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剛結束的中共十七大把“科學發展觀”寫進了中共黨章。在我看來，以“公平公正”為基礎的“和諧社會”正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發展要持續，社會要和諧，就得公平公正，讓民眾少些社會不滿。這個大道理誰都會講，問題是怎樣才能使中國社會公平和正義呢？應該說，中共十七大已經提出許多應該做的事情。但我認為，有一個最重要的事情沒有提到，這就是如何真正建立民意表達機製。也就是說，怎麼讓中國的民眾自己來表達公平正義，如何建立各種利益的博弈機製。
長期以來，我不停地講要讓工人和農民的利益表達組織化，就是讓農民建立農會，工會應該真正成為維護工人權益組織，就是想推動利益表達機製的建設。今天我就不講這個問題了，因為公平公正的利益表達機製，關係到國家的民主和憲政，在有些人看來過於敏感了。
其次，要樹立法製的權威，或者說，建立科學的司法製衡製度，真正做到依法治國。這是我今天要講的重點。目前的中國，傳統的作為國家管治基礎的意識形態受到無法修複的衝擊，而作為管治國家最重要的、具有工具性的法製體製又存在太多的問題。這個問題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國家司法權力因體製性的原因被地方政治利益化了。或者說，中國司法的許多問題，就是太政治化了，而且是地方性政治化。司法當然與政治相關，這是基本的常識。但如果從國家管治的技術層麵上來說，司法如果不能與政治特別是政治權力人物保持一定的距離，就是製定再多的法律，最終仍然是人治，不會走向法治。
中國目前在社會管治方麵存在的許多問題，都與民眾對司法不信任有關。不信任司法的通常說法是，由於司法腐敗而不能為民眾提供公平公正的保護。
應該說，中國的司法的確存在各種各樣的腐敗，但在我看來，中國司法最大的腐敗是地方政府通過控製司法機關，以所謂“合法”的名義在侵犯民眾的合法權益。我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李連江教授最近有一項合作研究，就是探討這個問題的。如果討論這個問題，勢必又要談到民主憲政，所以我們今天還是不討論。
我在這裏想在行政技術層麵討論分權原則。換言之，我不是講如何按照分權原則重新構建政治體製，而是討論如何從重新界定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改革司法的地方化的問題。目前，地方的司法權無論在製度設計和現實運作中都是屬於地方的。在體製設計上，地方人大是地方的國家權力機關，地方人民法院和地方人民檢察院都對人大負責。
在人事製度上，各級地方人民法院院長、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和罷免，副院長、副檢察長、庭長、副庭長、審判員、檢察員由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任免；地方各級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對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負責並報告工作，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監督本級人民法院和檢察院的工作。以上描述的是製度設計上司法權的地方化。
在現實中，司法權的地方化表現為各級地方行政機關對司法權力的限製及影響。
導致地方司法機關不隸屬地方國家權力機關卻隸屬地方行政當局的一項重要製度安排是：法院和檢察院的主要經費都源於同級財政，其他物資資源也受製於地方行政部門。
我們認為，司法審判權力的地方化，影響了國家法律實施方麵的統一性，影響到了司法權威，使法官的公平和公正執法沒有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同時，它導致或助長了審判和執行中的地方保護主義，容易產生各種司法腐敗。
因此，我們認為需要建立一整套的司法製衡，以妥善處理中央政治的統一性與地方政治的特殊性之間的關係。我們設計的司法製衡製度的核心內容是把司法審判權從地方收歸中央，由中央實行垂直管理。縣域司法製衡的原則是在一個縣的區域內，司法部門與縣政權分離。顯而易見，建立縣域司法製衡的關鍵就是讓縣法院和縣檢察院的人、物、事脫離縣政權的控製，在人事、財政、業務三方麵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而不是對縣政領導負責。
為了防止縣法院和縣檢察院與縣級政權建立不合法的關係，中央政府可以考慮實行司法人員的流動回避製。
