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與高中相差約１０年，這１０年中我們學會了尋找正確答案，卻喪失了尋找一個以上的正確答案的能力。正像著名教育家尼爾·波斯特曼所批評的：“孩子們入學時像個問號，畢業時卻像個句號。”習慣於尋求“惟一正確答案”，嚴重地影響了我們對待問題和思考問題的方式，嚴重地束縛了我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因此，法國哲學家艾米·查提爾說：“當你隻有一個點子時，這個點子再危險不過了。”
“天呐，你來的真不是時候，我現在忙都忙不過來。最後期限已經迫近，可任務還沒有完成，這時哪還有閑情逸致幻想創造發明？更不用說真刀真槍地幹了。”一天隻有２４小時。與創造無緣的人總覺得時間不夠安排，而那些為創造付出了一定時間的人，一天中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遠遠超過了那些舍不得這筆“資本”的人。後者克服了莽撞行事、一味蠻幹的壞習慣，凡事即使不三思而行也要沉吟一番，這就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其實，花點時間致力創造，是一本萬利的事，不僅能帶來碩果，而且可以節省寶貴的時間。亨利·福特說過：“越是多思，就越有時間。”
我們是怎樣解決“開門”這一問題的呢？從抓握門柄、迅速轉動到適時鬆開，這一整套連續的動作都是一瞬間自動完成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如果我們不能習慣地加以解決，就會因為問題過多而被壓垮，就不可能自如地應付環境的挑戰。正常人之所以不會將“開門”視作一個超出智力承受能力的問題，是因為我們可以訴諸於習慣。但是有些人感到，我們麵臨的問題太多，個個都很重要，我們沒有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創造性地解決其中的任何一個問題。於是我們索性放棄一切問題，眼不見心不煩，落得個輕鬆自在。
大部分專業人員在自己的領域中也麵臨著類似的問題超載。稱職和成功的專家不采取非此即彼的態度：要麼放棄一切問題，要麼必須創造性地解決一切問題。他們往往分析問題，根據輕重緩急，優先處理那些最應該處理的問題。對於那些雞毛蒜皮的小問題，往往不屑一顧，他們並不準備解決一切問題。但恰恰是這些人能夠有效地創造性地解決那些牽一發而動全局的重要問題。
特別應當指出的是，有一種觀點認為，從廣義上說應當將“問題”定義為“是什麼”與“我們希望是什麼”之間的差別，即現實與理想之間的差別，或者說這種差別是問題的根源。如果這樣，我們就會感到問題太多，從而被問題壓垮。按照這個定義，如果我們具有創造力並且希望具有更強的創造力，二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如果我們失業居家，希望獲得就業機會時，二者之間就有了差別；如果我們苦惱沮喪，希望幸福快樂時，二者之間也就有了差別；凡此種種，皆為問題，因為差別就是問題。
諸如此類的許多問題，我們的態度是視而不見的，或者予以習慣性的解決。如果願意，你盡可以將一切問題都視作創造性的挑戰。但是，如果動真格的，我們就麵臨問題超載的危險，陷入問題堆中而無暇他顧，更不用說什麼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了。所以，為了增強創造力，我們必須對問題進行甄別、分辨、整理和歸類，好鋼用在刀刃上。這樣，我們至少可以解決若幹問題--創造性地解決若幹最富有創造性的問題。
該說的別人說過了！該創新的別人創新了！該發明的別人發明過了！該作的曲子別人早譜好了！真是生不逢時，在我的生活中，沒有問題，沒有挑戰，沒有追求，也沒有機會。
著名核物理學家盧瑟福曾認為：“由分裂原子而產生能量，是一種毫無意義的事情。任何企圖從原子蛻變中獲取能源的人，都是在空談妄想。”但數年以後，實用的原子能就問世了。目前原子能已經成為主要的發電新能源。我們之所以感到沒有問題，沒有機會，往往是因為“專家”已有定論。而這些“專家”不是說問題已經解決，就是說問題不可能解決。
人生來就是一種解決問題的動物，命中注定要不斷地麵對問題和解決問題。如果問題輕而易舉地被無意識或習慣所解決，我們決不會承認它們是問題，說不定還會覺得沒有問題。
例如，多數人習慣於在晚上某個固定的時刻睡覺，即使睡眠時間不夠，他們也不認為其中可能包含著問題。究其原因，可能是這符合他們下意識地對問題先後次序的排列方式：這個問題已經得到徹底解決，有時間還是多考慮考慮其他更為迫切的問題吧！我們一旦解決了問題，就以為這是一勞永逸的解決，並且隻知道使用曾經使用過的解決辦法，仿佛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法寶。
如果１０年前向熟人打招呼時喜歡說“哈囉”，說不定今天你仍然喜歡使用這種致意方式；如果１０年前選擇了一種職業作為謀生手段，說不定今天你仍然從事著這種職業。根據時間、地點、條件的變化，采取相應的解決辦法，這些辦法一旦引起不良後果，立即予以調整，這才是創造力的真正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