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法想象，如果是須大拿的妻子發願“遍行布施”，結果會如何。但這至少暗示了一點，每個人都從自我出發來看問題和處理問題，這種“唯我獨尊”的思維會帶來一個大問題：人畢竟是群居動物，畢竟要很多人才能演出一場戲。可是一個故事又隻能有一個主角，隻有他是軸心，他的立場就是整個故事的立場，也是唯一的立場。那這個主角會是誰呢？我們以誰的視角和口吻講述故事（書寫曆史），以誰的主體為準，而誰又在這種人際關係中喪失主體性，淪為客體？
很顯然，身份決定了誰是中心，誰是主體，而那些被消解了主體性的人，就沒有了自我。確實，在現實中，精英（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等）們更可能成為主體，於是，他們的立場便成了大家的立場，長者、強者、尊者的立場就成了幼者、弱者、卑微者的立場。他們的個人主體被強化成所有人的虛擬主體。就像《桑園寄子》這出戲裏，明明有青衣、有娃娃生，卻被認為是標準的老生戲，而且整出戲基本上也就是鄧伯道的獨角戲，他怎麼想，他怎麼做。別的非主角，“沒戲”。鄧元被棄時怎麼想？“沒戲”。
不要以為戲劇都是假的，一方麵，它得依據曆史。事實上，鄧攸所棄之子連名字都沒留下，史書上更沒有一句話是以他為主語的。曆史和現實中有多少人，是永遠隻作為賓語出現的？他們曾經存在的痕跡，也隻能作為被動態出現？時至今日，“被”字仍然能高票當選為年度最火的字，“代表”仍然是最能引發噓聲四起的詞，可見以他者為客體（不把他人當人）的思路仍然大行其道。
另一方麵，戲劇的“改編”，真實反映了後世對此事的認識和理解。《晉書》雖將鄧攸歸於良吏，卻評價說“攸棄子存侄，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預加徽纆，絕其奔走者乎！斯豈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所以，鄧攸“卒以絕嗣，宜哉！勿謂天道無知，此乃有知矣。”這還算說了兩句人話。可是鄧攸這一顯然招致質疑的言行，卻在後世被一再粉飾和完善，感天動地地一直演到今天，足見我們至今也沒有認真清算和唾棄這種非人的思路。
其實，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在將別人客體化的同時，一個人的自我和主體也會喪失或異化，即使他是主角。一個心智正常的父親、一個言行自主的人，可能像鄧攸這樣冷血地親手害子嗎？老萊子戲彩娛親的故事或許更能說明問題，老萊子當然有自己的人生和思想，但他作為一個自然人的成長、成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人們宣傳孝道時，他便無可選擇地被納入“父-子”的框架內，既然與“父親”這一角色相對應的是“孩子”，他就必須終身扮演孩子的角色，即使已經70歲了，仍然要穿著五彩童裝，學嬰孩玩撥浪鼓，摔倒了就坐在地上蹬腳哭，以博父母一笑。一對耄耋老人看著自己70歲的兒子這樣賴在地上耍寶賣傻，真的會開心嗎？我不知道。但老萊子卻是真的喪失了一個古稀之年的老者的自我和尊嚴。
鄧攸的結局具有強烈的象征意義，一方麵，親子被棄了（無父），另一方麵，鄧攸絕嗣了（無子）。兩方麵的自我主體都喪失了，可謂兩敗俱傷。勝利的隻是抽象僵死的、脫離人性的道德信條。在曆史上，鄧攸以道德高尚著稱。“鄧攸棄子”的關鍵詞是鄧攸，其子可以忽略不計，而“鄧攸道德高尚”的關鍵詞是仁義道德，鄧攸本人可以忽略不計。鄧攸父子和老萊子父子作為活生生的人，其主體性和精神都萎滅了，而“義”和“孝”作為高大莊嚴的道德名詞，卻踩在“人之精神”的屍體上，越發顯得熠熠生輝、神聖不可侵犯，並被代代傳頌。到最後，這些名詞成了曆史書寫的唯一主語，戲劇的唯一主角。而真正的配角和主角都不見了，因為沒有了“人”。
《博覽群書》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