最後，要改進管治技術，提高管治水平，加強國家管治能力。前麵兩點是基礎性的，這一點則是技術性的。在預警機製、處置技術和問責製度等方麵如何改進，我前麵在分析問題時已有說明，下麵我隻講幾個具體的問題。4月份我應法國外交部的邀請到法國進行研究訪問。
我花了一些精力去了解法國的社會騷亂問題，我訪問了法國的許多官員和研究這個問題的學者。最後得出三點：其一，法國社會騷亂的參與者主要是移民後代。所以我想起了中國的農民工二代，因為這些人他進不了城市，也回不了農村，他們將來會成為真正的社會邊緣人。其二，法國的社會騷亂區域主要集中在當年政府設立的移民安置區。所以，他們建議中國不要把安置房、經濟房建到一起，要分散建。其三，法國的社會騷亂有一個很大原因把法國的社區警察變成了巡警，搞得警察脫離了社區和群眾，不僅不了解情況，與社區居民沒有感情交流，經常成為敵人。這就讓我想到，中國要加強管製能力也要從基礎做起。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讓警察真正走進社區。從現在的情況來看，中國的執政者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這些年在城市和農村設立了許多警務室。當然光有社區警察還遠遠不夠，還有一個如何適應新的科技這個問題。
因為有了現代科技的手機短信和網絡，是不可能像以前那樣靠人來封鎖消息的，這一點我在前麵講過了，許多案例也說明了應注意這個問題。在演講前，我和歐博文教授講了我現在進行的一項研究，這就是，科學技術對民眾維權抗爭的影響。這個問題來源於我對維權農民的觀察，我發現他們拿著複印的中央文件，在與地方政府的抗爭時，或動員民眾參與時，都會宣稱他們才是真正按中央政策辦的，所以代表中央的。
假如沒有複印機，他是不敢這麼說的，人家會說，你這是抄的，你偽造中央文件。比如錄音機。在湖南衡陽縣有一個老農民，就把中共中央的減輕農民負擔文件請人用錄音機錄下來，然後自購高音喇叭，鄉鎮幹部到那個村收稅費，他就去放這些文件的錄音。我問他，為何要錄下來，他說，一是這樣方便，二由於錄下來的，有證據，不怕幹部說亂讀中央文件。可見，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去研究的問題，但是在中國的學界，或者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學者，對這個問題，還沒有充分注意。所以我一直有個心願，如何把這個問題研究清楚，這對理解和處理當代中國農民工人的抗爭或者社會騷亂事件都是非常有益的。今天來了這麼多像歐博文教授這樣的學術大家，我把這個題目提出來，希望有人把它做出來。
最後一點，就是在處理中國社會騷亂時，一定要走向法製化。在中國的明天，也就是我們現在所在地美國舊金山的後天，11月1號，中國將有一個新的法律實施，這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突發事件應對法》。無論這部法律還有多少欠缺，但有一點則是可以肯定的，就是中國在試圖用法製化的方式處理社會衝突事件。
在我看來，當代中國所麵臨的挑戰，是西方國家過去二百年所遇到的問題的總和。我們要認識和理解中國，一方麵要看到它經濟的飛速發展，而這個發展是建立在工業化、城鎮化及經濟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基礎上的；另一方麵，我們也看見，中國經濟騰飛過程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問題。特別是中國的政治發展仍然是在威權政治的框架內運行。
而市場經濟產生了不同的社會群體利益，威權政治則不能很好地調節這些利益。這也許正是目前中國利益衝突和社會危機存在的最深層次的原因。事實上，這些問題在困擾著中國的執政者、民眾和理論家們。我們都注意到了中國共產黨十七大在這些問題上的努力，他們為解決這些社會問題的努力還是需要肯定的。而且，我要特別提醒的是，中國問題的複雜性決定了解決這些問題的長期性和艱巨性。
作為一位學者，麵對這些問題時，首先應想到的是我們這個偉大而多災多難的民族和國家的未來。也就是說，所有的中國人或者關心中國社會進步和民族複興的人，都有一種責任，就是要以這個民族長遠的利益去麵對現在中國的問題，而超越黨派和意識形態之爭。當然，這是困難的。也正是我們麵對的社會環境和問題是人類曆史上未曾有過的，才有可能產生真正偉大的社會理論。
今天有這麼多中國的同學和中國的訪問學者和我共同討論這個問題，這是一件非常令人高興的事情。因為，對我們中國人來說，如何能夠把西方二百年曆史的理論創造和總結與中國的現實結合起來，形成真正意義上的可以稱之為這個時代最有意義的理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這也就是我願意為了一場演講專程從中國來到美國的全部原因。
謝謝各位。
現場點評和問答
