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區主義總體上是一種強化各種聯係的趨勢，常常是一群地理位置臨近的國家，為了發展它們共同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與目標所進行的互動與合作。地區主義建構需要一定的條件，具體如下：
第一，形成共同意識。這些國家常常認同地區的地理空間，文化的相似性或者相同的意識形態、共同的威脅觀念和共同的政治體係與價值等方麵，將使這些國家形成一種獨立的文化意識或共同體感。
第二，形成共同的製度化框架。通常這種製度化框架最終的體現是形成正式的地區組織，但地區組織構建是現代地區主義的基本層麵，而製度建設是地區主義的核心，製度框架可以促進成員國溝通信息、增進理解，減少成員國製定相關政策的交易成本。
第三，成員國形成共同行為取向。共同意識和共同製度化框架將促使成員國的行為趨同。這些共同行為取向將使成員國形成一致的政策決策，共同麵對本地區之外的行為體，增加成員國對外部的權勢，強化地區主義的共同特性。
二戰後，地區組織的發展主要有三種形式：第一，綜合性地區組織，是指其廣泛的行動和目標跨過政治軍事和經濟社會這兩種分界線的地區組織，如美洲國家組織、阿拉伯國家聯盟和非洲統一組織；第二，軍事聯盟型組織，是指那些以軍事政治為中心定位，提供反對外部行為者的安全性組織；第三，功能性組織，是指那些提供經濟、社會和政治合作，不涉及或較少涉及安全因素的組織，如歐洲經濟共同體。冷戰之後，地區主義不再局限於相當狹隘的安全和經濟目標，所關注的內容和要求實現的目標不斷增加，涉及建立在地區基礎上包括人權、民主、環境和社會正義的跨國社會和文化網絡等方麵。隨著內容和目標的增加與擴展，它體現了對國家內部事務的介入性。
49.全球治理
全球治理指的是通過具有約束力的國際規製解決全球性的衝突、生態、人權、移民、毒品、走私、傳染病等問題，以維持正常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全球治理的要素主要有以下五個：全球治理的價值、全球治理的規製、全球治理的主體或基本單元、全球治理的對象或客體、全球治理的結果。一些學者把這些要素分解成五個問題：為什麼治理？依靠什麼治理或如何治理？誰治理？治理什麼？治理得怎樣？
第一，全球治理的價值，就是全球治理的倡導者們在全球範圍內所要達到的理想目標。從這些倡導者的眼光看來，這些價值應當是超越國家、種族、宗教、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之上的全人類的普世價值。
第二，全球規製就是維護國際社會正常的秩序，實現人類普適價值的規則體係。具體地說，國際規製包括用以調節國際關係和規範國際秩序的所有跨國性的原則、規範、標準、政策、協議、程序。從某種意義上說，全球規製在全球治理中處於核心地位，因為沒有一套能夠為全人類共同遵守、確實對全球公民都具有約束力的普遍規範，全球治理便無從說起。
第三，全球治理的主體或者說基本單元，指的是製定和實施全球規製的組織機構。概括地說，全球治理的主體主要有三類：各國政府、政府部門及亞國家的政府當局；正式的國際組織，如聯合國、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非正式的全球公民社會組織。
第四，全球治理的對象，包括已經影響或者將要影響全人類的跨國性問題。這些問題很難依靠單個國家得以解決，而必須依靠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目前各國學者提出的需要通過全球治理機製加以關注和解決的問題主要有這樣幾類：全球安全，包括國家間或區域性的武裝衝突、核武器的生產與擴散、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生產和交易、非防衛性軍事力量的興起等；生態環境，包括資源的合理利用與開發、汙染源的控製、稀有動植物的保護，如國際石油資源的開采、向大海傾倒廢物、空氣汙染物的越境排放、有毒廢料的國際運輸、臭氧衰竭、生物多樣性的喪失、漁業捕撈、瀕危動植物種、氣候變化等等；國際經濟，包括全球金融市場、貧富兩極分化、全球經濟安全、公平競爭、債務危機、跨國交通、國際彙率等等；跨國犯罪，例如走私、非法移民、毒品交易、販賣人口、國際恐怖活動等等；基本人權，例如種族滅絕、對平民的屠殺、疾病的傳染、饑餓與貧困以及國際社會的不公正等等。
