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見到淩春偉是在彭榮俊家裏。那一天來了很多上訪代表，他們計劃成立農民協會這樣的組織。因為有許多人我都是第一次見到，他們又爭著與我進行各種形式的交流，所以與他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我都隻能簡單地了解一下。但是，淩春偉卻給了我很深刻的印象。其一，他有明顯的殘疾。一個走路都不方便的人，從幾十公裏外的長安鄉趕到這裏來參加具有風險的聚會，這本身讓我感到了一種震撼。其二，他告訴我，他為農民負擔的問題從1994年起就到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省高院狀告過長安鄉人民政府和衡陽縣人民政府，並都勝訴了。現在他正組織農民為基金會的事起訴有關部門。可能由於我是做律師出身，對訴訟方麵的事情有特別的興趣，本想好好同他談談，隻是因為條件不許可，我們約好以後見麵詳談。可第二次見麵還是因為人太多，還是沒有能如約深談。
第三次見麵是2003年3月1日，我同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的陸雷博士為了更加深入地了解衡陽縣農民抗爭的事實，從北京來到衡陽縣後就住在渣江鎮老街的一個農民旅店的樓上。他得知這一消息後就同他們一同上訪減負的幾位代表從長安鄉趕過來了，盡管當時我並沒有訪問他的計劃，但看到那種真誠的目光，我還是決定與他深談一次。晚上我們兩人單獨進行了一次談話，他很激動地向我講述了他是如何成為一位上訪減負代表的。
他告訴我，他今年56歲了，因為他父親有點曆史問題，在極左路線時期，被說成了反革命，一直到鄧小平上台後才平反昭雪。這種家庭出身對他們一家人都有很大的影響。他本人初中都沒有讀完就走向社會了。
在淩春偉的這個欄目裏，我還附錄了與他沒有直接關係的曾憲良的訪談和相關材料。這樣做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們為了維護自己或農民的合法權益，都通過了漫長的法律程序，並都最終在法律上獲得了勝利。所不同的是，曾憲良獲得的隻是一紙空文。
十、“叛徒”的決心
[劉德法，男，1936年生，文盲，湖南省衡陽縣三湖鎮永安村魚坪組村民，1998年因農民負擔問題上訪省市並組織進行減輕農民負擔宣傳活動。1999年元月被衡陽縣公安局以擾亂社會秩序為名拘留7天。現為永安村村委會民兵營長。]
我之所以前往三湖鎮訪問劉德法，是劉坤山先生所堅持的。2003年3月1日根據彭榮俊的安排，劉老作為向導帶領我們去訪問那些我想見的人。當天下午4點多鍾，在我們訪問完屈剛回渣江鎮的路上，劉老提出要到三湖鎮去。看著我們被農村的土路和所租的破車搞得很疲憊的樣子，他向我們陳述了為什麼要到三湖鎮的理由：一是，三湖鎮曾經發生過許多因農民負擔問題有影響的事件，其中“99事件”曾經驚動過人民日報社的吳興華；二是，他是三湖鎮的人，現在就住在三湖鎮的一個村子裏，三湖鎮離渣江鎮並不很遠，他已經通知了有關人員在他的住所等候；三是，三湖鎮有一位很有傳奇色彩的人物，名叫劉德法，他曾經多次到省市縣上訪，還組織三湖鎮的農民與鎮政府進行過很多直接的抗爭活動，被鎮幹部打得死去活來，並被公安局拘留過7天。後來他被村民選為了村幹部。可是他擔任村幹部後卻不敢再搞減負和上訪了，被有些農民和上訪減負代表稱為叛徒。
是劉老“叛徒”一詞使我因中午沒有休息和車路難行而快麻木的神經複活起來了。這是一個有意思的話題。因為我一直在思考，農民反抗者在政府的高壓下，會不會而且在什麼樣的情況下失去其原有的鬥誌。而在一個鄉村社會，他如果被封為“叛徒”，會有一個什麼樣的生存環境。顯然，劉德法這樣的人物太值得研究了。於是，我同意了劉坤山的安排。我們在快到渣江鎮的時候，改變了方向，前往三湖鎮。