主持人歐博文教授：因為今天來的人很多，我打算先說幾句話，然後讓大家提問。在研究中國抗爭性政治方麵，於建嶸教授長期以來是一位領導者。他現在仍然在引導著這項研究。我今天可以預言，他提出的這些研究議題，將會在未來五年或十年之間是西方學術界討論的熱門話題。我個人注意到的問題是社會騷亂與維權抗爭所表現出來的不同，以及國家在管治力量和方式方麵的變化，以及在處理社會騷亂的信心和新技術的重要性，責任體製以及對地方政府的司法製衡。現在我隻就民眾在抗稅和其它社會不滿方麵談一些認識。
因為社會不滿的不同，在抗爭的目標和方式方麵都不同，在以後的研究中，我們可能要注意到不同的事件本身和不同的抗議方式這些非常重要方麵。但是在其他的研究領域中，他們認為這種不同的不滿並不重要。剛才在我的辦公室，我與於建嶸教授討論時就談到了人們為何參與這些騷亂這個問題。參加者的目的和騷亂根本沒有關係，在這些問題上，好像有偏執以及其他情緒化的問題在起作用，這些可能與社會心理學更加相關一些。現在看來，社會運動理論的許多研究成果也許是對的，重視社會不滿始終是重要的。
當然機會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就是於建嶸教授所說到的國家在控製能力上的下降。社會騷亂的突然爆發與利益和社會歧視等都相關。社會不滿是於建嶸教授今天講的許多問題中的一個，我會鼓勵我的學生做這方麵的研究，也會鼓勵他們做於教授提到的其他問題的研究。現在大家可以提問了。
中國大陸訪問學者：我是一位經濟學教授。剛才於教授提到要把現在實際由地方政府控製的司法權交給中央，我有不同的看法。
我們在研究經濟發展的時候，也注意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分權問題。
而且我們認為，經濟發展的成功，就在於中央把權力下放給地方而不是收權。我們分析一下，如果地方政府擁有司法權力，它在處理問題上有優勢，有利於地方政府掌握最準確的信息，如果它是一個非常好的政府，它可以非常好地公正處理事情。如果把這個權力交給了中央政府，首先麵臨的是信息成本非常大，中央沒法公正地處理地方政府與民眾的衝突，反倒會引起公眾的不滿。
於建嶸教授：首先，我要說的是，我是主張中央和地方一定要分權的。
而且，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一個基本路徑就是強化縣級政權的權力並使之自治民主化。也正是由於要強化縣級政府的行政權力，所以才有一個司法製衡的問題。實際上這一點也不矛盾。因為我所說的司法權主要是指審判權和檢察權，簡單地說，就是法院和檢察院行使的權力。而公安和司法管理方麵的權限應屬於行政權。對突發事件的處理，首先應是行政管製的問題。這當然應由各級地方政府的公安機關來處理。但這並不是說，審判權和檢察權也要交給地方政府。現在中國的許多問題，就是審判權的地方化。民眾之所以不相信司法而選擇信訪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認為地方黨政及其官員控製了法院，才有司法不公。因此，我就想，能不能讓法院和檢察院在人和物等方麵脫離地方政府，它在全國要真正成為一個能夠製衡地方黨政的係統。如果能這樣，會使法院在處理問題時要公正公平一些，也會讓民眾感到公平和公正一些。
中國台灣博士生：您的意思主要是把審判權收歸中央，這一點我是同意的，隻是現在中國各地都存在的政法委如何辦，為何不搞真正的司法獨立呢？我的第二個問題是，在一些富裕的地方會發生騷亂嗎？我在江蘇上海這些地方，就很少聽說有這些事情。
於建嶸教授：關於您的第一個問題，如果地方黨委控製著政法委，而政法委又控製著法院和檢察院，當然就要撤銷這類法律體製之外的機構。也就是說，在地方各級不應設立由地方黨委控製的政法委。中央設不設，這個不好說，因為在許多人看來，一說把中央政法委撤銷了，就否定了執政黨對司法的領導。中央政法委的領導也不會幹啊。也就是前些天我到我們的西安西北政法大學去做演講，一個特別有名的教授也向我提出了為何不主張司法獨立而提出“司法製衡”這樣一個新詞。
我對他說，主張司法獨立在中國是容易被人扣一個“想搞西方民主的三權分立”的帽子。在現行製度和政治環境下，是不是可以提出一些也許可以做到的方案。所以，我提出了旨在由司法製衡地方政府的所謂的“司法製衡”這樣的主張。也許執政者聽說在加強中央權力也就不會那樣反感了，使事情有所可能。有些事，走了第一步，才能有第二步。
第二個問題，據我所知，無論是維權抗爭還是所謂的“無直接利益”的“泄憤衝突”，東部發達地區都是存在的。而且，最近幾年發生很多的土地維權和環境衝突，東部發達地區占有很大的比例。這個方麵，我發表過專題報告，您可以參考。那麼，為何您沒有發現呢？這也是中國一些學者經常向我提出的問題，說這些問題我怎麼沒有發現呢。
