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就租了兩台車去宣傳。宣傳時，我們把照相機也帶去了，還把小型錄音機帶去了。
看到我們宣傳，幹部就用喇叭說我宣傳違反黨的政策。我們先就用錄音機在錄，他沒注意，我們就連錄幾本磁帶，錄他的依據。他說我們違反法律、非法宣傳，隨他怎麼去講，這些人把他講的那些依據都錄了。當我們給他們照相時，幹部就去搶照相機，沒搶去。看我們用照相機照相，縣裏的武警班連忙脫服裝、取帽子，坐車走掉了。後來我們到省裏，把宣傳磁帶和武警鎮壓我們的照片都帶去了。告鄉鎮幹部鎮壓我們宣傳，說我們宣傳錯了，我說限3天，省裏不派人去調查，我就上北京國務院。省裏一聽錄音一看照片就怕了。
當時，這個事情對我的震動很大，我和李連江教授反複思考，農民和鄉鎮政府的關係會不會發生什麼變化。自從有了複印機，很多農民都會拿著複印的中央文件去找鄉鎮幹部，問：你們為什麼不按照中央的政策辦事？這是不是也意味著中央和農民的關係發生了某些變化，假如沒有複印機，農民敢這麼做嗎？不敢。我們還經常看到很多到北京上訪的人拿著很多複印材料。為此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現代科技是不是對中國的政治發展和政治生態產生了什麼影響？農民與國家、社會的關係是不是發生了某些變化？
這個人叫張居正，他是河南省南陽人，1974年生，2004年因維護村民利益被傷害上訪，被多次截訪並拘留，現長住北京上訪。我感覺他很可憐，就給他介紹了一份當保安的工作。有一天他跑到我家，說要送個禮物給我。他說你經常到外麵搞調查，這個肯定能用上，之後他拿出一個錄音筆模樣的東西。我說這不就是錄音筆嗎，我家裏多得很。他說什麼錄音筆呀，小兒科，這是針孔攝像機。我當時一想，你這個家夥怎麼搞特工了，這麼先進的東西都有。我說，你打工能賺多少錢啊，怎麼買得起針孔攝像機，那很貴的。
他說不貴，中關村多得很，這個才273塊錢。那裏不但有這種鋼筆式的針孔攝像機，還有紐扣、手表等各種類型的。後來我和他去了一趟中關村，發現確實如他所說。所以現在我跟別人談話，首先看他帶著筆沒有。因為一不小心你的談話和行為就可能被拍下來。
2009年11月21日，我還特意給他做了訪談，他說因上訪被拘留放出來後，就住到了北京上訪村，看到好多上訪的人被打，心裏很氣憤。就用打工的錢，買了照相機和攝像機，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把上訪的老百姓如何受欺壓的樣子拍下來，放到網上去，要讓中央領導和全世界的人都看到，我們上訪的人多麼苦。他還經常用電郵給中央領導寫信，給名人寫信，要告訴他們自己在想些什麼。
根據這兩個案例，我思考了這樣兩個問題：第一，複印機、錄音機、照相機、攝像機、網絡日常生活化，對傳統政治意味著什麼呢？第二，網絡會改變中國的傳統政治結構嗎，這種可能性有多大？
在當前中國，網絡已經變成了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研究網絡問題首先要看議題，網民要先進行議題設置。2009年中國的網民提出的很多議題都變成了公共事件。比如“躲貓貓”、跨省追捕、“欺實馬”、鄧玉嬌案、開胸驗肺、天價撈屍、釣魚執法、唐福珍案等等。這些事件都是通過網絡傳播，由網民設置的議題。而很多網民就是我前麵講的像張居正那樣的草根階層的人。
他們發現問題後，迅速把問題發布到網上。比如2008年國慶節期間，湘西吉首發生騷亂事件，全部是當地的網民第一時間把照片和資料傳到我那裏。把問題發到網上，就成為了網民的議題，在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之後，這些議題就會轉變為公共事件。《中國青年報》曾經做了一個調查，統計網民對2009年的一些網絡公共事件的關注度。
公共事件
關注度
開胸驗肺事件
49.8%
躲貓貓事件
47.6%
鄧玉嬌案
38.0%
飆車撞人事件
37.8%
釣魚執法案
36.1%
周久耕事件
28.1%
許霆案
21.7%
跨省追捕案
20.9%
通過網絡引發社會關注最典型的案例是2009年的四川唐福珍事件。唐福珍，女，成都市金牛區天回鄉金華村人。2009年11月13日，成都市金牛區城管執法局對一處違章建築進行強拆。為了阻止拆遷，唐福珍在樓頂天台自焚。2009年11月29日晚11時許，醫治無效死亡。唐福珍自焚的圖片最早出現在網絡上，而不是新聞媒體。網民把照片發到了網上，引起社會的強烈震動和共鳴。網民又接連把唐福珍家庭照片和開追悼會時的照片發到網上，網民把她稱為百姓英雄。2010年清明節這天，杭州拆遷戶為唐福珍舉行了悼念活動。許多杭州市民聚集在杭州市百井坊巷，為因阻止拆遷而自焚身亡的唐福珍設置了一個靈堂，將她的照片掛在牆上，兩旁寫著“抵製違法拆遷”、“要求公平正義”等。
