不到發生地進行實地調查得不出原創性的東西。於是，我就沿著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了近兩年的農村社會調查。但最後在博士論文開題時，徐教授和指導委員會的其他教授，都建議我不要把毛澤東及其所領導的湖南農民運動作為主題來講，因為我的這些評價可能會違反某些政治規定。
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我就把鄉村治理作為研究主題，寫成了題目為《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以嶽村為表述對象的實證研究》的博士學位論文。這篇博士學位論文是以湖南省第一個農民協會所在地嶽村為表述對象而建立的有關中國鄉村政治狀況的理論分析模型。
它運用國家與社會這一理論框架，通過對嶽村一個多世紀以來的政治關係、權力體係、政治控製、政治參與和政治文化進行客觀的描述和分析，試圖從政治社會學和政治人類學的視角，來剖析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發展的過程和特征。這篇博士論文基本上沒有做改動，在商務印書館以《嶽村政治——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為名出版後，得了許多獎，也成了一些院校所謂的必讀物。
可是，從已發表的數量很多的書評中，我發現有許多人並沒有真正了解我在這本書裏想表達什麼。
記得幾個月前，你們人大的博士們舉行了一個《嶽村政治》討論會，我的一個好朋友作為主講。他把精心準備的講稿發給我，希望我提些意見。我看後一條意見也沒有提，甚至一個字也沒有改。為何呢？因為我感到他同許多人一樣，對我在《嶽村政治》想表達的、最深層次的思想並沒有理解。
那麼，我到底想在《嶽村政治》中說些什麼呢？表麵上講，《嶽村政治》開筆和最後的落腳點都是講“村民自治”的，是對有關村民自治相關爭論的回應。當時，村民自治受到了學術界乃至國際社會的普遍關注並形成了兩種完全相左的觀點。以徐勇教授為代表的支持者認為，村民自治是中國政治體製改革最深入的一個領域，它作為基層直接民主的有效形式，從根本上改變了長期以來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自上而下的授權方式，將一種自下而上的鄉村社會公共權力產生的方式用製度確定下來，體現了法治和民主精神，是現階段我國民主政治建設的起點和突破口。特別是，由於中國80%左右的人口在鄉村，鄉村的穩定發展，是整個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基礎，村民自治這一製度化的鄉村社會政治秩序具有特別的曆史使命，將影響中國社會現代化的曆史進程。
以黨國英教授和陳子明為代表的反對者則指出，盡管在鄉村社會的結構轉型時期有對民主政治的需求，但由於鄉村政治應該是全社會民主政治的有機組成部分，特別是鄉村改革應該是全社會政治變革的最後一個環節，鄉村社會很難產生推動全社會政治變革的力量。村民自治不是民主政治的起點，而隻是一場發展後果尚難以預料的鄉村政治動員令，因此，應以現代國家行政分權思想替代自治理念，其政策性主張就是將社會體製的下線伸入到村。他們的這些主張與現任的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滬寧相當一致。他在還是複旦大學教授的時候，就寫書指出，為加強村一級組織調控作用，從目前鄉村變化了的生活方式看，將社會體製的下線伸入到村是必要的。