我是在三湖鎮永安村公路邊一個小賣部見到劉德法的。這個小賣部實際上就是劉坤山現在的住所。聽說我們要來，許多村民早就在這裏等候。這其中就有劉德法。無論從哪方麵看，這位已經63歲的老人是個典型的南方農民。他中等身材，滿臉的皺紋，沒有修整過的胡須使那張久經風霜的臉更顯蒼勁，而他戴了一頂鴨嘴帽，又使人感到他是一個見過世麵與眾不同的人。我們圍坐在一個小方桌邊，我以閑談的方式進行著試探性的了解。我先問到他的身體，然後又問到了他的兒女。他很驕傲地告訴我，雖然他沒有讀什麼書，可培養了一個人才——他的兒子現在正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接著我們就開始議論那許多讓他傷心得流淚的事情。
十一、含血的哀鳴
[周來娥，女，1956年生，初中文化，衡陽縣金蘭鎮桐木村楊柳組務農。1998年因攤派款與村支書發生衝突被打傷後上訪告狀。2000年參加當地農民上訪代表的宣傳活動。]
我是一個沒有什麼藝術細胞的人，平時很少聽歌曲，除了國歌外也很少有什麼歌曲感動過我。然而，當我聽完周來娥的歌後，卻已是淚流滿麵。因為，從她那充滿痛苦的心中流出來的不隻是歌聲，而是一聲聲含血的哀鳴。
周來娥給我唱的是她自編的《鳴冤詞》，講述的是村幹部在收繳上交提留時如何毆打她父親致死，她又如何含冤上告的故事。她的聲音有些嘶啞，那嘶啞中滲透出許多蒼涼；她的表情有些呆滯，但每唱到動情處，那雙滿是淚光的眼睛又放出了無盡的悲憤。毫無疑問，她的歌聲絕不是什麼藝術創造，可是，我卻感到她的形象高於我所熟悉的任何一位歌唱家，因為，她是用自己的生命來承載著這歌聲的全部意義。
十二、從人大代表到上訪代表
[曾憲斌，男，1952年生，小學文化，1970年入伍，1976年入黨，同年退伍回衡陽縣長安鄉龍鳳村務農。1976年至1986年任村民小組長，1986年任村民兵營長，1996年任村委會主任。2002年因沒能完成上交提留款被提前終止村委會主任職務。2002年12月參加上訪代表活動，2003年2月發起成立衡陽縣長安鄉農民維權協會籌備委員會並任負責人。]
我最初並沒有把曾憲斌列入專訪計劃。這主要在於，我第一次見到他是2002年12月在衡陽縣上訪代表商量成立農民協會的會議上。我本想訪問他，可他卻拿出衡陽市長安鄉人大代表證，並非常明確地告訴我，他不是上訪代表，他是人大代表。這讓我感到非常有意思，一個自稱不是上訪代表的人為何要參加上訪代表舉行的會議。雖然他不符合我的寫作選題，但我還是在第二次見到他時訪問了他。因為我想搞明白他是如何區分這種身份的。
第三次見到曾憲斌是2004年4月9日，我帶著一批研究生再一次來到衡陽縣。當許多我訪問過的維權抗爭精英來到我住的賓館審看我的訪談記錄時，曾憲斌也來了。他很快發現在我打印的訪談錄中並沒有他。看著他失望的樣子，我告訴他，這些訪談錄是我想給衡陽縣維權抗爭精英們記下一些傳記。他告訴我，他已經到衡陽市上訪過了。為了證明他已是上訪代表這一身份，他拿出了衡陽市人大常委會給他開出的上訪回函。
曾憲斌從人大代表成為上訪代表的過程是值得注意的。在我看來，它一方麵說明，現行的民意機構尚不能滿足農民的利益表達需要；更為重要的是，在一定的社區文化狀況下，許多被主流話語否定的社會身份，隻要真正能為民眾做事，就會獲得民眾社會真正意義上的認同，並可成為一種榮譽。
農民工是誰家的孩子？
有一位來自福建的全國政協委員近日提出：“農民工失業將帶來失業、社會治安等問題，將他們轉移出去，是地方官員的本位主義考慮。”他認為，地方政府不是動腦筋創造就業機會，運用科學發展觀思路來管理，而是讓其他省份為其創造就業機會。對此，他提出，“誰的孩子誰抱”，其他省份並無義務去幫助消化勞動力。
