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1月，在南充縣委工作組的幫助下，鄭國友又在全縣建起了第一個初級農業合作社。1956年春，鄭國友合作社與附近幾個初級社合並，擴建為“共新高級農業合作社”。鄭國友任村支部書記，兼高級社社長。
附鄭國友政治簡曆：
鄭國友：1926年生，男，漢族，先不識字，後掃除文盲，南充市高坪區老君鎮老廟子村人，雇農。1952年9月20日加人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村黨支部書記，老君鄉黨委副書記，南充縣一至七屆人民代表，第一屆中共南充縣縣委委員，四川省第一屆黨於憶會代表和省人民代表。多次被評為南充縣勞動模範，川北地區和四川省的農業勞動模範。被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讚譽為川北地區農業合作社的“鄭狀元”。1991年病逝，享年65歲。
翻身慶解放 分田分地忙
作者1961年留影
1952年實行土地改革，那時我已有7歲，住在外婆家。外婆家在淩雲山腳下一個叫公家垮的村子裏，也就是現在的高坪區老君鎮十村二社。
外婆家是貧農。二舅楊芳錫土改時是村裏會計，後作過老君鄉輔導會計，萬家、走馬、民建等地的社長、副書記。當時各村都成立有農會，按土改工作隊的安排將地主富農多餘的田土、房屋、家具等全部收歸農會，再由農會分配給貧下中農。同時還要勒令他們交出地契、家藏金銀珠寶。農會組織積極分子用竹竿重新丈員、清理川土，打樁劃界，把川土分到一家一戶；沒收地主富農家多餘的房屋，有的分給沒得房子住的貧下中農，有的作了村裏的學校；家具細軟這些物件收攏在一起進行統一分配，當時叫土改分紅。貧下中農根據家吸需要進行自報，再由農會審核、評議，取得同意。我外婆家就分得了寫字台、衣櫃、麻布等件。
對那些不老實的地主富．農要組織群眾檢舉揭發，進行鬥爭，還有多種形式的體罰。記得當時組裏有一個叫楊進武的富農，按輩分我該喊他五外公，家裏還有兩個叫楊芳地、楊芳忠的舅舅，隻因匪首胡伯洲在淩雲山組織“五·五”暴動，匪徒駐紮在淩雲山上，一天，匪徒下山來買肥豬上山去殺肉吃，他家就賣了一條肥豬，還是他家的人用兩個大背鮑對籠起幫到把豬嘿味嘿味地抬上山去的，結果一分錢沒收到，白送了一頭大肥豬不說。“五·五”暴動被鎮壓平息後，把他一家人弄來鬥爭，打得死去活來，說他家支援了土匪，支持了“五·五”暴動。
村裏還有武裝隊員，還組織了宣傳隊。武裝隊員都是青年男女，頭戴八角帽，臂戴袖標，手拿梭標，’在村口路道站崗放IIN，盤查過往行人。我二舅娘那時剛結婚不久，就是武裝隊裏的積極分子，有時吃了飯碗筷一擱，拿起梭標就去站崗放哨去了。我麼姨楊芳群那時16歲，負責宣傳，每天晚上不管是有月亮還是墨黑天（落雨除外），都要帶領宣傳隊（幾個讀村小的學生）拿著鐵皮話筒去宣傳土改政策，播送農會通知。我7歲，麼舅楊芳平比我大兩歲，小娃兒最喜歡湊熱鬧，我們每晚都要跟隨麼姨去給她作伴。先是喊話，接著合唱歌曲《團結就是力量》、《嘿啦啦》、《中蘇友誼》，然後站在趙家坡向三組的唐家溝、四組的三重房子宣傳。這個地方宣傳完了又轉到一組宋家溝對麵的梁子上向宋家溝宣傳。宣傳完了，也要唱兩首歌曲才離開。