我研究的基本結論與他們的觀點多有不同。我認為，轉型期中國鄉村政治結構的變遷過程，是在現代化背景下，國家主導鄉村社會的製度變遷過程，其顯著特征和標誌是，城市政治社會對鄉村社會的侵入即國家行政權力的下沉；但是，國家對鄉村社會的這種主導作用是有限度的，要受到鄉村各種利益結構及國家能力、鄉村傳統、現代化及民主化等多種因素的製約。在這種有限主導的政治模式中，鄉村政治發展的基本邏輯是，隨著國家對鄉村經濟依賴性的減弱和鄉村市場經濟的發展，以及傳統的權力文化向現代權利文化的轉變，國家的行政權力將逐漸退出鄉村的政治領域，鄉村社會將最終完成從身份到契約的過渡，實現從傳統的專製家族社會向現代民主的個體社會的轉型。
也就是說，在我看來，村民自治的意義在於它是發生在中國轉型期過程中用法律的規則確定的政治參與從家庭到個人的轉變。這種轉變體現的不隻是一種政治單元的轉變，更多的是對個人民主權利的承認。這一點對於有著幾千年專製傳統的中國社會特別重要。民主政治的基礎是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護。民主是在尊重個人權利的基礎上的多數決定，或者說是以多數決定來防止共同體的人格化身的為所欲為，從而保護公民個人權利的一種機製。鄉村社會是中國社會的基礎，對村民個人權利的確認和保護，也就意味著中國社會的最深厚的基礎得到了改造。這是理解近代以來中國鄉村社會政治發展和進步的關鍵。
上麵講的是些文本性的東西，是顯而易見的。
但實際上，我還是力求在字裏行間表述我的一個最為基本的觀點，就是將對農民基本權利的承認和保護作為農村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基本目標；同時，我希望通過對農村利益衝突與政治權力關係相關性分析，使人們認識到當代中國農村的社會結構還存在發生大規模社會動蕩的基因。為了張揚這種思想，我在這篇博士論文以《嶽村政治》為名出版時，節選了部分有關農村群體性突發事件的調查記錄，作為該書的附錄。
在這些日記性的文字裏，我想表達自己思想最深處的某些東西。對我想表達的這個東西，還是有人讀出來過。你們人民大學的政治學家張鳴教授和我們社科院的樊平教授就在北大舉行的一個有關《嶽村政治》的研討會上非常明確地指出了這一點。他們認為這才是最有價值的，應該發揮這些觀察和思想，寫出更好的東西出來。
我真的很佩服他們的洞察力，也很感激他們的鼓勵。事實上，我在寫《嶽村政治》時，已經注意到了兩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其一，就是近年來湖南發生的一係列農村群體性事件都有當年湖南農民運動的影子；其二，當年去領導湖南農民運動的人大都是參加過安源大罷工的工人。我想理解這些現象，才有我後來關於底層社會的兩本書，即《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和《中國工人階級狀況——安源實錄》。
關於《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
2001年博士畢業後，我到中國社會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做博士後研究。我當時申請入站的研究選題是“當代農民的維權抗爭”，我的合作導師是農村所所長張曉山研究員，他是一位經濟學家，對中國農村的經濟合作組織有非常深入的研究。他同時是一位對底層民眾有十分關懷、正直而有擔當的真君子。他批準了我的研究計劃，使我有機會進入中國社科院這個國家級的科研單位。我以此為課題申請了國家的社科基金並獲得了資助。我的博士後出站報告及國家社科基金的結題報告就是《當代中國農民的維權抗爭——湖南衡陽考察》。
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國家社科基金的專家們給我這項研究的成果鑒定為“優秀”，可國家社科基金管理辦公室又給社科院下達了專文，說此書所涉內容過於敏感，不宜公開出版。你們現在能看到的書是我刪節了大量內容後，由香港的中國文化出版社出版的。