我不知道這位政協委員是誰的孩子，但顯然這位委員把自己當成了農民工的老子。在我看來，他把失業農民工當成社會特別是勞務輸入省的負擔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所提出的失業農民工要由原籍省來消化的主張，恰恰是長期存在的對農民工進行各種地方性限製的地方保護主義最突出的表現，更是十分有害的。
我們知道，中國一億多農民工。這個群體一直是這個社會最具活力的勞動大軍。他們為改革開放以後的中國社會發展提供了最廉價的勞動力，成就了千萬個企業的壯大和數百座城鎮的繁榮。特別是處於改革開放前沿的沿海地區，正是依靠數千萬從落後地區流入的農民工的努力，才獲得了這些年的快速發展。然而，這些為中國工業化建設和城市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的農民工，他們在城鎮從事工人的工作，但無法如市民一樣享受到醫療保險、子女教育、失業保險、住房福利等各種社會保障；他們從事的工作大多都是待遇最低、最艱苦、最危險的行業，城市的發展離不開他們的艱辛勞作和付出，但欣欣向榮的城市沒有他們的立足之地，葉落歸“鄉”的命運成為他們無奈的歎息；在經濟繁榮時，我們隻看到他們不停勞動的身影，而出現經濟危機時，最先被裁員和清退的也正是他們。他們是漂移在城市與鄉村和異鄉的社會弱勢群體。
究其原因，中國事實上存在以戶籍製度為核心的城鄉二元結構要承擔很大責任，但各種地方保護主義也是造成目前農民工失業而又沒有任何保障狀況的重要原因。以農民工養老保險為例，本來是被視為保障農民工基本權益的重要舉措，但調查顯示90%以上的農民工沒有購買養老保險。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就是現階段推行的養老保險基金區域統籌與農民工跨省區流動存在尖銳矛盾，農民工調換工作崗位後沒有辦法轉移、保持養老保險關係，即使個別的能轉移，但是費時費錢費精力，而使農民工很難真正享受老有所養待遇，才是農民工消極對待養老保險的真正原因。也就是說，問題的關鍵是目前各地實施的農民工養老保險製度存在不便民和不利民這一根本性的缺陷。而為什麼這一製度缺陷長期得不到彌補，則是製度的製定者和執行者在某種程度上有意維護這種缺陷。因為在他們看來，這種不利於農民工的製度對本地是有益的。也正是這種錯誤認識，使許多地方還出台過許多限製農民工就業的歧視政策。
現在經濟出現了些問題，造成了大量的農民工失業。那些農民工大量流出去的省份，往往是經濟比較落後的省份。這些省份由於用於解決失業農民工的資源有限，他們空對空的口號式“解決方案”還有些，對農民工就業和生活真正起作用的辦法卻十分鮮見。而那些曾經依靠農民工的努力而繁榮發展起來的地區，為了自己今後的快速發展，也應主動地承擔自己應承擔的社會責任。他們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力爭給農民工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力爭給無業的農民工適當的社會救濟，力爭為農民工提供更好的就業培訓條件，力爭為農民工就業搭建更準確的就業信息通道。而現在卻有這樣一些人，不僅對農民工沒有感恩之心，反而把失業的農民工視為當地政府的負擔，想利用所謂的製度來限製農民工的自由流動，甚至與那些農民工大量流出的省份爭論“誰的孩子誰抱”這樣既無聊又無恥的問題。
事實上，這個社會很少有把農民工當成孩子看待的，起碼沒有當成自己親生的孩子。在我看來，農民工不是誰家的孩子，他們是我們這個社會的主人，他們有權利在這個國家的任何地區出賣自己的勞動，他們也應有權利在任何地區享受他們的勞動創造。沒有這種認識，要很好地解決農民工的問題，簡直沒有多少可能性。
（原刊《南方都市報》2009年3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