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感往往采用比喻的形式。比如韓少功寫啞巴漢子的嗩呐聲：“音符一個個像花開了，星星亮了，像漫山楊梅紅了，又甜、又酸、又澀。”
作者以形寫聲，運用視聽通感的方法使“耳中有色”，進而又“眼中見味”。
記得多年前，一個作家曾給我說閻連科的語言，說他是瞎胡鬧，原因是他有一句話是這樣寫的：我聽到了背後一串串青枝綠葉開花的聲音。大致是這樣的。他說，他怎麼能看到背後的東西？實際上，閻連科正是運用了通感中誇張的手法，以突破正常的視聽局限，增加審美效果。
當然，運用通感手段，采用比喻、誇張等手段時要有鋪墊，要自然貼切，反對生拉硬扯硬貼的方法。
另外，智性寫作的高處就是具有思想的高度，這就是用哲學的眼光深刻認識事物。
我在本課開講時曾舉過博爾赫斯關於撫摸自己的一個例子：
他很晚回家，在暗地裏脫衣服：“我是個可以觸摸得到的男人（我對自己說），有著黑皮膚、黑骨骼、黑齒齦、黑色的血液在黑色的肉體裏……我脫掉衣服，刹那間我成了那個可恥的、鬼鬼祟祟的畜生，沒有了人味，赤裸裸的，似乎同它本身分離了。”
（《書鏡中人》第161頁）
這是一段博氏的自言自語。它記述了他在黑夜裏脫衣服時觸摸自己身體的感覺。這個感覺他後來寫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一個夜晚的簡報》，強調了他脫離身體時的異化感覺。
羅德裏格斯·莫內加爾評論道：“博爾赫斯小心翼翼地將那赤裸裸的生物隱藏起來。連他最親密的朋友都沒見過。”
為什麼博爾赫斯會這樣描述自己的觸覺，顯然他的身體內部發生過與眾不同的事件。有史料證實，在他將要成年時，他的父親曾帶他找過妓女，這種匪夷所思的彼岸文化令我們瞠目結舌，但它卻真實發生在博爾赫斯的身上。可能就是這樣一次事件，使博爾赫斯非常厭惡自己的身體，並且達到了病態的地步。
許多年後，當人們問他什麼時候感覺到自己的存在，博氏回答：唯有在肉體極端痛苦或者極端歡快的時候。其餘的時候都是模糊的，或者是夢幻的。
1945年春夏之交，博氏認識了才女埃斯特拉·坎托，並愛上了她，這種愛煎熬著博氏，並且考驗著他用靈與肉築造的防禦底線。坎托小姐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成長的現代女性，她直言不諱地對博氏說：“我同意你的求婚，但是你要知道，我是蕭伯納的信徒。如果我們沒有先睡過覺，我們不可能結婚。”
僅僅一句話，就徹底擊潰了博氏的愛情。正是這些發生身體內部和外部的深刻思考，加上他深邃的思想，他在哲學的層麵上發現了靈與肉的異化感覺。因此他寫：黑皮膚、黑齒齦、黑色的骨骼、黑色的血……表達他對肉體生命的恐懼，也是一部分人類對肉體生命的恐懼。因為黑色是死亡和否定的顏色。
同樣，這種尋找內在的意義的例子在一些美術家身上也能找到。達利在馬德裏美術學院學習時，老師布置作業，讓他畫一張聖母像寫生，他隨手畫了一張令眾人瞠目的畫，畫麵上不是聖母，而是一台秤。
達利用他與眾不同的眼睛，驅趕走浮在生活表麵的東西，抽象出他發現的時代意義和生活的本質，因此，他成了超現實主義繪畫的鼻祖。
本人認識達利的偉大是緣起一幅達利的自畫像，畫麵上，達利背對著觀眾，鏡子裏映現出他的正麵像，這一切本沒有什麼可奇怪的，其神來之筆是這副鏡子卻沒有相框。這個框架的失去，讓我們的聯想一下子飛揚起來，甚至到了恐怖的地步。試想，一個人看到自己的形象出現在沒有鏡框的視野裏，或許這就是現實生活？是不是感到不可思議，有白日夢的感覺？這就是與眾不同的西班牙畫家薩爾瓦多·達利。
另一個西班牙畫家畢加索，他在二維的平麵圖紙上畫出一個人的正麵和側麵，他創立了立體派的繪畫。在這裏我不打算說這個讓世界震驚的小個子西班牙人，而是向大家推薦文學的立體主義實驗大師斯泰因。
斯泰因，全名為格特魯德·斯泰因，一個富有的美國才女，終生僑居巴黎。她最有名的一句話是：你們是迷惘的一代。這句話是對海明威說的。那時是20世紀30年代，海明威還是一個文學青年，他慕名找到了這個文學前輩，並述說了自己對文學創作和人生的鬱悶，這位大師於是說了這樣一句話。這句話概括了一個時代。
斯泰因是個天才，她初學醫學心理學，後來搞語言哲學研究和文學創作，是現代主義文學運動的代表人物，她搞過多種嚐試，其人又是同性戀者，它的名作《軟紐扣》背後就是立體主義。現在，我在這裏摘選一段念給大家聽聽，看看有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