河南張海超開胸驗肺事件也是最先在網絡上發布的。據報道，新密市一企業工人張海超工作3年多後，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塵肺，但企業卻拒絕為其提供相關資料，在向上級主管部門多次投訴後，他取得了去做正式鑒定的機會，但鄭州職防所為其做出了“肺結核”的診斷。為尋求真相，28歲的他跑到鄭大一附院，不顧醫生勸阻，堅持“開胸驗肺”，用一個人的無奈之舉，揭穿了謊言。
通過以上的案例我們可以看到，當前中國的很多嚴重的公共事件都是由現代信息技術帶來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原南京市江寧區房產局局長周久耕戴天價表、抽天價煙被網民拍照後發到網上，經調查發現確有貪汙受賄等腐敗行為，結果被判11年有期徒刑。所以我說，現代科技正在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很簡單，如果你戴一個很貴的手表，大家手機都有拍照功能，給你拍個照片發到網上去，說這個人是國家公務員，是某某領導，憑他的工資怎麼能戴一個價值幾十萬的手表呢？
網友們就開始人肉搜索，一搜你祖宗十八代都搜出來了，你老婆在幹什麼，你兒子在幹什麼，最後得出結論這是個貪官。原來沒有網絡的時候你憑塊表告貪官不可能，告到市委書記那裏可能都會說是無稽之談。現在民眾隻要在網絡上得出一個結論，說你是貪官，你可能就會遇到大麻煩。不要以為市委書記不查你，民眾就會放過你。民眾會繼續在網上說，這個人是貪官，為什麼市委書記不查他，又開始搜索市委書記，這個市委書記是幹什麼的，一搜兩搜，發現這兩個人原來在一起做過事。這個市委書記一看不能搜我，還是搜他吧。
所以市委馬上決定立案調查，一查果然不錯，貪官。現在很多領導經不起查。假如沒有網絡，這些問題都不可能變成議題。有了網絡，一些“細枝末節”就可能變成公共事件。變成公共事件之後，社會和政府就不得不麵對這些問題。
目前，能把議題引導到網絡的是一些掌握信息技術的人，所以議題設置的主體呈現出多樣化的趨勢。原來可能是一些從事新聞媒體工作的人，或者是所謂的學者和官員，在他們設置議題的時候必須要經過其所在單位的同意。現在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出現了一批主體多樣的設置議題的人。所以當前中國的很多問題已經不是精英的權力，更多的恰恰是草根的權力，很多草根最後又會變成意見領袖。中國現在有很多意見領袖，這些意見領袖的行為方式大概有兩種：第一種是所謂的“公民記者”，自動自發地上載傳統媒體不想、不能或尚未來得及報道的內容。第二是“廣場評論家”，是就某一事件使用“大眾麥克風”進行評論，通過網絡發文或高數量的跟帖等左右輿論，影響事件的後續發展及其處理。
這是博客中國的意見領袖：笑蜀、韓寒、康不德、餘傑、十年砍柴、張耀傑、葉匡政、顧曉軍、吳祚來、鄧聿文、李悔之、楊恒均、王煉利、秋風、長平等等數百人。既有體製內的學者，也有傳統媒體的從業人員，也有完全草根的評論家。
網絡時代如何將議題設置變成一個公共事件？我們可以從議題設置的目標、邏輯和策略三個方麵來分析。首先，議題設置的目標主要是抗議和賦權。一般來說，意見領袖先進行抗議，表達心中的不滿；再進行賦權，通過網絡議題賦予民眾一定的權力。在這個問題上有一個人研究的非常好，他就是中山大學新聞係講師，傳播學博士曾繁旭，他現在跟我做博士後。他的研究認為，中國的很多問題使得媒體具有了賦權的功能，賦予民眾某種權力。這種賦權的功能往往是我們忽略的，我們隻關注抗議，實際上媒體具有了某種賦權功能，這個問題後麵我還要講到。
下麵我們看一下議題設置的邏輯，現在中國公共話語都有這樣一個假設，即有錢人缺德、有權人不公。所以很多議題都是針對公權力和社會財富。當前中國的很多問題都可以歸納為官民矛盾。議題設置的第一個策略是這樣的：悲情——民憤——訴求。比如唐福珍事件中，她自焚了，首先我們要同情她，感到很悲憤，隨著就會產生民憤，民憤之後就會產生訴求。訴求最後還得要公權力來解決。所以公權不公是所有問題的根源。
還有一個策略就是：娛樂——民怨——訴求。比如，在網上貼一個美女的照片，說這個人當官了，為什麼她能當官我們不能當官呢，最後人肉搜索，發現問題，公權力腐敗了。所以，同情弱者，質疑強權，追捧草根是我們設置議題的關鍵。2009年湖北鄧玉嬌事件就是一個很典型的案例。