回想紅紅火火的土地改革運動，那時的貧下中農不論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熱情高漲，幹勁衝天，好像不知疲倦，走路都在放小跑。嘴邊淌著蜜，眼角帶著笑。是翻身解放給他們帶來的力量，是土改分紅給他們增添了信心。
我從事個體經濟的上曆程
我做生意在高坪區老君鎮，這是一個丘陵小鎮，位於淩雲山腳下，距離南充市區15公裏，是通往蓬安、營山的必經之地，全鎮12個村，14000多人口。這裏自古以來是周邊萬家、小佛、青蓮、二龍、走馬、東觀等幾個鄉鎮趕集的首場，原是農曆二、五、八，後改為三、六、九逢場（大躍進期間改為五天一場）。趕場天，人頭攢動，熙熙攘攘，是人們進行竹木交易，雞鴨鵝牲畜買賣，土特產品上市的集散地。
改革開放以前，這裏的商貿、物流是供銷社一統天下，經營著農藥化肥等生產資料和農用物資，以及布匹、鞋襪、肥皂、香皂包括煙酒糖，油鹽醬醋茶等生活物資，其中多數品種是按人分配，憑票供應。特別是十年“文革”，物資匾乏，商品單調，布店裏隻有白布、青布、藍布，副食店裏也隻有鹽巴、豆油、熬醋等少得可憐的調味品。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解放思想，放開手腳求發展，農業實行聯產承包責任製，也允許人做生意。那時多數人膽子小，對國家政策持懷疑態度，觀望徘徊，也有少數膽子大的試著做起了短途販運，跑運輸，做流動生意等。國家為了鼓勵發家致富，初始階段甚至沒有收稅，銀行、信用社也可以隨便貸款。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的那樣，“資本原始積累，大多是在無序狀態或是規則絕對不完善的情況下發生發展的”。這些“先吃螃蟹的人”也確實賺了錢，發了財。這也符合小平同誌“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精神。
1984年元旦，我在解放思想改革開放精神和氣氛的影響下，在老君公路邊上租房，開始經營一家小店，主營副食小百貨。在之前，老君除了供銷社外，已有東觀商貿（屬大集體）開了一個副食、百貨店兼飯館；還有老君鄉社辦企業開了一個副食店（承包給了個人）；老君文化站四個青年開了家副食店和一個茶館，那時還沒有農民個體來開店的。當時進貨也開始了發票代扣稅，如煙草公司的煙，糖酒公司的糖酒，南充釀造廠的豆油、豆瓣、熬醋等。但小百貨大多是在當時設在南充濱江車站外麵一條街的浙江商販、湖北商販那裏進的（後來遷往西門市場），如針線、紐扣、鞋帶、手帕、小孩的鞋帽、玩具之類，這些小商品就沒有完稅，賺錢也主要靠這些小商品，自由定價銷售，利潤也比較豐厚。
到了1985年，國家正式出台文件，進一步確認個體經濟合法性，並予以保障，明確了“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國有經濟的補充”，能促進物流交往和市場繁榮，“個體戶”成了很新潮的名詞。那時，有條件的農民也參與經商，老君各類個體商店、攤點如雨後春筍冒了出來，副食店、百貨店、日雜店、服裝店、土陶店、飯館等一下子發展到了二十多家，也允許流動擺攤，農家土特產品，自養牲畜也隨意上市。這時期，進貨以發票代扣稅取消，國家稅務、工商管理部門實行定點申報納稅，稅額一般都定得比較低。像我開的一家小店，一年稅才300元，工商管理費60元。而我月收人大約在1000元左右（有老婆幫忙，實際上是兩人在經營）。那時當地物價：大米，國家供應每斤0. 138元，市場上也才0.20元，豬肉！.00元一斤，鹽巴0.20元一斤。生活費用很低，就是機關幹部月平均工資也未超過100元。因此，每月有1000元左右的收人是相當可觀的。
