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決定具有不同研究視野和人文關懷的學者對同一社會曆史和現實問題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真理。”但隻要他們不是將“學術”作為自身獲利的“法門”，這都是值得尊重的。因為，隻有當社會科學研究不僅僅作為一種職業，而成為研究者的生命一部分時，學術的價值和意義也就體現了出來。
盡管現在已不可能要求所有的“學者”都按宋儒張載所要求的那樣“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那些以關懷人類苦難為主旨和為弱勢群體直呼的學者及學術成果，也許並不被重視，甚至會因此而遭受到某些迫害，可他們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一定會贏得人們長久的敬仰。因為，他們獨立的人格並因此而具有的社會良知與社會責任，一直是我們這個民族的精神與希望所在。
當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是西方國家過去200年所遇到的問題的總和。我們要認識和理解中國，一方麵要看到它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化、城鎮化及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的；另一方麵，我們也看見，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這也許正是目前中國利益衝突和社會危機存在的最深層次的製度性原因。事實上，這些問題在困擾著中國的執政者、民眾和理論家們。
無論如何，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在這些問題上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特別需要注意的，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作為學者，麵對這些問題時，首先應想到的是我們這個偉大而多災多難的民族和國家的未來。也就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或者關心中國社會進步和民族複興的人，都有一種責任，就是要以這個民族長遠的利益去麵對現在中國的問題，而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之爭。當然，這是困難的。
也正是我們麵對的社會環境和問題是人類曆史上未曾有過的，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偉大的社會理論。在這種意義上，可以說，如何能夠把西方的理論創造和總結與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可以稱之為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理論，正是時代為中國學者提供的巨大機會，也是不可推卸的責任。
（原題為《責任與良知：中國學者30年》，刊《人民論壇》2008第4期）
請記住那些曾仰望星空的人
近日，有名校畢業的年輕法學博士來訪，陪其參觀宋莊美術館，他指著新落成的遇羅克雕像問我，遇羅克是什麼人，為什麼人們要為他獻花？聽此言，我深感意外。
像我這樣在“文革”中長大、在“文革”後上大學的人，大部分是知道遇羅克的。1966年“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血統論風行之時，他寫作《出身論》予以痛批，並因此在1970年3月5日被判處以極刑，年僅27歲。1979年，此案平反，慘情揭露，震驚全國。
這個出身普通的年輕人，之所以讓千萬人為之動容，是他在那個荒誕年代裏獨立思考的自覺和能力，是他在無所不在的迫害中表達和捍衛自己觀點的熱血和勇氣，是他在黑暗中仍信仰和追求光明的“天真”。人們在他身上，看到了思想和精神所具有的偉大力量。那年我剛進大學，在“撥亂反正”、“實事求是”的背景下，遇羅克、張誌新等作為“解放思想”的先驅，受到了官方的大力宣傳。可以說，正是讀過他們的著作、聽過他們的故事之後，才使我認識到中國現代史的沉重，理解到獨立思考的價值和艱難。