2009年5月10日晚8時許，湖北省巴東縣野三關鎮政府3名工作人員在該鎮雄風賓館夢幻城消費時，涉嫌對當時在該處做服務員的鄧玉嬌主動進行騷擾挑釁，鄧玉嬌用水果刀刺向兩人，其中一人被刺傷喉部、胸部，經搶救無效死亡。法院判決防衛過當，鄧玉嬌免予刑事處罰。
如果沒有網絡新媒體的話，鄧玉嬌案可能就是個普通的刑事案件或者防衛過當案件。由於有了網絡這個新媒體，出現了很多新問題。網絡上流傳了一幅照片，向鄧玉嬌同誌學習，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還專門建了一個烈女QQ群，還給她頒發了貞潔烈女證書。以娛樂化的話語和調侃的筆調，反映出民眾的訴求，最後的落腳點又到了政治。很多問題從悲情、娛樂到質疑，最後都會落腳在強權、公權力不公。
議題設置的第二個方麵是新廣場政治，既是有序的，又是無序的。一方麵，網絡廣場通過輿論壓力對社會權力的執行過程和方式進行了影響，從而緩解公民與政府的緊張關係，最終避免街頭群體性暴力事件的發生。另一方麵，網絡廣場可能會掀起更大的民憤。所以網絡廣場是介於有序和無序之間的。中國的很多問題就是在這種有序與無序之間博弈。正如周誌強在2009年第16期《人民論壇》上撰文所指出，新“廣場政治”是一種不能解決問題卻可以掩蓋問題的方式；是一種可以激發社會情緒而不能緩解社會情緒的方式；是一種無法帶來民主體製卻可以帶來民主幻覺的方式。
2008年的上海楊佳事件是最典型的案例。北京市民楊佳2007年10月短期來滬期間，因騎一輛無牌無證自行車途經閘北時被閘北警方盤查，在警局接受6個小時的訊問後，警方判定楊佳的車係“租用”後對其放行。此後，心生不滿的楊佳多次投訴，並向公安機關提出相關賠償要求無果。2008年7月1日，楊佳攜帶凶器衝進閘北公安分局，導致6人死亡，4人受傷。楊佳事件發生之後，網絡對他的評價非常有意思。網絡上流傳了一幅照片，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問題，網絡可以把很嚴肅的問題變成一個娛樂化的問題。我們看到這個照片可能感覺很好笑，很有意思。
還有一個就是最近發生的南平血案，這個事件是3月23日發生的，24日我到了福建。福州老百姓當時的心裏都比較恐懼。南平事件和楊佳事件有一個區別，楊佳報複的是一個群體，是公安機關工作人員。不管這些公安人員是不是對付了我，我反正是要對公安下手。
南平事件中的鄭民生卻對沒有抵抗能力的小學生下手，這在全世界任何社會都應該遭到強烈譴責。當時有一個媒體采訪我，我說鄭民生的行為是一個明顯的具有泄憤性的反社會行動。媒體不應該把這次事件引向官民衝突。這次采訪發表之後，搜狐社區有這樣的一些評論：“當你遇到執法者刁難的時候，當你被迫給當官的送禮的時候，當你看到一樁樁關於警察製造冤獄的時候，當你看到腐敗分子鯨吞國家財產的時候，當你看到窮苦百姓被拆遷者打出自己的家居無定所的時候……你難道就沒有改變社會現狀的衝動嗎？”
“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隻是這位不該對孩子下手。既然感到不公就應該喊出來，既然喊出來就要得到糾正，現在受到不公的人連喊的機會都沒有。難道就像長途車上的那個可憐的姑娘，受兩個無恥的司機非禮卻得不到任何幫助？官員喪盡天良，百姓奈何？”這些評論反映出，當前中國的民眾認知已經固化為官民矛盾，所有的問題都往官民矛盾上靠。所有問題都變成官和民的衝突，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議題設置的第三個方麵是新廣場政治：虛擬和現實。據報道，2009年全國“兩會”期間，人民網等六大網站新聞頻道日均流量突破1.7億、日均獨立用戶數超過1800萬，分別比2008年同期增長33%和22%。網民不斷增加，使得中央領導也不得不重視。最開始讓大家感覺到網絡對中國現實政治有影響的是2003年，胡錦濤對一位醫生說：“你的建議非常好，我在網上已經看到了。”
溫家寶總理在北大宿舍對幾位大學生說：“我看到了同學們在留言中表達了同全國人民一起抗擊‘SARS’的決心，令人感動。”胡錦濤、溫家寶就公開了網民身份。這傳遞了一個什麼信號呢，這表明中央領導人也在關心網絡上發生的一些問題。所以，2008年6月20日，胡錦濤到人民網的強國論壇與網民交流。
2009年2月28日，溫家寶總理與網友在線交流並接受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的聯合專訪。2010年2月27日，溫家寶再一次通過中國政府網和新華網在線與網民交流。這表明執政者也在高度關注網絡帶來的問題，網絡可能不僅僅是一個虛擬的政治空間，它有可能變成現實的政治空間。
2010年3月17日，湖北省委書記羅清泉專門給網民們寫了一封信。內容如下：