個體商貿的蓬勃興起，同時也衝擊了原來供銷社的一統天下，打破了供銷社職工的鐵飯碗，供銷社紛紛解體或名存實亡，分別承包給了個人，彙人了個體經濟的洪流。
到了1990年，納稅實行個人申報，公開評稅．按營業額估算。一般一個商店定稅在600元左右，工商管理費100元。這個階段的經營，一個店的月收人在以刃元至100之間。市場上物價也有所上漲，豬肉賣到2.50元一斤，大米0.60元一斤，不過，市場供應越來越充足。
1998年稅費改製，分為國稅、地稅分別征收，加工商管理費、個體協會、各種讚助等，一個店一般都在1000元以上。國家允許做生意並鼓勵做生意，廣辟稅源，走上了規範的管理渠道。小攤小販的個體經營牽動著老君市場的繁榮和經濟的發展，也維持著地方的財政。
2002年，我用從事個體經濟賺來的錢，在高坪買了一套住房，把家搬到了高坪，並把生意交給了兒子媳婦經營，聽他們說，他們的年收人在萬元左右。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國民經濟連年持續發展，國家“三農”政策對農業、農村、農民大力扶持，取消了農業稅，這是我國千百年來對農民首次取消農業稅，同時對個體商店，私人經營稅費也進行了減免。兌現了胡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所講的讓全國人民共享改革開放成果。
從我二十幾年從事個體經濟的曆程，透過老君鎮商貿的繁榮，物流的發展，可以看到整個南充城鄉商貿和物流的發展。
改革開放30年來所取得的輝煌成就，令全國人民歡心，讓世界矚目，國富民強的小康社會指日可待。
原載南充市政協主編《見證30年）南充改革開放紀實一書
初中學生月巳的階烏又敵人
我是1958年高小畢業，由老君小學考進初中的，分在東觀小學附設初中班，為“六一級”。東觀小學附設初中班已在！956年招收了“五九級”兩個班，我們進校後，“五九級”兩個班為給我們讓教室，遷到長樂中學去了。
五八年，全國的“幫黨整風”運動已經搞得轟轟烈烈。在我們這些初人校的中學生中也要求給黨提意見，幫黨整風，每天晚上兩個小時自習時間，老師發給每個學生10張舊報紙，一人一支毛筆，墨汁滿足供應，要求個個都寫，不管你寫啥都行。規定要把10張舊報紙全都寫完才準去睡覺。其實，我們這些當時十二三歲的娃兒那時懂個啥，借惜懂懂莽莽撞撞的，既然是規定了任務寫，那就寫吧，早寫起好早去睡覺。於是就在報紙上寫“教育方針錯了”（那時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我們來讀書參加的勞動太多了”（那個年間，一學期基本上有一半的時間在參加農村勞動） 飛“我們簡直是從家裏拿錢來買的勞動，與其自家拿錢來買勞動，何不就回到自己家裏去勞動”；“生活吃不飽”（那時的中學生糧食定量，開始每月三十二斤，後又號召為國家節約，降到每月隻吃二十八斤）等等亂吼亂寫亂畫一呱。我記得我耍小聰明，還在標題上畫了一隻手指著，隨後好多同學都效仿，也在標題上畫一隻手指著，當然有的畫得不好。