第五，全球治理的效果，涉及對全球治理績效的評估。
50.艾利森決策三模式
艾利森的著名的“決策三模式”來源於對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的研究。具體如下：(1)理性選擇模式：把決策者視為具有最大限度理性的人，整個決策過程是一種純粹的理智過程，即決策者始終要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決策的一般程序是：認定形勢→選取目標→探求方案→作出決策。有限理性模式：又稱理性過程模式，是對古典決策模式的實用化，以有限合理代替完全合理，以滿意原則代替最佳原則。決策的一般程序是：形勢判斷→確定滿意目標→選擇一個符合最低要求的方案。
(2)組織過程模式：決策是通過政府的各個部門提出不同意見，最後作出選擇。
(3)官僚政治模式：政府各部門的領導人所代表的利益各不相同，最後決策是競爭、妥協和選擇的結果。
此外，危機決策是指針對突發性國際危機作出的決策，通常的決策程序是：接受信號→作出反應→信號反饋→修正目標→再作出反應。是一個不斷循環的過程，逐步調整、逐步接近事實。危機決策采用權力高度集中的方式。
51.國際秩序
布爾認為，無政府社會的要點是促進和保護國際秩序。國際秩序被界定為國際活動的一種模式或安排，支持國際社會那些基本的、主要的或普遍的目標。國際秩序的四種目標：維持國際社會；擁護成員國的獨立；維護和平；幫助保護所有社會生活的規範基礎，包括限製暴力(體現在戰爭法中)、信守承諾(體現在互惠性原則中)及所有權的穩定性(體現在相互承認國家主權的原則中)。布爾認為這些都是無政府社會最根本的目標，所有這些目標都具有道義性特點，既是為他人也是為自己，而不僅僅是手段性的或完全自利性的。
世界政治的三種秩序：一是“社會生活秩序”，無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是人類關係的一個基本要素；二是“國際秩序”，是國際體係或國際社會中國家間的秩序；三是“世界秩序”，是作為整體的全人類之間的秩序。布爾進一步指出，“世界秩序比國際秩序更重要、更根本，因為整個人類大社會的最終單位不是國家，而是單個的個人”，國家和國際社會隻是暫時的——它們僅僅是人類關係的曆史性安排，但是“單個的個人……是永久的和不可毀滅的，在某種意義上由個人組成的團體則不是”。
52.國際正義
“國際正義”是指授予國家和民族權利和義務——如自決權利、不幹涉權利和所有主權國家被平等對待的權利——的道義準則。主要有兩種表現形式：
一是“交換正義”(COMMUNATATIVE JUSTICE)。交換正義是關於程序和互惠的正義，包括國家間要求和反要求的過程。國家如同市場中的公司，每個公司在經濟競爭的框架內盡最大努力爭取成功，這預先假定了一個公平的比賽場地：所有的公司都根據市場的相同規則比賽；同樣，所有的國家按照國際社會的同一規則比賽，正義就是比賽規則的公平性，即同樣的規則以同樣的方式適用於任何人。國際社會的比賽規則通過國際法和外交實踐來表達。這就是交換正義，它是國際正義的主要形式。
二是“分配正義”(DISTRIBUTIVE JUSTICE)。分配正義是關於好處的，涉及好處應當如何在國家間分配的問題。分配正義強調，窮國和弱國應得到特別待遇，如發展援助等。這意味著不是所有國家都按照相同的規則進行比賽，有些國家取得特殊待遇。與交換正義相比，分配正義處於次要地位，因為分配正義涉及的規範事務獲得解決的最合適框架是主權國家，分配正義通常被理解為國內政治事務而不是國際政治事務。但是隨著全球日益緊密地聯係在一起，分配正義的問題已經日益侵蝕到國際關係中。
53.人權理論
在國際社會中，一方麵，國家應當相互尊重獨立，這是國家主權和不幹涉的基本價值；另一方麵，國際關係不僅涉及國家，而且涉及個人，不管他們是哪個國家的公民，都擁有人權。
在不幹涉權利和人權之間有時會有衝突，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這些價值中哪些應當有優先權？如果人權在一國內部受到大規模侵害，能否有一種人道主義幹預？國際社會學派對這些問題主要作出了兩種回答：一是多元主義的回答，它強調國家主權的重要性，認為國際社會中的權利和義務授予了主權國家，個人僅有他們自己國家所給予的權利。因此，尊重主權和不幹涉原則總是第一位的，國家無權以人權為由幹涉他國。二是社會連帶主義的回答，強調作為國際社會根本成員的個人的重要性，認為國家既有權利也有義務進行幹預，以便緩和人類不幸的極端情況。“這是人道主義幹涉的理論：如果某個國家因其所作所為而激起人類良知的義憤，局外人即有責任作出反應”。應當指出，近年來西方國家宣稱的“人權高於主權”、“人權無國界”等論調與國際社會學派的這種人道主義幹涉理論有密切的理論淵源。