親愛的網民朋友：
大家好！你們在網上反映的意見和建議，我已認真看過。湖北省委、省政府對網友提出的意見非常重視，已建立專門製度，及時收集大家的意見和建議，對大家反映的問題予以認真調查、核實，對大家提出的合理建議充分采納。
湖北的發展離不開廣大網友的關心和支持。廣大網友的意見和建議，是我們傾聽民聲、了解民情、彙聚民智、凝聚民心的重要渠道之一，是我們圍繞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問題進行科學民主決策，以及接受監督、改進工作、提高效能的依據和保證。
在此，我真誠地希望網民朋友一如既往地關心、支持、監督我們的工作，繼續為湖北的改革發展穩定建言獻策。
謝謝！
中共湖北省委書記 羅清泉
二〇一〇年三月十七日
大家注意一下，信裏說的“你們在網上反映的意見和建議，我已認真看過。已建立專門製度”等等表述，說明很多黨政領導正在關心網絡的影響。大家有興趣可以關注一下人民網有一個專門的地方黨政留言欄，網民在上麵提的問題地方黨政領導必須回答。
還有一些問題會通過網絡走向街頭。比如，2007年5月底，上百萬廈門市民都在轉發一條短信，反對該市海滄區正在興建的一個PX化工項目，號召大家上街“散步”以示抗議。廈門人聚集的QQ群上也傳出類似的呼籲。6月1日和2日這兩天，數千名廈門市民走上街頭表達心聲。這是由新媒體發起的第一起大規模公共事件。年底，廈門市政府決定緩建PX項目。
虛擬世界和現實世界往往是相關聯的，我們再來看一個案例。這個女孩叫戴海靜，是浙江瑞安市三中的一名老師，她在2006年8月墜樓身亡。原來她是一名學英語的大學生，家裏比較窮，畢業之後分配到瑞安三中當老師，嫁給了當地首富的兒子。當時流傳著灰姑娘遇到了白馬王子的說法。她本應該有幸福的生活，但是她墜樓身亡了。警察過來之後得出結論說是自殺，她的學生們不幹了，就把她的照片發到了網上。問了網友一個很簡單的問題，請問全國人民、浙江人民、溫州人民和瑞安人民：這麼漂亮的女人會自殺嗎？
全國的網民紛紛留言說，不會。她那麼充滿陽光，那麼年輕，那麼幸福，怎麼會自殺呢。網民分析說一定是他殺。還有人分析說是被殺之後從樓下丟下去的。學生們說既然全國人民都說是他殺，我們應該為老師主持公道。結果聚集到街頭，砸她老公家的工廠、機器和汽車，衝擊政府。我稱這樣的事件為社會泄憤事件。這是由新媒體帶來的問題。失實或錯誤信息很容易激起民憤和聚集人員，使事態擴大；這些信息主要通過口頭、短信和網絡的傳播。所以網絡不僅僅是設置議題，還會提出一係列行動方案，成為一種新的動員方式。
我最近反複在想一個問題，網絡僅僅是虛擬的議題形式，還是一種新的動員行動的渠道？原來我們搞地下黨，我們必須開會。商量辦一個宣傳的雜誌，或者印一些傳單。馬上會查封。現在問題變得簡單了，可以通過網絡把一些誌同道合的人組織起來。可以把一些信息迅速地傳遍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所以網絡不僅僅是設置議題的渠道，也是虛擬與現實之間采取行動的路徑。
鄧玉嬌案件就很典型。事件發生後，通過網絡和媒體一炒作，很多北京的維權律師馬上趕過去了。一些香港人開始遊行了，一些藝術家開始搞行為藝術了。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網民能馴服統治者嗎？既然網絡能夠設置議題，還能作為行動的動員方式。我們注意到了網絡等新科技帶來的變化，我們也注意到了網絡可能帶來的社會行動。
現代信息技術賦予了公眾能主動利用媒介的能力，這一定會加強對各種社會語境和意識形態的抵抗和消解。但是我們忽略了對新的科技手段設立一個新規則。
這個問題在很多研究網絡的學者那裏也沒有得到足夠的重視。所以，我認為在新科技迅猛發展的條件下如何為社會製定規則顯得尤為重要和緊迫。
自從接觸到網絡以來，我覺得我們完全沒有必要把網絡作為對抗的手段。我們完全可以把網絡作為馴服統治者的一種手段。通過這個案例，我認為，我們這些研究新科技、新媒體的人能不能把我們的研究成果和觀點變成規則，製定新的社會規則。
因為統治者對這些新科技也不太了解。所以我們要為這種新科技、新媒體立規。
通過這種立規，我們可能找到一種新的改變中國政治生態的途徑。
改變中國政治生態的力量在什麼地方，我想有兩個方麵。第一，網絡這種新科技、新技術本身就是一種強大的力量。這種力量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不管你想多少辦法進行新聞封鎖，我們都能很容易地知道外麵的信息，很容易發出自己的聲音。這種新科技發展的社會已經超越以前很多國家和地區追求民主政治的環境，不需要再辦那種秘密的雜誌，開秘密的會議。