我都這樣告訴他們的，因為中國太大了，您對這些事又沒有興趣，當然不知道。昨天晚上，在伯克利的中國同學會組織的座談上，我放了一個我拍製的關於北京東莊上訪村的紀錄片給同學們看，看完後，許多同學包括那些剛從北京來美國的同學，都感到非常驚訝，說我在北京生活了那麼多年，北京東莊有這麼大的一個上訪村為何不知道呢。這實際上一點也不奇怪。許多北京的出租車司機也不知有一個上訪村呢。這樣看來，研究中國問題，隻走到北京上海這些地方是不夠的，需要有意識地走更多的地方。
美國教授：您所說的司法製衡實現以後，對您所說的社會騷亂和群體性事件，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影響？實際上您的解決辦法是假定中央政府是不腐敗的，而隻是地方政府是腐敗的，是這樣的嗎？
於建嶸教授：我認為實現司法製衡後，對社會騷亂事件的發生和處置都會產生影響。從發生方麵來說，可以通過樹立公平公正的司法權威而化解一些社會衝突，在處置上可以依法處置，在政治追究的同時增加法律追究。您說的第二個問題，也就是如何評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問題。這個問題曆來是爭論的問題。我們不能說中國的政府和官員都腐敗了。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無論是中央大員還是地方公務員都有好的也有壞的。可我們設計製度的一個重要出發點，我們可以假定他們都是需要服從製度約束的“經紀人”。
而且在中國，在現在，我們總要去找一個次優的解決方案，來改變目前被扭曲了的委托代理關係吧。民眾與政府之間如何建立委托代理關係，需要進行全麵政治改革，而現在又不能搞，那麼，是不是可以從中央與地方的委托代理關係方麵找一個突破口。也就是說，雖然我們現在沒有辦法得到真正的民選政府，我們就假想，一個相對對民眾負責任的中央吧。我這個假想有一個重要的考量，就是老百姓為何要到北京來上訪，其中的一個原因，他們還是相信中央能為他們主持公道，包青天在京城啊。這就是我設計司法製衡最初的出發點。
無論如何，地方政府如果控製了司法審判權，是非常危險的，它會削減整個國家治理的基礎。
主持人歐博文教授：兩個多小時過去了。讓我再一次感謝於建嶸教授給我們做了個精彩的演講。於教授的研究，堅持了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做法，這就是把理論研究和現實調查緊密地結合在一起。如果看到過去一個世紀當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研究中國問題的時候，有一個很重要的考量在裏麵，就是救國。於建嶸教授今天的演講還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做研究的範例，就是我們如何進入現場。這也讓我想起毛澤東的名言，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於建嶸教授很顯然做了很多調查，所以他有很大的發言權。我們希望以後有機會還能邀請他過來給我們做演講。謝謝。
複旦演講：中國民眾為何抱怨？
2009年8月14日
各位下午好。
主辦方給我演講的題目是“讓一個和諧的中國走向世界”。為什麼要講這個問題呢？因為這個演講會的主題是“新新中國，走向世界”。而什麼才是“新新中國”呢？主辦方在這個會議籌辦時提出了一個命題，就是希望提倡民眾要“不抱怨”，甚至還想在中國推動一個什麼“不抱怨”的運動。對此，我心中充滿了疑慮。
在我看來，我們今天要特別關注的問題，不是民眾可不可以抱怨的問題，而是為何抱怨的問題。前不久《人民日報》下麵的一個非常有影響的刊物，約我寫一篇文章。當時我在河南的洛陽調查，他們給我打電話，希望我在這篇文章講一講官員和民眾“都不容易”的問題，而且重點要講我們的人民應體諒政府和官員的“不容易”，讓我們的人民體諒國家領導人“不容易”，並說，這樣寫的話官員和領導人看了後就會高興，也有利於社會和諧。我當時是這麼回答的：“官員不容易是事實，如果官員感到幹不下去了，可以下台啊。從來沒有求著他們來管我們。”我們民眾可以理解你們官員的某些做法，但是官員不應該以此為理由讓我們不抱怨。所以，我說，這樣的文章我不寫。他們又跟我說，我們還是希望你寫一篇文章，說現在中國社會發生了這麼多的問題，能否讓我們的人民知道一個和諧的社會是一個相互理解的社會。
我說，這一點是不錯的。但是一個國家的和諧首先要民眾安定，而要民定首先要關心民生，假如一個社會都不關心民生，假如我們的知識分子都看不到民間的疾苦，你要民眾如何理解呢？我們隻要走進真實的中國社會，我們離開上海大都市白領階層的生活，你就會感覺到各種抱怨充滿了中國社會。如果有機會，我建議你們可以看一看石首事件的錄像，你就會感覺到幾萬民眾用磚頭、用憤怒麵對我們武警的時候，我們難道說一說你們不要抱怨，你們要理解政府，你們要克製就行了嗎？不行的。我們不能簡單地指責我們民眾不理智，而更需要去研究民眾為何憤怒，為何走向街頭，為何敢於與武警對峙。甚至可以說，麵對社會不公和腐敗，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權利，他們有權抱怨。作為執政者或學者們，沒有權利去指責我們民眾的抱怨，而是要想辦法去改變它，要讓我們的民眾不產生或少產生抱怨。
