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策劃大師的談判術
[劉坤山，男，1931生，大學文化，原係湘潭市某中學教師，“文革”中被判刑十年，提前釋放後在衡陽市經商。現定居在衡陽三湖鎮老家。2002年參加農民減負上訪活動，是當地抗爭精英公認的策劃大師和談判專家。]
那是在一個早春的夜晚，在一個農民家庭旅店裏，劉坤山用十分生動、風趣而文雅的語言，向我講述了他如何代表農民與亂收費的學校校長進行鬥智鬥勇，最後取得談判勝利的故事。從那時起，我就確信，他是當之無愧的策劃大師和談判專家。
劉坤山是一位有學識而富有智慧的老人。他是目前衡陽縣減負上訪代表隊伍中唯一的一位具有大學學曆的知識分子。他著裝整潔、舉止儒雅，熟悉國家的許多法律和政策，對地方政府的政治運作過程和處理問題的方式更為清楚。他常常在農民抗爭精英中，對某些事務進行具有條理的分析和相當準確的判斷。正是他的參與，為衡陽縣農民抗爭活動提供了更為清晰和現實的目標。他的文筆尤其了不得，宏篇大論常常是信手寫來，就讓人拍案叫絕。
他還是一位理想主義者。他告訴我，自己參加農民減負上訪等抗爭活動，並不具有直接的經濟利益目的。他在農村無田無地，也不用交三提五統。他與本地的各級官員也沒什麼個人恩怨。他之所以奮不顧身地投入這項事業之中，一個最直接的動機就是看不慣貧賤的農民受到欺壓，他要在自己有生之年為家鄉的農民做些事情。在我看來，他維護農民合法權益的理想，其根基於公平和公正，這一人類最簡單也最重要的倫理原則，是中華民族同情弱者抗爭強暴品格的現代表現。
他更是一位敢於戰鬥的勇士。他並不隻是在自己家裏對社會的腐敗現象進行口頭上的抨擊，而是將自己變為一位實踐者，是要通過自己的參與來實現維護農民合法利益、反對社會腐敗現象這一理想。他多災多難的人生之路，不僅沒有使他成為一位坐而旁觀的人，反而使他成為了一位更具有進取精神的戰士。這或許讓那些自以為參悟了人生真諦而與世無爭的人感到不解。但我明白，這是他晚年最大的心願，隻有真正參與，他才能從中體會到人生價值和快樂。
劉坤山的故事是一位老年知識分子成為農民抗爭精英的故事；又是一位富有正義感的老人在農村實現其人生價值和理想追求的故事。雖然他對自己在當地的名聲十分看重，但可以肯定，他絕沒有想到要青史留名。然而，記錄這樣一位為了農民利益而奔波的老人的故事，應該是我們這些當代農村研究者的義務和責任。何況他曾經是我在衡陽調查中的向導。他為我約見了那些我所希望見到的人。每當看到這位受人尊敬的老人為我的交通、吃住而忙碌的時候，我就有一種深深的歉意。
五、功臣的眼淚
[洪吉發，男，1953年生，小學文化，衡陽縣渣江鎮香衝村三合組農民。在80年代兩次入伍，並立三等功。1998年參加農民減負上訪活動，1999年被縣法院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2001年因“在服刑期間確有悔改表現”提前釋放。釋放後在向各級法院申訴的同時，繼續領導農民進行各種形式的抗爭。現是衡陽縣農民協會的積極籌備者。]
洪吉發是功臣是有軍功章作為證明的。我到洪吉發家時，他從箱子裏拿出了那枚在鮮紅的五角星中間標明“三等功”的軍功章。這是我第一次看到軍功章的實物。我感到奇怪的是，軍功章為什麼沒有刻寫立功者的姓名。也許為了打消我的疑慮，洪吉發還拿出廣州軍區頒發的退伍軍人證書及兩個分別標有“自衛還擊、保衛邊疆”之類字樣的小鐵杯。實際上，對我來說，這些“證據”並不是很重要的。因為在衡陽縣農民抗爭精英及方圓幾十裏的村民們看來，洪吉發就是一位功臣。