本來，在那個以階級鬥爭為綱，講階級成份的年代，地、富、反、壞、右的子女根本就錄取不進學校，哪怕你成績再好，表現再優秀。我們“六一級”甲乙兩個班108個同學基本上都是貧下中農子女，惟一錄取了一個叫鄧宗勉的女同學，家在東觀街上，屬城鎮人口，父親鄧銘當時是個村小教師，在老君鄉十村還教過我的初小四年級，雖是地主成份，屬地主子女。母親陳昭，南充縣川劇團知名老演員，專演老旦。據說在土地改革劃成份時，由於她是家中長女，當了幾年家，就被定為了地主份子。鄧宗勉可能是因父親是教師，母親是演員，又屬城鎮人口，當時按特殊照顧破格被錄取的。
鄧宗勉當時也隻有十三四歲，斯文文靜。既然學校規定了任務要求每個人都要寫，想來她也不外乎跟著大家寫的這些寫了一點。結果呢？恰恰在運動結束，也沒宣布個什麼原因，就無聲無息地把鄧宗勉開除了。她竟成了我們初中學生裏的階級敵人，被清理出了中學生隊伍。
到火熱的農村去
作者1961年初中留影
1961年上學期的一天，東觀小學把我們JJ中部四個班（1959年又招收了“六二級”兩個班）全體集合在操場卜，東觀區委來了一個卜部作形勢報告。光講了國際國內形勢，說目前我們國家形勢一派大好，農村形勢也是一派大好，號召青年學生要回到農村踴躍投入到火熱的農業勞動生產中去，支援農業生產．經受黨的考驗。接下來，校長布置各班下去認真展開討論，要說響應黨的號召，學生最單純址積極，心無雜念，熱情高漲，紛紛報名，踴躍寫申請書向黨表示決心，堅決要求投身到如火如茶的農業勞動中去，貢獻自己的青春和力獄
我們讀書那個時候，由於剛解放不久，又地處山區農村，同學中年齡差別相當懸殊，大的同學有二十多歲一個的，有的已經在家裏訂了婚，甚至結了婚。而我們這此年齡小的才十三四歲。我們積極得很，把響應黨的號召這個氣氛造得很熱烈，在這種大好形勢下，各班集體寫了決心書，同學個人全都爭先恐後寫了申請朽。
大約過了一個月，一天，學校通知初中四個班全體在禮堂集合，隻見主席台上擺放有鋤頭，鐮刀，大紅花。校長講話，照例先講了國際國內形勢一派大好，農村形勢一派大好，接著表揚了同學們響應黨的號召積極熱情。接下來他宣布，由於同學們的主動申請，現在經過學校支部研究決定，報請東觀區委批準了下列同學的光榮申請。他說，他念到名字的就站到主席台前麵去。我們集中精力注意在聽，睜大眼睛認真在看，到看批準了那些，心裏七上八下，想到會不會有我自己。結果宣布站到台前去的，恰恰是各班上年齡最大的六個大男同學。幾個女同學跑上前去給他們胸前一人戴上了一朵大紅花。校長帶頭鼓掌，下麵響起了一片嚼僻啪啪的掌聲。教導主任給每人發了一把鋤頭，一把鐮刀。
下來後．幾個大同學都陰沉著臉。回到寢室唉聲歎氣。反悔吧，確實自己又拿筆寫了申請的，現在又被黨光榮地批準了，怎麼翻悔呢，弄得他們哭笑不得，他們說眼看再等三四個月就要畢業了，我們家裏用了這麼多的錢，就讓我們拿一張畢業證回家嘛！
一個大學生在大躍進中的遭遇
1960年，南充縣東觀區地方和全國各地一樣，大躍進搞得轟轟烈烈，如火如茶。“大幹加苦幹，糧食衛星飛上天！”“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超英趕美，早日進人共產主義！”的巨幅石灰標語寫滿了公路兩邊的醒目位置。南充縣委書記李家驥親自到東觀區上蹲點。農曆四月的一天，東觀鎮全街空巷，商店關門，學校停課，居民家中不準留人，有勞力的參加改土，打苔溝，積肥送肥；帶了歲數的老年人做不得重活路就安排去打葫豆葉。東觀糧站背後的幾個山炯上，人山人海，彩旗飄揚。縣委書記李家驥站在山頭高處，指揮得人們不停腳手地大幹、苦幹、拚命幹，體現出真正大躍進的熱烈氣氛。