這本書寫的是衡陽縣農民維權抗爭。大家都知道五嶽之一的南嶽衡山，它在湖南。衡陽市和衡陽縣都在南嶽的南邊，所以稱為“陽”。衡陽縣出過很多名人，有兩位你們也許是知道的。一個現代史上非常有名的人物，叫夏明翰，是一個革命家。他講了“殺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後來人”，讓很多人都記得了他。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人，就是專門寫男歡女愛的瓊瑤。為何要選擇衡陽縣來進行調查和表述呢？
衡陽縣農民維權抗爭進入我的研究視野是1999年6月。當時我正沿著毛澤東當年考察湖南農民運動的路線，進行農村社會調查。在一個偶然的機會，我獲悉了衡陽縣在一個月內發生了三起農民與基層政權衝突事件。這三起事件就是“欄壟事件”、“香衝事件”和“鹽田事件”。
“欄壟事件”發生在1998年12月20日，衡陽縣欄壟鄉政府組織人員到荷陂村收取三級上交款並將“上訪代表”蔣才輝妻子鄧月英捉到鄉政府摔成重傷，被迫送縣醫院搶救。當地村民知道後紛紛前往縣醫院探視，並集體到縣委和縣政府要求依法懲治打人凶手，在沒有得到滿意答複的情況下，近百名村民在縣城省道必經的橋上靜坐，使省道及縣城交通中斷了一個多小時。
事件發生後，鄉政府組織力量對參與靜坐的村民進行集中打擊，拘禁該村“上訪代表”和參與靜坐的其他村民十多人，以“衝擊政府”和“非法集會”等名義對數十名村民處以2000元至50元不等的罰款，並舉辦各類“法製學習班”強製村民到指定地點集中學習。為了逃避打擊，該村100多名村民像“躲日本”一樣藏在附近的山中數日，直到驚動中央才得以回家。
“香衝事件”發生在1998年12月23日，衡陽縣渣江鎮鹽田責任區香衝村幹部來到該村荊樹組收三級上交款。該村的“減負代表”洪吉發與彭雲茂、彭忠雲等人得知後，趕到村幹部正在收款的農戶家宣傳中央的減負政策，並直接質疑村幹部為什麼違反規定按人頭攤生豬稅，雙方因此發生爭吵和扭打。鹽田責任區主任得知此情況後即前往香衝村進行處理。而渣江鎮其他村的“減負代表”聞訊後也迅速前往香衝村與責任區領導評理。渣江鎮政府即派鎮裏幹部及派出所幹警乘坐兩輛吉普車趕到現場。附近幾個村的近千名村民趕來後將鎮和責任區幹部包圍。
在相互爭辯中，減負代表洪吉發與責任區主任發生扭打。洪吉發和責任區主任分別受傷。村民們憤怒地將鎮幹部乘坐的兩輛吉普車掀翻到路邊坑下，造成車輛損壞。事後，洪吉發被衡陽縣人民法院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彭忠雲和彭雲茂分別被衡陽市人民政府勞動教養管理委員會處以勞動教養一年。
“鹽田事件”發生在1999年1月17日，衡陽縣渣江鎮根據縣委和縣政府的安排，聲稱要集中力量對農村社會治安進行一次重點整治，召開全鎮農村整治動員大會。鎮黨委書記、鎮長和分管政法的副鎮長及縣駐鎮農村整治工作隊隊長等人商定，將該鎮被捕押的部分“減負上訪代表”或他們的親屬等6人作為反麵典型，列為幫教對象，用捆綁掛牌的方式在萬人大會上批鬥示眾。在會議進行之時，幾千名參與會議的村民為營救被批鬥的“減負上訪代表”集體衝擊會場並與政府幹部發生了大規模衝突，“減負上訪代表”被群眾營救，在場的十多名縣鄉幹部和數十名政府聘請的戴紅袖套的聯防人員被亂石打得落荒而走，政府租借的數部車輛被砸壞。該事件發生後，引起了中央和省、市領導的高度重視，省、市派出聯合調查組。衡陽縣委、縣政府對負有責任的鎮黨政領導進行了處理。
這些事件讓我感到十分的驚訝甚至是震撼。因為，它們與主流媒體和學界所宣稱的農村形勢相差甚遠。我想，這些也許是個別縣發生的少數事件。但是，我很快又獲得了湖南省各地發生的多起農民直接對抗基層政府事件的準確信息，而且有許多事件無論是規模還是對抗程度及社會後果都遠遠超過了上述事件。已有的學術訓練和社會科學研究者的責任促使我開始關注這些事件，並感到下列問題需要回答：這些“減負代表”、“上訪代表”都是些什麼人？他們為什麼要領導農民與基層幹部進行抗爭？他們是如何組織起來又是如何運作的？