我們在一個新的技術條件下找到我們的政治發展之路。
這一點我們一定要有充分的認識。第二，在這種新科技發展的社會中，公民社會可能會產生。走在新公民社會前列的可能就是掌握了新科技、新媒體的這一批人。這些人應該是奠定中國公民社會基礎的人。所以，中國目前的政治應該能在新的科技條件下找到一條新的發展之路。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改善目前的官民關係，改變中國的政治社會生態。
我的基本結論是：信息時代將改變中國的傳統政治發展道路，我們也許能超越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之路。而實現這些的決定性力量，也許就是掌握信息技術並具有批評和抗爭意識的中國民眾。隻有他們的共同努力，才能使那些有誌於中國政治改革的政治家們有勇氣和有力量，對目前由利益集團控製的政治格局進行改革。正因為如此，我希冀一切關心中國命運的民眾，特別是知識分子，要運用好各種信息技術來維護我們的利益和堅守我們的原則。因此，凝聚共識，為網絡時代的社會立規，是我們一個現實而重要的課題。
謝謝各位！
錢鋼：非常精彩的演講，下麵我們進入問答環節。時間還比較充分，看看哪位先提問。
聽眾提問：非常感謝於老師精彩的講座。我想問兩個問題：第一個，當我們麵臨著這些網絡突發事件的時候，絕大部分網民是無法驗證他的真實身份，怎麼樣通過立規的方式來保證我們的消息不是被炒作的，而是一個基本事實的描述？剛才你說為社會立規，如果定規範的話，應該如何更好地定規範？
於建嶸：我認為你提的兩個問題都非常好。我首先解釋一下，我講的為社會立規，主要還不是為網絡立規。我的想法是這樣，因為網絡這種現代信息科技已經改變了我們原來的政治生態。中國社會的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建立新的規則來解決。比如我前麵講的，把村務公開上網，這樣不就實現了民眾要求的所謂民主和信息公開嗎？也就是說，我講的立規不僅僅是為網絡立規，而是為所有的方方麵麵立規。新的科技可能帶來新的規則，新的規則誰走在前麵，就是網絡，我們現在完全可以通過網絡走在最前麵。
這是我解釋的一個問題。下麵我回答剛才你提的兩個問題，第一個怎麼使信息更具有真實性。信息的充分性相對來說就能保證信息的真實性，如果有人造謠，有人真實地反映問題，針對一個問題多種信息交織在一起，通過比較還是會產生相對真實的信息。比如有個網站天天造謠，以後大家就不看了，說這是造謠網。我們還是會看一些相對來說比較客觀和公正的信息。第二個問題就是說，這些問題怎麼判斷，我認為要有充分的表達。
我曆來主張隻要有充分的信息來源和充分的表達，就不怕別人誤導。因為你可以這麼表達，另外一個人可以采用另外一種表達，這都沒有問題。所以對於網絡輿情，對於網絡上發生的問題，我有這樣一個觀點，要有平常心，信息的充分表達和意見的充分表達可能是解決你提出的問題的關鍵。所以，我們要為此立規的話，隻能堅持網絡自由和新聞自由，而不是建立限製這些自由的規則。這可能是問題的關鍵所在。謝謝你！
聽眾提問：於老師，您好。感謝您的精彩演講，我是港大的學生。剛才您提到新的信息技術時代的政治參與的一個重要功能就是議題設置，而且在中國現在的情況下，很多是指向政治製度的，但是我覺得這種議題設置還是具有一定的分散性和偶然性。我想問的是這種非製度化的政治參與對於製度化的政治參與或者政治參與的製度產生怎樣的影響？對於這種參與的可能性您有怎樣的預期？剛才您提到了我們要為社會立規，並舉例說村務公開網絡化這樣一種自治的形式，我想問這種治理形式或者參與形式的改變能不能代替對於政治製度的改變，或者說對於現實政治製度的改變有什麼影響，對中國的政治發展有怎樣的影響？謝謝您！
於建嶸：第一個問題我認為你講的是網絡參與和現實參與的關係。前麵你可能也看到了，我為什麼把胡錦濤、溫家寶以及湖北省委書記寫給網民的信給大家看，實際上這種參與的一個最大問題就是它的政治影響，可能會影響政府的決策或行動。我感覺這種參與比人大代表提個意見的正式參與更有影響。因為這種參與具有更大的公共性和廣泛性，所以往往是逼著個別領導表態。最近有一個調查，可能有人知道，就是老百姓發生問題應該找誰？有40%以上的人說上網，發生問題後要找網絡。
什麼原因呢，就是說很多老百姓知道這個問題隻要公開透明，可能會得到重視和解決。
這與中國目前政治的一個很大的特點有關，就是與中國目前所謂的不透明的政治有關，所以民眾希望通過網絡這種方式來表達他們的意見。第二個問題，你剛才提到的我們為社會立規會不會對政治改革帶來直接的影響，我告訴你，關鍵看怎麼設計，假如我們再設計個製度，專門建一個人大代表網，為每個人大代表建一個網頁，都有留言欄，你猜又會帶來什麼。