東觀區委書記鄭興元在街上挨家挨戶督催檢查，看還有沒有躲在屋裏不出來參加勞動的人。他在新街下而的老戲台前，見一戶人家的門半開著，他推門走進屋裏，隻見一個青年男子，戴一付高度近視眼鏡在屋裏坐著。他問他為啥不出去參加勞動。青年人斯斯文文地抽了兩下眼鏡，抬手指著自己的腦殼，細聲細氣地說他是因頭昏痛，腦神經衰弱，學校讓他休學回家靜養。鄭書記說：做不得重的，你可以出去做輕的嘛，參加到老年人裏麵去打葫豆葉。青年人不作聲，坐著沒動。這一下惹惱了區委書記，他罵罵咧咧跑出來找到東觀鎮鎮長鄧運玖，問那屋裏坐的是什麼人？年青青的就這麼特殊，穩起在屋裏坐著不出去參加勞動。鄧運玖彙報說：他叫楊維民，在重慶醫學院讀大學，隻差一期就畢業了。說是神經衰弱休學回來的。鄭興元說：做不得重的做輕的嘛，我叫他出去參加打葫豆葉他都不動。查一下，他對大躍進是啥態度？鄧運玖見區委書記如此動怒，哪敢怠慢，彙報說：這個像夥家庭曆史本來就有問題，他父親楊子目當過國民黨的團參謀長，是個曆史反革命，五五年被鎮壓了的。鄭興元說：我說嘛，狗日的這麼反動。你們鎮上弄個材料出來交給我，我要以地方政府去函他學校，這種人這麼反動還能讀大學。
楊維民從小就聰明，讀書用功，成績一直名列班上前茅，一帆風順地讀到大學，考取的重慶醫學院讀五年，專門學的解剖開刀做手術。係裏講師教授都很喜歡他，並答應畢業後把他留為助教。眼看隻差一期就畢業了，而最後這一期主要又是實習，寫畢業論文。就有這麼遇巧，他偏偏碰上了一看書就頭暈目眩，腦昏脹痛。老師說他是用腦過度，神經衰弱，叫他停學一期，回家好好修養，養好了回校補寫畢業論文就是了。
時間過得很快，一晃一學期就滿了。這天，楊維民趕到學校，學校政治處把他叫到辦公室，告訴他，他不能複學了。楊維民問為什麼？政治處的人回答說：你們地方政府給學校來了公函。 自於有什麼問題，你可以回去找地方政府。楊維民這一下傻了眼，不知所措。他在重慶同學家裏住了幾天，四處奔走，多次找到學校都無濟於事，隻好乖乖地回到原籍東觀鎮來。
回到東觀鎮，他去找了鎮上，區上，沒有哪個告訴他是為什麼。
他有個同父不同母的哥哥叫楊呂琪，是東觀小學的教師。這時，恰好學校有個教二年級的女教師休產假，他哥哥就把他介紹去頂了一段時間的代課教師。不知是因為父親的曆史問題，還是他不適合教書，就這麼代了一次課，學校再也沒有找過他了。
回到家裏，他天天去站在鎮政府辦公室窗子外麵，也不說話一動不動地望著鎮長辦公，一個多月都沒人理他。
一天，鎮長通知他到東觀鎮辦的勞動服務部裏去跟楊補鍋學補鍋。按師傅要求，要他把鐵鍋的破爛處用釘錘敲出來，以便用煉好的鐵水去熱補。他戴著深度近視眼鏡，不知是啥原因，總是把細縫縫敲成大口子，把細眼子啄成大洞洞。師傅楊補鍋說：要不得，要不得！他找到鎮上鎮長說，他不適合補鍋，把鍋敲爛了，我討不起這麼多的賠匠。於是把他退還給了鎮上。
為了生活，楊維明向鎮長請求，他是學醫的，他想在街上擺個小藥攤，可以給人治病。鎮長說：你是曆史有問題的人，思想沒改造好，你給人醫病，把人醫死了怎麼辦？我們不放心。
