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演說一開始就惹惱了聽眾，隻會招來聽眾“不”的反應。而這樣就很難再使別人聽從他的想法。正如奧渥斯教授在紐約社會研究新校所發表的那場演講上所說：“一個‘不’字的反應是最難克服的障礙。當一個人說出‘不’時，他的自尊心逼使他堅持到底。他也許後來自覺‘不’實在錯了，但他的自尊心卻不允許他有所改變。既已說出，就得堅持到底。因此在開頭使一個人往你希望他想的方向走，是極為重要的。一位精明的演說家應在開頭就獲得人們許多‘是’的反應，以使聽眾心理按演說者的見解方向移動。在心理學上這是很明顯的。當一個人說‘不’，那他的全身組織——分泌腺、神經與肌肉——全都繃在一起，成為拒絕狀態，整個腦細胞組織都準備好了做出拒絕的動作。反之，一個人在說‘是’的時候，則毫無防備，身體的組織都呈現開放的狀態。因此我們必須在作開場白時，就得讓聽眾說‘是’，這樣便容易讓他們注意我們的最後建議。”
而要在開頭就讓聽眾產生“是”的反應，就得首先找出一個對方讚成的共同立場。林肯就擅長這麼做。一位持中立立場的《鏡報》記者說：“在半分鍾之內，林肯所講的每一字每一句，對方幾乎無不同意。然後從那一點起，他慢慢地引導他們，直到完全將他們掌握在自己手中。”
再如，前美國參議員喬治也聰明地使用了此方法。
歐戰結束後不久，喬治議員和哈佛大學校長羅威爾被邀赴波士頓辯論國際聯盟的問題。喬治議員是反對國際聯盟的，但大多數聽眾都支持國際聯盟，他企圖使聽眾讚同他的見解。為說服聽眾，他沒有一開頭就痛斥那些信任國聯的人是謬誤至極，隻會作幻想式的思考。相反，他提出了他和聽眾之間所共同的支持點。又說他們的不同點隻是方法上的瑣碎細節罷了，而關於美國的幸福和世界的和平眾多問題，他們的觀點都是一樣的。他最後還進一步地承認他也讚同有國際聯盟那種組織。演講到最後，他才指出，他和對方的不同處隻是：他覺得我們應當有一個更完美、更有力的國聯。
他說：“校長，各位女士和先生們，我的同胞們：羅威爾校長給我這個機會來當著這麼多聽眾講幾句話，使我覺得非常榮幸。他和我是多年的老朋友，我們也都是支持共和黨的人。他是我們最負盛譽的大學校長，是美國最重要、最有權威地位的人之一，也是一位研究政治及政府的最優秀學者和曆史學家。現在他和我對於這當前的重大問題，在想法上也許不盡相同，但是我相信關於世界的和平安全及美國的幸福，我們的目的卻沒有分別。如果你們允許，我願以我本人的立場來說幾句話。我曾經一次又一次述說，我覺得．我已用簡單的語句表達了出來，但是有人還是誤解我的意思，有些高尚人士沒有注意到我話中的意義，遂產生彼此的誤會——他們竟說我是反對任何國際聯盟組織的人。我並不反對，一點也不反對。我渴望由世界上所有的自由國家，聯合成為我們所謂的聯盟，而非法國人所謂的協會，聯合各國的力量，盡一切努力去獲得世界和平，並促使裁減軍備的早日實現。”
喬治的演說曾說服了許多聽眾。因為他們能心平氣和地聽下去，並覺得他的立場是公正的，可以接受的。
在演講中，若一開頭就擺出“唯我正確”架勢，針對聽眾的不同看法，進行批判式的訓話，效果總是不好的。為什麼？著名的心理學家魯賓遜教授有一段話回答得很好。他說，在日常生活中，原本自己的一些觀點、意見改變，再接受新的觀點、意見的這個過程，是不知不覺的，是心中沒有感到任何壓力或會傷感情的。但現在突然有人指出，你的看法是錯誤的，於是心理上，就會對這種責備起反感，就不會輕易變更自己的想法。相反，會不由自主地去頑強地捍衛它。這不是由於意見值得我們捍衛，而是由於我們的尊嚴受到傷害。“我的”這兩個字，在人的信仰裏是最重要的。不論是“我的”狗、“我的”家、“我的”信仰、“我的”國家，以及“我的”上帝，都是一樣的。我們不但不願別人指責我們的表壞了，或我們的書本破舊了，舉凡說我們所據有的任何事不好，我們都反感。我們樂意繼續相信自己相信的，所以若遇到有人懷疑時，一定會尋找許多借口去捍衛它。結果大多數我們的所謂推理，都是在找辯證，去繼續相信我們已經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