訪問洪吉發是很困難的。這種困難主要有兩點，其一，無論我如何表示要單獨訪問他，他總是要通知許多他認為應該來的人參加。我猜想，他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讓更多的人與他一道重憶他那些英雄般的事跡，當然還有為他提供證明的意思，也許，他還在向同道和村民們宣示，他的事跡已經引起了外人的關注。他這樣做的動機，我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在大庭廣眾之下，我很難問及一些可能有損他聲譽的話題。好在他是個實在的人，不會歪曲事實，也不知道如何隱瞞自己的看法。其二，每當回憶起自己為領導農民減負而被鄉鎮幹部打得滿嘴是血、為逃避追捕而四處躲藏、在牢房裏被毒打得不能直行時，他就痛哭失聲。那是一個男人充滿委屈和悲憤的眼淚，他不僅會使圍觀旁聽的村民情緒激動，而且也在深深地感染我。
洪吉發幾次提醒我，他在看守所時，管教幹部都稱他為“農民領袖”。事實上，我在許多場合已經看到過他那具有性格的農民領袖風采。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次我到家訪問時，他戴著軍功章，站在一個小山坡上，對聞訊而來的附近百多名村民，振臂一呼，原來還三言二語的村民一下子就安靜了下來。
六、爭取農民做人的權利
[鄧仔生，男，1955年生，小學文化，住衡陽縣欄櫳鄉荷陂村新塘組，務農。1998年7月開始為農民負擔和村務公開等問題上訪縣、市、省和中央，並幾次作為全縣的減負上訪代表的代表與縣有關部門座談。在1998年那起村民圍攻縣政府和堵塞省道的事件中，他果斷而理智的決策，最大限度地保護了采取行動的村民，也因此成為了衡陽縣農民抗爭活動的核心人物。]
每次見到鄧仔生，我都看見他背著一個陳舊的黃書包。這讓我感到十分地親切。因為，十多年前，我就是背著這樣的書包履行自己作為一名律師職責的。他的書包裏裝的全是有關農民負擔的材料或文件，我從他對待書包的態度，可以感到，這是他目前最重要的財富。這一點，我到他家後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在他那已經半邊倒塌、破爛不堪的房子裏，的確什麼也沒有。隻有走進這樣的家後，才會更真切地感到，這個書包對於鄧仔生的價值。可以說，書包裏的請求和證明，是他及全家人的希望。
實際上，鄧仔生和他的妻子都是非常能幹和勤奮的人。對此，他的鄰裏都給我提供了許多證據。他的家之所以如此敗落，按鄧仔生自己的話來說，“上訪敗家”。但他又明確告訴我，為了村民們的利益，就是家破人亡也要鬥到底。他的妻子及年老的母親和還沒有成年的兒子，也對他的這種精神表示認可和支持。這種全家一心的狀況，實際上是我們解讀目前衡陽縣農村抗爭精英鬥誌和生存狀況的一個重要因素。
我與鄧仔生的幾次交談，他都提到了農民應該有做人的權利。他認為自己所努力爭取的，不僅僅是一個負擔問題，更主要的是農民當家做主的權利問題。他說，如果農民不能自己管理自己，負擔都是由上麵當官的人定的，那是沒有辦法真正減下來的。因為權力在別人手裏，他想定多少就是多少，他想如何收就如何收。
在鄧仔生看來，成立農民協會也就是農民做人權利的一個重要內容。如果農民能夠成立農民協會，有了自己的組織，就可以通過協商的辦法解決問題，那麼就沒有必要像今天這樣上訪了。
七、農民心中的目標
[淩學文，男，1957年生，初中畢業，湖南省衡陽縣渣江鎮官埠責任區烏衝村車子組農民。1996年開始進行減負上訪活動，並因此被當地村鎮幹部指控為貪汙犯。在經受各種打擊之後，他將人權作為了農民奮鬥的一個重要目標。]
淩學文在衡陽縣減負上訪代表中具有一種獨特的地位。這不僅在於他是渣江鎮最早組織農民為減負上訪的，更在於他因此被村民推選為本組組長後，而被村和責任區幹部指控為貪汙犯。雖然法律最終不能將他定罪，還了他一個清白，但他及家人都遭受到了各種人身侵害。