他又提出他會雕刻私章，他想擺個攤子雕刻私章。鎮長說：這更不行，雕刻私章是個特殊行業，你刻個章可以出去做壞事，甚至刻個公章可以跑全國。貧下中農做這個行業，我們都要進行嚴格政審，莫說你。
楊維民的所有希望破滅了．有技藝莫法施展，他能夠做的偏偏又不準他做。他隻有和哥哥住在一起，好在哥哥也是個單身，暫時靠哥哥供養著。
一天，他哥哥楊呂琪正在上課，突然被縣公安局的人帶走了。隨即家裏住的房子也被東觀鎮政府沒收。鎮上隻好把他安排在鎮政府辦公室上麵的一間空屋子裏。這間屋子是鋪的木樓板，他住在上麵幾天幾夜不下來，屎尿都廚在上麵，臭氣熏天。下麵鎮政府辦公室被臭得沒法辦公。於是有人給鎮長出點子，說這種人不如把他送到勞教隊去幹淨省事。鎮長認為是個好主意。於是立即整理了一份材料，也不知道材料上寫了些什麼，反正隻要交得脫手，把包袱推出去作數。這樣，楊維民就不明不白地被送往蒼溪勞教隊，勞動教養兩年。春去冬來，兩年勞教滿了出來。他穿著勞教隊發給他的衣服回到東觀鎮上報到，鎮上早就給他聯係好了東觀公社鄧家壩大隊，把他下放到這個大隊的一個生產隊當了農民。
我最後一次見到楊維民是19“年舊曆冬月的一天，在回東觀老家的公路上，也就是楊維民所在生產隊的前麵。這一天，天氣陰沉，寒風凜冽，隻見他穿著二件汗漬濕亮濕亮的舊青布單衣，埋頭走在公路上，臉上綠一塊黑一塊，好像從來沒洗過臉似的。整個上身肚子齊胸部用綜繩一圈一圈地纏著，邁著偏偏倒倒的步子，全身上下在風中瑟瑟發抖。
打“豆幹”
所謂“豆幹”，就是用紙折疊成四方形一邊有花，一邊沒花的豆腐幹形狀。
“打豆幹”是前那些年在少年兒童中的一種常見的遊戲活動。以把“豆幹”打翻麵作為比賽輸贏。其作法是兩人先進行“叮當”，由輸家先把“豆幹”高拋出來，落地後讓對家用“豆幹”來打，如果打翻過來了，就算贏了，翻過來的“豆幹”就作為贏得之物歸其所有，如果沒被打翻，這下就由沒被打翻的這家又檢起地上“豆幹”來打。同樣，打翻了，就算贏了。
“豆幹”一般是用比較硬襯的紙來折疊，用書籍紙的居多。
“打豆幹”往往是重點的比較容易打翻輕點的；大點的比較容易打翻小點的；厚點的比較容易打翻薄點的。但最主要的還是看哪個勁使得大，勁使得大的借著風勢也就容易把地上的豆幹打翻過來。
“打豆幹”開始也有作假的，就是把豆幹疊成兩邊都有花，你無論打翻去翻來都一樣，本來被打翻了的，你卻看不出來。可是這種作假，隻要稍加注意就會被發現。
到後來發展到有的豆幹越疊越大，有的幹碎用厚紙殼或畫報紙來做。由於“打豆幹”用的材料很簡單也容易找得到，對少年兒童來說既有賭勝負比輸贏的興趣，也是一種全麵健身活動，特別是鍛煉臂力，所以家長一般不會阻止，課外，學校老師也不會禁止。
自今，還有偏僻地方的少年兒童在玩這種遊戲。
坐茶館聽評書
南充人曆來有坐茶館的習慣和興趣。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坐茶館聽評書在我們川北地方普遍盛行。因為刀體個年代文化生活相當貧乏，像現在的電視、電腦還根本就沒得，連收音機都還是稀罕之物，所以一般的人休閑、聊天、待客、談生意都會選擇在茶館裏麵進行。