那麼，如何才能使民眾不抱怨或少抱怨呢？我講兩個故事，也許對大家有所啟發。
第一個是有關河南洛陽一個老太太的故事。最近幾年我在調查地下教會或者叫做家庭教會。去年，我到了河南的洛陽，在一個偏僻的農村，我見到一個家庭教會聚會點的聯係人。她是一個老太太，這個老太太家裏已經沒有別的人了，就她一個人，非常的貧寒，什麼都沒有。但是她的家裏卻是一個聚會點。看到她老人家生活很艱難，我感到很心酸，但她本人卻非常樂觀，總是笑容可掬。
我對她講：“您老人家生活這麼艱難，每個禮拜天還要做這麼的活動，但是你心裏充滿了快樂，心中永遠那麼釋然，為什麼呢？”她是這麼告訴我的，她說：“我當然快樂，因為我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你看一看天上飛的鳥都有生活，上帝那麼關心它，難道上帝還不關心我嗎？”她說，我今天所麵對的困難，所有的一切都是應該的，所以她不抱怨。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這個老太太麵對苦難所表現出來的態度，我在許多信仰宗教的民眾那裏都看到過，他們把現在和未來都交給了他們的上帝或神。
問題是，我們中國人的大多數並不信仰宗教，我們不知我們的上帝或神在什麼地方。我們很少去思考人生終極的意義，我們更多的是現世主義者。因此，我們也就很難要求我們的民眾從上帝或未來世界中去尋找到內心的和諧和平靜。
我們隻能站在這個充滿了不平而艱辛的世俗世界，驚歎天上飛鳥的快樂了。
第二個故事是我在台灣訪問的經曆。2004年我應邀到台灣去訪問。台灣的邀請方給我的條件是在大學做一個演講，然後可以進行15天的旅遊、參觀。當時我向邀請方提出一個要求，我說：“你能不能這樣，我講完後，你給我一張地圖，你派一個司機，再派一個買單的，我說走什麼地方就走什麼地方行不行？”他們說，沒有問題，你隨便走。於是演講完之後我從台北走到台南，我問所有見到的台灣老百姓一個問題。
“不經你同意，不經法院判決，把你的房子拆了，怎麼辦？”99％的人回答說不可能，沒有我的同意他怎麼敢拆我的房子呢？隻要這個房子是合法的房產當官的不敢不經我同意拆毀的。我說假如拆了怎麼辦？他們會告訴我，到法院去告拆房的人，法官會依照法律給我判決，而且是判他們賠很多錢。比如是合法並且是經我同意拆的是10萬塊錢賠償，而不經過我同意的非法拆毀，法官就會判他賠100萬。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不立案或不依法判決，怎麼辦？”人家又回答我說：“不可能。”我們的法官在很多問題可能腐敗，但是隻要我有明確的產權和證據，他不能也不敢不依法立案和依法判決。
我接著問：“假如法官腐敗了，就是不給你立案和依法判決，怎麼辦？”他們會說，我找我的議員去告他。我的議員就會來進行調查，我的議員調查之後就會開新聞發布會，我的議員就會在議會提出質詢，這個法官和這個政府官員麻煩就大了，他們待不下去了，他們就完了。
我接著還問：“假如議員也腐敗了，怎麼辦呢？”我一問到這個假如的時候，人家很討厭我了，說你這個大陸人怎麼那麼多假如？沒完沒了的假如，議員再腐敗，也會特別高興管我這個事情。因為議員就是希望發生這個問題，因為有了這個問題，議員隻要進行了調查，再經媒體一報道，這個議員就會成為英雄，成了英雄不僅可以當縣議員、國會議員，最終還有可能成為阿扁。
我說我不相信，議員也會腐敗的，會不管你們的事的。他們說不會的，不信可以試一下。一般台灣的老百姓家裏麵有名片，收的最多的名片就是議員聯係卡。我就要他們給議員打電話，一打電話，議員隻要在不遠的地方馬上就會趕到。台灣的基層議員一來，一般都很興奮，問遇到什麼問題，都表示會為選民主持公道。
盡管這樣，我還是堅持問：“假若議員就不是管你的事了，怎麼辦呢？”台灣的老百姓告訴我，這很簡單，下次選舉時不投他的票，讓他當不了議員就完了。
我在台灣的訪問經曆很短，卻讓我想了很多問題。台灣社會也許存在許多問題，但由於初步建立了民主製度，實現了威權體製向民主體製的轉型，台灣老百姓對整個體製有一個基本的認同。他們也許對某個領導人或某個政黨不滿，有很多抱怨，但不會對整個體製不滿，甚至想推翻它。其實我走過世界很多地方。在一些現代民主國家，民眾對待我的問題都有基本相同的答案。今天為什麼講台灣，因為我們往往以許多理由，以我們的民族文化、曆史傳統、宗教信仰等來否定一個現代的社會製度。台灣跟我們有著一樣的血緣，基本相同的文化，為什麼台灣民眾有那麼多“不可能”，而我們卻不是這樣呢？我總結為四個方麵。