基層幹部為什麼要打擊迫害他們？村民們為什麼寧願冒著風險不惜采取集體行動衝擊會場營救他們？他們被打擊後是否還會繼續從事減負上訪活動？前麵這些問題是有關事實方麵的。在了解事實的基礎上，我想進一步回答的理論問題是，當代中國出現的這些農民抗爭活動的根源、動態過程和結果是什麼？有組織的農民爭取權利鬥爭對農村的治理和政治穩定發生了什麼影響？它對於中國的民主轉型可能有什麼影響？為了防止中國農村踏上通向深刻政治危機乃至不可控製的動亂必須引進哪些製度變革？
對這些問題，這本書有較為詳細的回答。這裏我就不重複了。我現在講三個“農民領袖”的故事，我想，你們聽完後也許會得出與我差不多的結論。
第一個人物叫彭榮俊，男，1961年生，高中文化，1979年參軍到雲南前線，1982年退伍回衡陽縣渣江鎮鹽田文德村江東組務農。你們看彭榮俊的照片，是不是感到他與我們在城裏街頭常見的農民工無異。但無論其走路還是閑坐，腰總是直直的，講話也很幹脆。他煙癮很大。可知道我不喜歡煙味後，在同我談話時，從來沒有吸過煙。
他說，自己為人正直、敢作敢為和有克製力，這些都是在部隊養成的習慣。事實上，最早引起我關注衡陽縣農民抗爭活動的就是彭榮俊。那是2000年3月20日，我從兩位衡陽縣農民那裏知道了有一位叫彭榮俊的退伍軍人，在本鄉鎮發動13位農民成立“減負代表”組織，然後通過宣讀中央減負文件等方式，聯合幾百農民上訪省市，還就農民負擔問題直接與鄉村幹部進行談判，並遭受了各種打擊。
我感到農民先建立組織再進行抗爭，是有政治動向性的事件，需要重點關注。於是，我向他們提出訪問彭榮俊的要求。他們沒有肯定回答我，隻是說要先“請示”一下。3月31日晚，我剛從外地來到衡陽，還來不及整理行裝，上次來訪的一位就陪著另外兩人來到了我的住所。據介紹，來者就有彭榮俊。看來，經過上次的交談，他們認為與我交談沒有危險，彭榮俊才願意與我相見。
在我訪問彭榮俊時，他多次提到了他的妻子。他將自己之所以走上為農民而抗爭這條道路，主要歸結為兩個方麵。一個是當今農村社會太腐敗，農民受盡了欺壓，他曾經是位軍人，應該為農民說話。而另一個就是他的妻子的鼓勵和支持。他最初成立“減負代表”組織就是在他妻子的支持甚至激勵下進行的。這個過程很有意思。他本來在小鎮做糖生意的，有一次為了收本地芝麻，有個老頭就賣十多斤芝麻給他，但他沒帶秤去，就聽一個擺攤位的人說這個老頭是個人民的大好人，彭就問他被稱作大好人的秘訣，他就說是為農民減輕負擔，為農民拋頭顱流熱血。過了幾天，這個老頭就把減負的文件拿來給了他。他拿回來後白天沒來得及看，卻讓他老婆看見了。
他老婆是個高中生，在當地也算個有見識的人。他老婆發現，幹部按縣裏的規定收取的和省裏的文件大有不同，再加上我們農民的生豬稅都要按人頭來攤，最高每人要攤17元的生豬稅，把人當豬來攤錢。她很氣憤，對彭榮俊說，你是個退伍軍人，要是個男人的話，就要領導農民同這些腐敗分子鬥。
於是，彭榮俊就走上了領導農民維權抗爭的路。說心裏話，了解這些故事後，我有兩個非常深的感觸：其一，在我們的常識中，如果農民本人的權益沒有受到非常大的侵害，他們是不會去與當官的對抗的，可彭榮俊不是。他雖然也受到了亂收稅費的侵害，但如果算成本和收益的話，領導農民抗爭所付出的絕對遠遠超過了按要求交的稅費。如何理解他們呢？其二，彭榮俊老婆這位農村中年婦女所具有的政治責任感讓我感到萬分驚詫。在我們心目中，中國的鄉村婦女應該最怕事的，可為什麼產生了彭榮俊老婆這樣的人呢？
第二個人物叫陳標，男，1943年生，小學四年文化，衡陽縣渣江鎮官埠責任區新井村白露組，務農。你們看他的照片，是不是一個再平常不過的農民？我告訴你們，這個人物可不簡單。他1996年開始為農民負擔等問題上訪省市各級黨政機關。近年來，創作了大量有關農民現實生活的詩歌、政論文、政治寓言等作品，被衡陽縣減負上訪代表稱為“農民理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