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的中心任務很快轉到經濟建設上去，對“文革”也沒有從體製原因和精神層麵上進行徹底的反思和清算。遇羅克等人在官方語係中，更多被作為反對林彪、“四人幫”的先進人物。他們所代表的精神，並沒有真正被歸入社會主流價值觀，並體現在國家教育、宣傳政策之中。
因此，這位法學博士受基礎教育時，曆史書中對“文革”是一帶而過，思想品德課上學到的，多是雷鋒式的道德英雄。而在家庭之中，父母的血緣之愛，似乎更希望子女能獲得現世的安穩，而並不注重精神的追求。本來是曆史的親曆者，但很多父母卻在孩子麵前絕口不提過去，心照不宣地和權力一起割裂了曆史。法學博士大約就是這樣失去了在未成年時知道遇羅克的可能。
他現在仍對此一無所知，在我看來，則是個很嚴重的事情了。首先，他出身名校。名校的魅力，一大半在於老師們的言傳身教和出色的同伴教育。看來，這個思想前沿之地，關心“文革”、關心自由思想的人也少了。其次，他是位博士。這已經到了主動學習的階段。他從未對改革開放前的曆史產生過興趣？從來沒有因堅持獨立思考與現實產生矛盾，而產生困惑和思考？甚至，他沒有養成讀書看報的良好習慣？畢竟，遇羅克們並沒有被屏蔽，也始終被一些人懷念並一再提起。更重要的是，他學的是法學。法律雖是一門實用之學，但並非純技術性的，它離不開對公平、正義等的價值判斷和追求。法學博士不知道遇羅克等，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有人也許可能這樣反駁說，不知道遇羅克，又能怎麼樣？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有時間多背點英語單詞，多看幾本專業書籍，可能會更早成為專家。再說，做一個獨立思考的人，可能更會妨礙獲得現實中的利益。個人的選擇也許不能強求。
但如果不知道遇羅克的年輕人占絕大多數，那在我看來，這不僅僅是一種知識的欠缺，更是一種精神的失落。而且，人對於從來不知道的東西，是無所謂錯過的遺憾的。如果我們的曆史正在進行選擇性失憶，如果我們的社會有意無意掩藏了部分真相，那將會剝奪了下一代了解的權利和選擇的可能，使他們隻能按規定的模式成長，甚至失去了探究曆史和真相的興趣，失去了對更純粹更美麗的生活方式的想象，那才是最為可怕的。
溫家寶曾對學生說，一個民族有一些關注天空的人，它才有希望。既然明白這個道理，請紀念曾在黑暗中仰望過星空的遇羅克、張誌新、林昭們。不要在基礎教育中抹殺他們的存在，不要在主流媒體中欲語還休。請記住，如果沒有他們的鮮血，如果沒有他們的犧牲，我們今天也許仍然生活在恐怖之中。
而我們每一個“過來人”，麵對我們的下一代和後輩，也都肩負著同樣的責任。如果遇羅克們不能在官修史書中占據重要的位置，那就讓我們口口相傳。
（原刊《新京報》評論周刊2009年4月11日）
底層政治與社會變遷——對話斯科特
詹姆斯·C·斯科特，世界著名政治學家，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教授，主要著作有《農民的道義經濟學》、《弱者的武器》和《國家的視角》等。
觀點摘要
■精英政治要受到底層政治的製約，這種製約可能是多方麵的。一種可能是精英要在這個國家動蕩的時候利用底層政治。而在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底層民眾的反抗可能會製約精英政治的選擇空間。
■世界上每種文化都有一些儀式，人們通過這些儀式證明自己確實屬於社區的一員或公民。一個人如果沒有錢體麵地為父母送終、沒有錢為兒子辦好婚禮，他就會認為他在這個社會上無法繼續做人。因此，問題並不光是人們需要錢，需要滿足最低生活，他們也需要文化意義上的一種最低的尊嚴或體麵。
■糾紛和爭論的存在是一個社會成功實現其目標的重要標誌。一個成功的社會應該善於管理衝突，而不是避免衝突。衝突或矛盾本身並不是壞事情，重要的是如何應對它。通常來講，最具有活力的社會恰恰充滿了抗爭和示威活動。我們要重新認識我們所謂的“社會穩定”問題，應該有一種新的思維來理解社會衝突，理性地看待社會衝突和社會穩定問題。
民眾反抗與政治
於建嶸：歡迎您來到京郊東書房訪問。我們知道你長期關注的是底層政治與社會變遷的問題，你能不能談談在影響社會變化的諸多因素中，底層人的政治和抗爭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在多大程度上對社會變遷發揮作用？社會底層的抗爭在不同的國家和社會、政治背景下所起的作用有哪些不同？
斯科特：這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在我看來，底層政治和抗爭對一個社會並不總是具有重大的影響和作用。但當局勢非常不穩，並且精英內部分裂時，底層抗爭通常會發生作用。當精英團結的時候，民眾運動所造成的政治變化是很小的。