第一，要確認和保障公民的基本權利，特別是財產權利。現在我們大陸在這方麵存在許多問題。你不要認為什麼是你的，那個房產證是沒有用的，我們知不知道哪一天拆掉呢？不知道。我們不在家的時候甚至在睡覺的時候房子就被拆掉了。我們農民的土地，說是“集體所有”，可在許多地方已淪為了少數人所有，搞一個什麼項目就讓農民成為無地可種，無業可就，無社會保障的三無農民。我們的工人在工廠工作了幾十年，突然說改製了，你就得下崗而且什麼也沒有了。這樣的事，到處都是啊。今天在座的提倡要民眾不抱怨的上海學者和白領們難道不知道嗎？事實上，上海也有的。最近我在做一個紀錄片子，其中一個故事是有關一個上海女市民到北京上訪的。
她跪在地上說：“天啊，還給我房子，我要一個地方安身，我要生存啊。”假如我們一個宣稱執政為民、以民為本的“社會主義國家”，連我們老百姓最基本的權利都不能保障的話，我們有什麼理由讓我們民眾不抱怨，讓我們的民眾理解我們的政府。我們沒有這個理由。我今天在這裏要告訴你們或我們的當政者，你想要民眾不抱怨，你要讓民眾對你理解，你要讓民眾不走上街頭，你首先應明確和保障他們最基本的權利。這個權利不是封建社會給予他們的權利，而是現代社會的公民權利。
沒有這一點，請問我們有什麼理由，我們有什麼資格，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沒有！
第二，要有權威的司法製度，要讓司法成為民眾權利救濟的最後底線。一個現代社會，社會成員之間或民眾與公權機關發生了糾紛，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權利被侵犯了，得不到應有的救濟。假如我們的司法不能保障民眾的法定權利，我們的司法不能成為社會公平公正的底線，我們有什麼資格和理由要那些權利受到損害的民眾不抱怨呢？事實上，我們今天司法體製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的民眾已不那麼相信司法能給社會帶來公平和公正。
無論一個什麼樣的判決，當事一方都有可能告訴你，“我不服！因為司法腐敗！”為了這個不服，公民選擇上訪，選擇進京尋找大領導的上訪，他們中有人為“領導批示”在北京堅持數年。而我們的執政者卻對信訪這種典型的人治製度津津樂道，甚至想把其當成主要的社會救濟方式。而現實中，民眾則在長期的上訪中因被勞教或被送進精神病醫院失去了對國家司法的最後信任。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就相當於給他們麻醉劑。是無理要求。
我們的民眾被打了左臉，還得把右臉送給你打嗎？這是不行的！我們要抱怨這個不公平的司法製度，而且不僅僅是抱怨，我們還要抗爭。因為有了這個抱怨和抗爭，我們才能建立一個公平公正而有權威的司法製度。
第三，要有真正的代議製度，讓我們的人民代表真正能代表人民。我們每一個人不可能直接管理這個國家和社會，我們需要自己的政治代表。現代民主製度中的代議製是人類社會文明的結晶。我們可以通過選票決定誰來代表我們的利益。這種製度，我們有嗎？從行文法來說，我們是有的。但現實中，我們現在還沒有。我不知道今天在座的有多少參加過人民代表的選舉，你們投了誰的票？我不知道誰是我的代表？我們需要改變，假如這一點也不能改變，你怎麼叫我們的人民不抱怨呢？你在複旦大學告訴大家不要抱怨，還要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告訴你們，不改變這種製度性的缺失，民眾就會有抱怨，而且也不可能有什麼不抱怨運動。
第四，要有一個開放的媒體，讓民眾的抱怨有正常的宣泄。假如今天我們所有人都不能真實地表達自己的不滿，他們隻能在家裏抱怨，可能最後走向街頭，用大磚頭表示他的抱怨。為了讓我們的民眾不抱怨和不走向街頭，我們就需要給他們抱怨的機會，讓他們有正常的渠道發泄他們心中的不滿，而不是給他們一個類似的“不抱怨運動”。
我說的這些觀點，主辦方也許不高興，沒有關係，下次不請我。而且，我認為主辦方也不會不高興，因為你們主張不抱怨。那麼請首先不抱怨我，假若這一點也做不到，那就很難說得過去了。而且，我也並不是為了與主辦方作對。
我講這些，實際上就是在表達我們這個社會應如何對待弱者的情緒，特別是製度建設方麵的內容。這實際上也是一個大國應有的。今天上午幾位演講人都提到了中國已成為了大國，而且正在走向世界。我則認為，如果我們沒有進行必要的製度建設，何來的大國呢。中國社會的軟實力在什麼地方？我認為，首先在於我們的製度建設，在於我們人民對國家製度的認同。
假若我們的民眾有一天告訴你，無理拆遷、司法不公、被代表等等都成為不可能時，我們才有資格說中國有可能成為一個大國。這就是我們的實力，這就是中國走向國際社會、走向世界的真正實力。
謝謝各位。
主持人：大家有什麼問題可以提問。
問：其實我覺得教授講的抱怨和不抱怨實在太好了，聽了以後覺得特別的爽，因為我特別喜歡打太極，我覺得抱怨和不抱怨就是太極一邊陰一邊陽，而老師講的製度和權力就像中間的二次函數一樣，抱怨和不抱怨，說不抱怨也是抱怨，就在一線之間的，就是要明確一個製度。我不知道我說的對不對。我想提一個問題就是剛才老師說中國沒有宗教，我忘記哪一位學者曾經說過中國的儒教就是一個教？我想請你回答這個問題。