一個地方愛進茶館的基本上都是那麼些熟人，熟人到一桌，互相爭著開茶錢以示友好。當你一踱進茶館，就有人招呼“這裏再添碗茶”！隻聽茶房裏馬上有人拖著長腔應道：來客一位，添茶一碗。滲茶的師傅便提著一個長嘴銅茶壺“來了，來了！”兩腳忙忙，將蓋碗向你麵前桌子上一放，滾開的水很熟練地衝進茶碗裏，茶葉在水裏打著旋翻滾著，衝水恰到好處不漏一滴也不會溢出碗外來。這時，桌子上的人會爭著為你支付茶錢。當然也有嘴裏在說：“我給，我給”，卻半天從荷包裏掏不出錢來的人。
一般大點的茶館裏都有講評書的落腳。為說書人搭的台子在茶館挨裏邊正中位置，差不多有兩張桌子高，桌前有的用布圍子圍起來，桌上有一堂木和一把紙扇。堂木助聲，紙扇助式。凡來茶館說書，事先要在茶館外麵張貼一布告，告知是某某，於好久來茶館說書，講的是《三俠五義》或是《水滸傳》，每天講幾節（一般是上午兩節，下午兩節）。
那時，我們東觀鎮從南充直通長樂上麵的馬路邊有個交通茶館，裏麵長期就有講書的，先是鄧西生，後是胡漢雄，他們都是當時南充縣曲藝協會的。
茶館裏還有提著提籃來賣瓜子和炒花生的小販，喝茶的人可買一二兩瓜子或花生，一邊喝茶，一邊噴瓜子，悠閑自得。
聽評書也有癮，像現在看好看的電視連續劇一樣，看了上集就急於想看下集。聽評書也一樣，聽了上節就想聽下節，甚至想把全本書都一下了解知道，特別想知道主人公（英雄）的命運，壞人的下場。可是說書人就是要吊你胃口，一本書要講好幾個月甚至一年多時間。他每講一節，真正照書裏的情節不多，他要加很多的“調料”（就是南天北往）在裏麵來拖延時間。隻要你聽書聽久了就會發現他講的人物、形象、裝束等根本沒有照書上寫的來（當然個別的除外），而是他記熟了的那麼幾套，凡類似的人都用得上。打鬥場麵的動作也往往是什麼“黑虎偷心”、“鯉魚打挺”、“獅子搖頭”、“白蛇纏腰”等等這些慣用的動作詞語。
到了時間，說書人走近桌子，坐下來，先慢條斯理呷一口茶，隨即將堂木一拍，先前鬧哄哄的茶館頓時安靜了下來。堂木敲擊桌麵的聲音，由大漸漸轉到小，說書人眼睛慢慢環掃喝茶的人一遍，開言道：“時接上回說書……”這就開始了。結尾叫榨板。榨板他往往會選在驚險緊張處，“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道來”給人以懸念。
早些時候，講評書的是講完一節後，就自己到每張桌子去收錢，三分、五分，有的給得多，有的給得少，既費時又費口舌，每天講四節就要自己去收四次。後來就和茶館老板協商，把聽評書的錢加在茶錢裏麵一起收，結算時，茶館老板照當天賣茶的碗數給講評書的提成。凡有講評書的茶館，來喝茶的人就多，生意也相對地好。那時南充城裏講評書的茶館就有好幾處，有名的要數果園香茶樓，還曾賣過門票，裏麵不僅喝茶、聽評書，還可欣賞曲藝節目，有《四川清音》、《竹琴》、《金錢板》川劇清唱等等。
鄉場上有評書的茶館常會引來一群愛聽書的小娃兒偎在桌子前。我就愛去聽評書，那時也才十歲左右，每逢暑假、寒假或是星期天，都要跑到茶館裏麵去聽評書，當然小娃兒是沒錢的，既不喝茶又不給評書錢，卻聽得很專注。當看到要榨板開始收錢了，就哄的一下都跑開了，等收完了錢說書人開始在講了，又一個個地偎攏去。講評書的人和茶館的人都拿小娃兒沒辦法，隻好說：“這群半截子大爺、少麼爸些硬是把人悠幹了。”但還是準許你繼續聽。
坐茶館聽評書既可增長見識，又是一種休閑一種享受，我最先知道的三國、水滸故事就是從聽評書聽來的。竟管那時距今已隔半個世紀了，但坐茶館聽評書的情景，我至今都還清晰地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