我為什麼做村莊管理的網絡化，因為介入村莊是最不引起人們懷疑的東西。假如我們將來打通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能不能先把縣一級人大代表的情況公布，建立一個網絡，在網上公布，證明你做的事情，有什麼作為。這可能會帶來什麼影響？因為縣一級人大代表是直接選舉的，既然你得了我的選票，就應該對選區的選民負責，這是我最近在思考的一個問題。公布縣一級選區的人大代表，選民就可以給他提意見讓他回答。你們可以注意一下，人民網裏麵的地方信息領導的留言欄，實際上人民網就給他立了個規矩。網民的留言你可以不回答，但是全國老百姓都會罵你，你自己看著辦。
所以現在很多市委書記、縣委書記在上麵回答網友的問題說，你提的某某問題我們調查不是這種情況；或者你提的這種情況我們確實存在，我們一定馬上改正。所以我認為，我們可以一步一步地解決某些問題。比如講司法改革，最近我一直在呼籲我們能不能說服最高人民法院，把所有的民事判決上網公布，讓老百姓來評說，你看會帶來什麼影響。這樣的一步一步的改革可以使中國的政治逐漸透明化，使得民怨在其中得到某種解決。所以我做了村治在線係統，想把村務公開網絡化，一方麵我是研究三農問題出身，另一方麵我可以利用社科院這塊牌子去做這麼個事情。能夠說服一些縣委書記接受我的想法，安裝這套係統，實現村務管理網絡化。
其實我們可以做很多類似的事情。所以我這次來香港，我跟錢鋼教授和陳教授探討，我們應該接受這樣一個理念，那就是我們現在能做什麼就做什麼，把每一個問題通過新技術手段把它變成一個公眾可以參與的問題。這可是中國政治發展的另一條道路，也是比較務實的道路。謝謝你！
聽眾提問：於老師，您講的為社會立規的想法對我有很大啟發，但是我感覺我對這個問題沒有您那麼樂觀。其實政府已經開始給網絡立規了，比如說建防火牆、綠壩、封殺網站等等。所以這其中又存在一個良性立規和惡性立規這樣的博弈過程，當前的網絡現在已經很大程度上受限製於公權力，甚至是根本性的限製。我不知道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怎麼去突破公權力的限製？還有一個問題，我感覺您沒有詳細談，就是說如何賦權的問題，能不能具體地談一下這種權力到底是一種什麼性質的權力，這種網絡新媒體賦予的權力顯然是沒有強製力的權力，這種權力到底是一種什麼權力，這種權力對我們的政治參與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於建嶸：你提的第一個問題是關於政府對網絡控製的問題，政府在立規矩。這個為社會立規還是更廣泛的立規，就是在各種領域，包括政治參與的領域和各種有關中國民主政治發展的領域，利用互聯網等現代信息科技製定規則。我再次強調我的想法，這是可以實現的。第二點想法就是你剛才講的惡性立規問題，我認為這個問題恰恰是我們沒有及時立規的表現。我們自己先定一個規矩不好嗎？而不是很多問題等到政府立規的時候，我們再站出來反對。我認為我們公民自己先要立規矩，我們現在的批評精英很多，不停地批判政府，為什麼我們不早點立個規矩呢。今天我給錢鋼老師舉了個例子，在80年代初，我就寫過一部《新聞法》，22歲的時候我一個人寫了一部《新聞法》，我想為新聞媒體立規，我把它寄給了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辦公廳等地方，胡績偉主持開會的時候，他們是拿著我寫的《新聞法》去討論的。
因為他們還沒寫出來呢。所以我一直在強調，我們為什麼不先自己立規呢？我先製定了規則，你要批倒我就不容易了吧。所以我這次來，想聯合錢老師和陳老師發起一個製定新規則的運動，多製定規則，多寫規則，寫完之後他們再來批評你再來反駁你，就要找出更多的理由，我認為這樣的規則更加重要。而且這也是有所作為的，不是無能為力的。現在的很多情況是，你不立規則，人家立了規則你再來反對，說這個規則不好，那個規則不好，他問你那你的規則呢，你有沒有？
所以我認為能不能把這個作為一個重要的網絡議題，為方方麵麵與現代科技、新技術相關的生活的各個方麵我們自己立規。我們把規矩立下來，那時政府不同意就得批評我們，就得找出更多的理由來。通過比較還可以看出我的規則和你的規則的理念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說現在為網絡立規，首先要保障網絡自由和新聞自由是一樣的道理。可能我們都不樂觀，這種規則確實不存在，不但我們中國沒有，西方也沒有。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是最有作為的時候。因為我們迅猛發展的現代信息技術已經使我們和西方社會在一個平台上，但是法律平台還是不一樣的，在新科技這個平台上是一致的。所以我的看法是雖然我們不樂觀，雖然還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但是立規是有可能的。謝謝你！