於建嶸：我理解的宗教應該有一個終極關懷，中國的儒教沒有終極關懷，它更多的是一種社會規則，所以我認為這種東西能否稱之為教是可以討論的。道教有終極關懷就是長生不死，它的信仰就是人可以成仙。我講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宗教，不是講中國沒有信教的人，據我們的調查，中國目前信基督教的有6000——7000萬人，難道說他們不是中國人嗎？當然是。問題在於中國主體文化中沒有包含一個終極關懷的意義。
我是這麼理解的。謝謝你。
上海笑笑管理谘詢有限公司董事 楊曉：於教授，我們昨天已經聊了一些，你剛才講的我覺得我能夠接受，你說要通過抱怨來采取行動，行動跟抱怨的區分，你的標準是什麼？
於建嶸：我沒有鼓動老百姓通過抱怨來改變社會。
楊曉：你覺得社會有不公，去提升的方向，更好的方向，采取行動，比如發言的時候，如果我發言跟我抱怨有什麼區別？
於建嶸：從楊老師的表情來看，她對我批評他們開展不抱怨運動，沒有抱怨。我是這麼看的，我認為抱怨不抱怨是民眾的一種情緒的反映。執政的人或者知識分子應該更多地去理解老百姓為什麼抱怨，而不是說你們都不要抱怨。我說知識分子應該去研究民眾為什麼抱怨？為什麼走向街頭？為什麼砸你的市政府，為什麼打警察？執政的人要知道，我應該怎麼改？
改到老百姓對我認同，改到老百姓說我真的執政為民。實際上很多人可能了解，中國的民眾是最沒有抱怨心的，你看看我們的農民，你到中國的農村去看看我們的農民，你不對他進行剝奪他就謝天謝地了。他們最沒有抱怨心的，為什麼今天有這麼多人有抱怨？
因為你搶了人家的土地，你拆了人家的房子，難道還不讓人家抱怨嗎？我們知識分子要做的不是今天在這裏論道，讓老百姓不抱怨。我昨天看到楊老師時，就做了兩個判斷。我說楊老師你是有宗教關懷的人。她說是的。第二你是一個生活過得很好的人，所以楊老師充滿著一個心態即我不需要抱怨。我今天在這裏講，我們麵對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知識界不應該對民眾發起呼籲不抱怨，甚至開展不抱怨運動，我們應該怎麼去研究和理解今天中國民眾的苦難，我們對當政者說，你們怎麼改變你們的製度，使我們民眾不抱怨，而不是自我麻痹。
問：於教授你講得非常好，我是上海工業律師事務所的一名律師，我叫吳冬，從今天你的講話當中使我想起當年龍應台有一名言：“中國人你為什麼不生氣？”我隻是有個問題想請教一下，像你這樣的知識分子，現在有獨立的看法在中國是不是一個主流？謝謝！
於建嶸：我不知道我是一個什麼樣的知識分子，所以我沒有辦法判斷中國有多少像我這樣的人。真的我不知道。我隻知道我心裏想什麼說什麼，所以今天我對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進行了批判。我隻是心中充滿了憂慮，我隻是說我們可以仰望星空，我們沒有辦法改變。包括今天會議主辦方發起的不抱怨運動，盡管我這樣批評了，人家要發起還是要發起的。
我不能改變什麼，但是我依然說出我心裏所想的東西，這是我的看法，謝謝你。
問：於老師你好，剛才聽了你的關於抱怨與不抱怨的講座，我覺得很感興趣的，關於你所倡導的四種機製，我個人認為前三種我們也在做這個事情，相比第四種開放的媒體，我覺得相比前三種可能產生的效果會慢一點。近年來我們對新聞媒體報道獨立性的開放，包括央視新聞也是這樣已經在改了，即增加突發事件的報道，但是一些群體事件往往都是一些網絡媒體的報道最後才引起官員的問責追究。
現在我們的媒體和論壇也開始關注這些事情，我們現在關注細致到什麼問題，比如你白天開什麼會議？抽什麼煙？晚上喝什麼酒？甚至晚上跟誰睡覺都深入地揭發一下，我覺得我們改革的突破口還是媒體獨立的報道，這樣可能會好一些。
你能否根據近幾年發生的突發事件給我們分析一下中國媒體的作用進行抱怨與不抱怨？
於建嶸：對於媒體我有比較深刻的感受。我認為現在的媒體實際上不一定像我們想象的那麼開放。我們現在感覺開放了，一個重要原因是網絡的開放。網絡開放是由於有現代科技本身的特點，不是領導人願意不願意的問題，它是沒有辦法的問題。我經常寫時評。前不久我寫了一個評論，評價深圳市長的問題，我投給了南方的一個媒體，因為它開了我的專欄，後來編輯給我回了一封信，一般我們投稿過去，他會給我們回信。
他說對不起，這篇稿講的問題很敏感，被主編和諧掉了。我給他回了一封信說：自宮比強奸更可怕。我改投給了上海的《東方早報》，當天就登出來了。
為什麼上海的《東方早報》可以刊登出來，而我們南方那麼大的報紙不敢刊登呢？因為他們要自我審查，他們認為有關本地官員的利益。所以到目前為止，我給人家寫稿子一般都會說不用不要為難，你告訴我一下就行了。但是我的稿子一般沒有被槍斃的，因為我寫的時候會注意哪些地方要和諧，為了不被和諧，有些想說的話就不能說。