也許正是由於有了這樣的人生經曆，就使人權這一在中國還非常學術化的詞語進入到了淩學文抗爭的視野。他所理解的人權是什麼，也就成為了我一直想了解的。
淩學文是一個有決心的人。他多次表示，為了黨的政策，為了群眾的利益，為了群眾的政治權利，我寧願死也不屈服投降。
淩學文還是一個非常有“心眼”的人。我就領教過他的這種出於善良願望的“狡猾”。那一天為了訪問屈剛，我們很晚才到渣江鎮。本想第二天早上才下鄉尋訪。這時淩學文提出到他家過夜的要求。他非常認真地告訴我，他家就在附近，路況也非常的好。於是，我們在淩學文的指引下，在雨雪的黑夜開始淩家之行。車子在十分泥濘的山路上行駛，在黑幕中我們看不見前方和希望。可每當我們感到難以再走下去的時候，淩學文就告訴我們，上了這個山就到了。可最後不知上了多少山，下了多少嶺，過了多少條河，車子被陷進泥坑多少次，我們才到了他那根本沒有正式公路、十分偏遠的家。隻有這時，他才對已經全身是泥的我們和已多處劃破的車輛表示歉意，並說：“如果不這樣，你們能到我家裏來嗎？我保證你們今晚是有收獲的。”的確，就是那個沒有地方住宿的夜晚，就是在那個沒有安好門窗的房間裏，我同淩學文的家人圍坐在火爐邊，他們向我講述了許多生動有趣的故事。我從他們的講述中，終於知道了農民抗爭精英如何用銅鑼傳遞信息的秘密。盡管如此，我還是記住了他在指路時的神色。我想，他在向抗爭精英及村民們講述爭取農民人權這一目標時，是不是也具有同樣的動機和信心呢？
八、被逼出來的宣傳家
[廖哲輝，男，1940年生，小學文化。1993年從廣東打工回鄉後因不滿各種加重農民負擔的做法而當麵指責村幹部並發生衝突。1994年開始上訪縣，在遭受鎮幹部打擊後上訪到省市。1995年後數次發動農民到鎮政府講理並聯名聘請律師進行訴訟。在上訪和訴訟均未見效的情況下，購置擴音設備開展各種宣傳活動，堅持至今已達7年之久，是位名副其實的宣傳家。]
廖哲輝是在1996年用自己的錢購置那兩套擴音設備的。這之後，他經常一個人挑著這些設備到村頭山腰去宣讀各種有利於農民的法律和政策文件，一直到現在，這還是他進行抗爭的最為主要的形式。在許多人的想象中，他應該是位身材高大、相貌堂堂、能言善辯而且富有激情的人。也就是因為有了這樣的想象，我第一次看見他時，就無論如何也沒有將麵前的這位幹瘦而不善言辭的老人與那位廣受農民稱讚的宣傳家聯係起來。
可在聽完他親述自己的故事後，我才能理解像他這樣一位老實的農民是如何被一步步逼成為一位公認的減負代表中的宣傳家的。當然，他那種路見不平而拔刀相助、寧死不屈而抗爭到底的性格注定了他不平凡的晚年人生，但如果不是對各級執政者失去信心，他應該不會像現在這樣企圖依靠自己的宣傳來發動農民保護其合法權益的。
我注意到了廖哲輝是在對省級執政者落實政策的行為無效而失望後才走上依靠自己和依靠農民來替天行道的。這給了我許多聯想：遠離中央政治的中部農民，對體製性依賴要受到路途等因素的限度。他們不像那些皇城腳邊的人，用很少的成本就可以跑到天子座下，並能用各種關係驚動朝野，而獲得平反昭雪或掃黑揚善。中部農民這種遠離權力中心而對中央權威的敬仰，往往就會成為他們替天行道的動因。
九、農民“律師”的訴訟
[淩春偉，男，1947年生，初中文化。湖南省衡陽縣長安鄉長市村長市村民小組村民，身有殘疾，在本鎮經營小商品。1992年開始因個人工商稅上訪並訴訟法院。1994年起代表全村農民為農民負擔問題在衡陽市中級人民法院和省高院狀告過長安鄉人民政府和衡陽縣人民政府，並勝訴。他的經曆是我們解讀中國農民的法律意識的一個很好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