也就是說，隻有在時局動蕩不穩和精英分裂的時候，底層政治和民眾的抗爭才會出現重大的突破，進而對社會變遷產生關鍵性的影響。你這本研究礦工的書（即《安源實錄》），讓我想起了一項國際上的工人比較研究。這個研究表明，世界上從事三種職業的人最富有抗爭性、易使用暴力和罷工，他們分別是礦工、伐木工人和遠航船員。這些人有幾個相同之處：他們都是男性組成的群體，工作的地點靠近資源而遠離社會，階層單一，而且他們的工作危險，因此他們不得不相互依靠、團結一致以保障安全。正因如此，文化所起的作用不大。
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如加拿大、美國、阿根廷、中國、德國等等，上述職業最具有暴力性和抗爭性，這個現象很有意思。
至於社會底層在不同的國家、社會和政治背景下所起的作用有哪些不同，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這個國家的階級曆史。拿法國曆史來看，法國革命之後，法國農民和工人就有了一個革命的傳統，因此後來就有了1789年、1830年、1848年、1871年等的革命運動。所以法國的工農是一個有革命傳統和曆史記憶、知道如何去組織起來改變世界的階級。一個沒有抗爭曆史的階級必須從零開始，而這是很難的。我想，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在不同的省份，民眾的抗爭傳統恐怕都會不一樣。
於建嶸：我是理解你的想法的。我們的曆史學家更多關心的是精英政治。實際上根據我的研究，精英政治都要受到底層政治的製約。這種製約可能是多方麵的。一種可能是在這個國家動蕩的時候精英利用底層政治。而在國家和社會穩定的時候，底層民眾的反抗可能會製約精英政治的選擇空間。你是否也這麼認為？
斯科特：應該是這樣的。就像我們剛才所談到的，讓精英們感覺到：“不，我們不能那麼做，因為如果我們那麼做，人們就會反對、爆發。”他們之所以有這樣的感覺，是因為有過前例，因為民眾上一次就反叛過。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底層政治給精英們的行動設定了一條邊界，他們在這條邊界內決策而不會導致騷亂、反抗和反叛。比如，在歐洲曆史上有一場關於麵包“公平價格”的爭論，這個價格與城市的普通工人的工資聯動。每個統治者都知道，如果麵包的相對價格比某個標準上升20%，那麼這個區域就會發生暴亂，所以他們不會讓價格上升得那麼高。這就是我上麵所說的“底層政治給精英政治設定邊界”的意思。
於建嶸：這一點應是存在的。事實上，就我們親身經曆的事情而言，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在一些社會問題上政策的改變，包括一些大的農業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出台，都是與底層人民的反抗相聯係的。比如，農業稅的取消，就與農民的抗稅相關；土地政策的調整，就與農民的土地維權相關聯。
底層反抗為何會發生
於建嶸：你根據東南亞底層人民的反抗，提出了“道義經濟”或者叫“生存倫理”這樣的解釋性框架，好像是在強調文化的因素。我在對中國安源工人的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這一問題。但是我更關心的是：一定形式的社會不公必然存在，你認為這種不公達到多大的程度時才會激起人們的反抗呢？或者說，人們在何種程度的“剝奪感”下會起而行動呢？
斯科特：如果遭受壓迫就足夠引發民眾的反抗，那這個世界就會經常地充滿民眾的反抗。所以下列情形之一可能會發生：一種情況是，當農民被壓迫到餓死的邊緣，他們被迫逃亡、背井離鄉，或者說被推到懸崖的邊緣。比方說，我們每年都從農民的口糧裏拿走一杯大米，年複一年，也許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的生活都沒有受到明顯影響，但最終會達到一個臨界點，那就是他們無法再養家糊口。這個臨界點就是他們要爆發的門檻。
假如村裏大多數人大約都同一個時間達到這個門檻，那麼爆發就非常可能了。另一種可能是，民眾爆發的時候，他們的境況不像上述那種情況嚴重。上述的情況是，人們為了填飽肚子，不管阻力有多大他們都會爆發。
在第二種情況下，民眾感覺到精英階層存在分歧，有些精英支持農民，他們可能從城裏下鄉來幫助他們，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即使農民所受的剝削程度較低一些，民眾也可能起而反抗。那你們怎麼看這個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