聽眾提問：於老師，您好。我是香港大學政治學係的博士生，謝謝你精彩的演講。我對你講的民眾抗議行為有非常切身的體會，因為我之前在上海市委工作過一段時間。我的問題也是關於立規的，就是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問題。
剛才您的演講主要關注的是民間社會怎麼辦，利用網絡等現代信息手段來設置議題，進行動員從虛擬走向現實。我認為設置議題時更多的需要國家與社會的互動，國家怎麼去應對這種問題，各級政府會采取哪些應對措施。底線在哪裏，國家會容忍什麼樣的行動，包括虛擬或現實中的集體抗議，他們會采取什麼樣的措施來引導輿論，影響議題設定、動員方式和結果。
我不知道您期待的一種國家和社會的互動模式是什麼樣的？感謝您！
於建嶸：我剛才講了問題的一麵，你提到的是另外一麵，就是國家如何應對，我們對國家應該寄予什麼期望。這個問題我是這麼想的，當然不同的國家有不同的應對方法。中國的應對方法是與中國當前的統治方法一脈相承的。
中國目前統治方法的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應對式的統治方法。你到公安部門可以看到公開的網絡警察，都是很公開的。或者叫信息安全員。
我們現在的所有思維就跟信訪的思維是一樣的，我們是一種壓力型思維，我們是剛性穩定的思維，這種思維最大的問題就是希望不發生任何威脅社會穩定的行為。
實際上是做不到的。所以說假如讓我們期待政府溫和地做一些事情，讓他認識到做這些事情具有很正麵的意義，做到這一點很困難。這主要是因為政府把很多事情都看做社會不穩定因素，不管是什麼議題，隻要是我不能控製的議題全部是社會不穩定因素，這就是目前最大的問題。這種觀念需要改變，首先要改變公民社會、網絡議題、網絡民主，包括我們做的一些其他事情都是違法的，或者有害於社會穩定的這種觀念。這是我認為需要改變的第一個觀念，就是這種所謂的剛性穩定的觀念，不要把一切都看成不穩定因素。
因為這種剛性穩定維護的是執政者的權力，而不是維護國家體製、法律體製，這是他最大的問題，他維護穩定的目標就是要保持權力的壟斷性，而不是保護法律和製度的嚴肅性。
所以要實現國家和社會的互動，首先要改變這種觀念。
隻要有利於這個社會，有利於法律體製，或者在法律底線之內的，我認為政府都應該容忍。這就是我最近反複強調的要守住憲法的底線，這也是我對政府最大的寄托。憲法是最後的底線，我們一定要守住，一切方法、一切行動、一切判斷都要以憲法為底線，而不是以壟斷權力為基準。謝謝你！
聽眾提問：謝謝於教授精彩的講座。我是香港理工大學的研究生，來香港之前我也在基層工作過幾年時間，也跑了全國不少地方。
關於處理這種社會衝突和公共事件，通過您的演講我有一個問題就是，您認為網絡這種現代信息技術已經成為一種政治力量，這種邏輯最後都導向官民矛盾，您走了很多地方，看到過很多突發事件，您認為這些衝突事件背後的原因是什麼？也就是說，中國當下的社會矛盾是什麼？
是不是像您原來在北京一次講座提到的用人民幣可以解決的人民內部矛盾。我還有一個疑問，就是您提到的村治在線係統，或者說您所謂的建立規則是不是能夠解決您所認為的當下社會的主要矛盾？謝謝！
於建嶸：先回答你提的最後一個問題，我剛才提到的規則能不能解決問題，不過還得回到第一個問題，現在矛盾是什麼？來香港之前，《亞洲周刊》采訪我，問我當下中國最主要的矛盾是什麼？我認為就是官民矛盾。公權力與民眾基本私權之間的矛盾。主要表現為三個方麵，第一，從公權力的角度來看，就是執政者對一切政治權力和政治資源的壟斷，並且已經形成一個排他性體製；第二，公權力通過其壟斷性控製著社會的基本經濟資源，致使產生了大量貧富不均的現象，或者可以說是對民眾的掠奪在加重；第三，公權力對社會組織和文化資源全麵控製，包括網絡、信息等資源的全麵控製。這就會與通過新技術追求民主自由等控製不了的行為產生矛盾。
現在老百姓把所有的問題都在往官民矛盾上引導，所有的問題都會最終轉化為官民矛盾。
老百姓存在仇官心理，而富是與官勾結才富的，所以也仇富。如果你是種樹發財的，可能不會仇恨你，但是如果要問到為什麼你能種樹而我卻不能呢，因為你認識人，依靠了權力，所以又得仇恨你了。所以民眾會把一切問題都變成官民矛盾，官民矛盾是目前的關鍵問題。這是我的看法，至於你說的那個人民幣的問題，不是我說的。是原來的廣東省委書記說的。