我感覺，我們今天的媒體遠沒有早幾年開放，為什麼現在許多問題通過網絡可以表現出來，我的結論依然是它沒有辦法。你知道中國有多少人在研究怎麼控製網絡媒體的信息傳遞嗎？我最近一直在提倡研究一個課題，就是現代科技對社會運動的影響。比如，自從有了複印機，中國的農民和地方政府生態發生了變化。農民突然有一天把中共中央的某個文件複印之後貼在那兒，問你們為什麼不按中央文件辦？一般地方政府都會很驚訝，也很被動。假如沒有複印機，中國的農民敢不敢說這句話，不敢的。
我調查信訪這麼多年，信訪農民保留最多的就是複印的文件。所以現代科技實際上已經在改變中國的政治生態，不是由於願意改變而是被迫的改變，這是我的結論。謝謝。
香港大學演講：信息技術與民眾抗議行為
時間：2010年4月9日
觀點提要
議題設置的目標主要是抗議和賦權。一般來說，意見領袖先進行抗議，表達心中的不滿；再進行賦權，通過網絡議題賦予民眾一定的權力。
為網絡時代的社會立規，是我們一個現實而重要的課題。
信息時代將改變中國的傳統政治發展道路，我們也許能超越中國幾千年來的政治之路。
隻要有利於這個社會，有利於法律體製，或者在法律底線之內的，我認為政府都應該容忍。這就是我最近反複強調的要守住憲法的底線，憲法是最後的底線，我們一定要守住，一切方法、一切行動、一切判斷都要以憲法為底線，而不是以壟斷權力為基準。
錢鋼：今天，我們很榮幸請來於建嶸教授，他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於教授也是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對“三農”問題做出重要貢獻的三十個人之一。他常常穿著破舊的衣服到北京的上訪村，一住就是很長時間，去了解上訪者的實際情況。以至於有一年兩會召開期間，被誤認為是上訪者，遭到五輛警車的包圍，差點被警察帶到收容所。下麵我們有請於建嶸教授為我們做演講。
於建嶸：大家下午好，很高興到香港大學訪問並發表演講。
為此，我要感謝錢鋼先生，感謝邀請我的香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的團隊。錢鋼先生是我所崇敬的人，他在《唐山大地震》一書中所體現的知識分子尋找真相的精神是我永遠學習的榜樣。
我今天演講的題目是“尋找重構中國政治的力量：信息技術與民眾抗議行為”，我試圖回答一個問題，在目前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中國民眾的抗議行為是否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將對中國政治發展產生何種影響。或者說，我想同大家探討，在網絡時代，中國政治是否有一條新的發展道路。
我先從一個農民的故事講起，這個農民叫廖哲輝，男，1940年生，小學文化。1993年從廣東打工回鄉後因不滿各種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而當麵指責村幹部並發生衝突。1994年開始上訪到縣，在遭受鎮幹部打擊後上訪到省市。
1995年後數次發動農民到鎮政府講理並聯名聘請律師進行訴訟。在上訪和訴訟均未見效的情況下，購置擴音設備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堅持至今已達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實的宣傳家。
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和香港中文大學的李連江教授在湖南做調查。當時我想象這個人應該是相貌堂堂、能說善辯的，因為他在當地的影響特別大。當我見到他的時候，我發現，他就是個地地道道、土生土長的農民，而且非常不善言辭。
2003年6月25日我第三次去和他做訪談。他告訴我，他們亂收費，我到處告，他們就想辦法對付我。沒有人處理。我看告來告去，還不如自己宣傳發動群眾。於是，我就用兒子給我的錢買了一部擴音器，花了600多塊錢，包括喇叭和線一共用了1000多塊錢。後來又買一部，共買兩部，四個喇叭；一套借出去，別的鄉鎮來借，就租給他，不收他租金，兩邊宣傳同時起。我自己去搞宣傳。
我拿到中央的13號文件，先在家裏請文化水平高一點的人讀，用錄音機錄下來，省委王書記那個關於減負政策的電視講話都錄了下來。錄的磁帶不是一本，我買了兩盒空白磁帶，一盒是10本。為什麼要錄那麼多？怕幹部洗了，說你哪句話錯了。是在台源市場上宣傳的，租了車子宣傳，那個影響就大了。
這次聲勢搞大了，縣裏就來鎮壓，我們拿了喇叭在宣傳，他們就說，沒經批準，哪個去宣傳，就要抓哪一個，處理哪一個。我是按原文宣傳的，怎麼算違法？我第二個兒子也參加了，對縣裏政法委書記說，按原文宣傳沒更改也算違法啊？你縣裏違法，先就要處理你，你還有權力處理別人啊，我告上去先要處理你！要縣裏政法委書記簽字。後來就去拿磁帶，說要鑒定，我說錄音機都借了在那裏，哪裏是違背的，拿原文到鎮裏去鑒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