2007年的5月份，廣東省發生了很多問題，其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在廣東的汕尾地區農民組織了抄家隊，專門抄鄉村幹部的家，鄉村幹部都嚇跑了。那一年5月7號我陪著一個國家領導到了廣東，5月8號省委書記要向這個國家領導彙報，他講了這麼一句話，他說我們廣東現在發生了很多問題，根據我們廣東省委的調查和研究，省委一致認為，現在發生的主要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那什麼是人民內部矛盾呢？就是用人民幣可以解決的矛盾。這句話有點好笑，但是我認為他講對了。
當天晚上我約見了康不得和笑蜀，我說在我看來，中共高層領導人認識到了現在工人、農民、市民維權抗爭的問題是利益之爭，不是權力之爭。他們爭利不爭權，要錢不要命，不會搞革命。發生那麼多群體性事件，有些把政府都給燒了，但是他們並沒有成立新的政府，燒完之後喝酒去了，並沒有組織新政府。這是因為民眾認為政府隻是侵犯了他們的利益，應該給利益的卻沒有給。
農民的土地問題、工人的下崗、勞資糾紛、市民的房屋拆遷等等問題這些都屬於維權性質。
當然還有其他性質的社會衝突事件，比如我命名的一種社會泄憤事件，這種事件就不是利益之爭了，完全是發泄內心對公權力不公和為富不仁的不滿，發泄心中的怨恨，比如貴州甕安事件和湖北石首事件，此外還有一種騷亂性質的衝突事件。不管是維權、泄憤還是騷亂都蘊含著一種公權力對私權的侵犯，也就是蘊含著官民矛盾。我認為如何限製公權力，使公權力戴上籠子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大問題。
所以我才提出來要為社會立規，這個規就是指由於現代科技的發展，政治生態正在改變，政府也不得不應對現代科技帶來的一些問題。原來的一套規則已經不能實行了，他們也知道不能實行了，但他們沒有辦法。所以我們通過立規來解決社會問題。也許立規本身就是個議題，這可能引導中國社會走向一種良性互動的局麵。謝謝你！
聽眾提問：於老師，您好！我是香港《明報》的記者。有兩個問題想請教一下，我們知道在中國想把信息公開是非常困難的事情，您是怎麼樣製訂計劃讓執政者接受？還有一個關於內地的新聞自由、網絡自由等等方方麵麵是在往好的方麵走還是壞的方麵走？這是怎樣的一個過程？其他的人比如香港同胞，如何參與到中國人治開放的過程。
於建嶸：你剛才講的我們設置的規則如何讓執政者接受，這需要對中國社會有一定的理解。我提出司法改革的構想，就是中央層麵先不動，能不能把市縣級的改革先做起來，撤銷縣級政法委，不讓他們再幹預司法審判。
一定要理解中國的政治結構，權力的來源是在上麵。可以說服善良的人，這樣的係統是有好處的。還有一個問題，在更大的程度上，將來我們為網絡世界立規，更多的是訴諸一種社會議題。不一定每個規則政府都能接受，不過在他們製定規則的時候一定會參考我們的規則。
比如前麵有個研究信訪製度的同學，完全可以自己寫一個信訪條例，我就經常做這種事情，寫我想象的東西。等政府想製定這方麵的政策的時候，他會找你去談，說你講的有點道理或者說你講的沒有道理。這樣你可能就會理解，並不是每個事情都是可以實驗的，但是你一定要理解實驗的突破點在什麼地方。這就是中國的現實政治。第二個問題，你問到新聞自由和信息公開在朝什麼方向走。
我的一個基本判斷是，現在我們雖然有很多講話的機會，但比較起20多年以前的80年代，我們在新聞自由方麵是退步了。現在的網絡等現代信息技術讓我們發出了一些聲音，並且引起了社會的共鳴，政府在某些方麵不得不去認同。所以要評價的話，80年代初還是相對比較自由的，因為當時我也在媒體工作，對這一點感受頗深。當時我敢寫《新聞法》，可以寫一些批判文章在主流媒體發表。所以執政者麵對網絡這些現代信息技術是比較矛盾的心理，一方麵感覺這些技術非常重要，另一方麵也感到這些技術對自己的統治帶來了一些危害。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由於現代科技的發展，我們獲得信息的手段和數量都有很大的提高。
原來我們看一些刊物，那些人要偷偷摸摸送到我們家裏，我們則要躲在被子裏麵看。什麼理想、責任、中國民刊等等那時都是這樣看的。現在根本不需要，網絡技術這麼發達，網上一搜就能找到很多信息。現在和原來獲取信息的渠道完全不同了，不是由於政策開放了，而是技術發展了。這是我的一點看法，謝謝你！
錢鋼：按照我們的約定，時間已經到了，我們先結束這場演講，大家向於建嶸教授表示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