54.依附論
依附論認為，一些國家的經濟發展條件受製並從屬於另一些國家的發展和經濟擴張，處於支配地位的國家經濟可以獨立發展，而受支配的國家隻有附屬於前者才能發展。
(1)激進主義依附論。弗蘭克的“不發達的發展理論”，認為宗主—衛星的全球體係和衛星國中心—農村結構的存在使得處於外圍的國家日益走向貧困，“外圍”的發展與“外圍”與“中心”的聯係是成反比的。因此，他主張一種外圍與中心“脫鉤”。阿明的理論著重強調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係對於“外圍”發展的一種製約與剝削性質。他認為：“資本主義已經成為一個世界體係。矛盾並不存在於各個孤立考慮的國家中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而是存在於世界資產階級和世界無產階級之間。”
(2)改良主義依附論。卡爾多索指出，“發展和依附是同時發生、並存的一個過程，而不是相互對立、相互排斥的兩個範疇”，因此要利用與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係的聯係來為本國的發展服務，而不是脫離資本主義的世界體係。
(3)主流依附論。多斯·桑托斯認為，20世紀五六十年代資本主義發展到跨國壟斷資本主義階段，而發展中國家進入了一個依靠外資實現工業化的階段。在這一時期，依附研究的重點應在於生產領域，而不是流通領域。當代有三種依附形態，即商業—出口依附、金融—工業依附和技術—工業依附。
55.世界體係
沃勒斯坦認為，世界體係是一個具有單一勞動分工和多元文化的實體。
第一，世界體係最基本的特征就是有一個單一的世界經濟作為其存在的基礎。世界經濟一旦形成，便圍繞兩個對立關係運行：一是階級，即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二是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的地理空間的相對位置，即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而“不等價交換”和“資本積累”則是這個體係運行的動力。資本積累過程中不等價交換不僅存在於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而且也存在於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之間。世界範圍內的勞動分工將世界分為三個地帶，即核心區域、半邊緣區域和邊緣區域。“核心區域”和“邊緣區域”之間的“不等價交換”是資本主義運轉的基礎。
第二，多重國家體係，即世界體係的政治層麵。沃勒斯坦認為，國家自產生起就存在於國家體係之中，在國家體係的變化過程中存在兩重過程：一是中心區的“中心化”過程，即在世界經濟中國家在幾個地區不斷壟斷商品，利用國家機器在世界經濟中使其利潤最大化，這些國家因之成為核心國家。二是邊緣地區的“邊緣化”過程，即國家在世界經濟中利用不太先進的技術和過多的生產力，因之成為“邊緣國家”。與這種經濟兩極化相對立的是政治兩極化，即在中心區出現了強國，而在邊緣區出現了弱國。這一過程不是靜止的，而是處於變化之中的。在擴張過程中，各經濟角色及其地域也發生了變化，有邊緣區上升為半邊緣區的、半邊緣區上升為中心區的正向變化，也有某些國家經濟地位下降的逆向變化。
第三，文明是指特殊的世界觀、習慣、結構和文化等形成的整體。在這種意義上文明是多元的、曆史的，是作為一種特殊性而非普遍性存在的。文化是資本主義世界經濟的“觀念體係”，這種觀念體係已經發展成為居於主導地位的、把信條個人化和普遍化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盡管在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之前存在多種文明，但自牛頓力學產生以後，即近代革命和科學至上主義風行以來，“追求科學”成了文明的象征，這一思潮隨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向全球的擴展，而成為一種具有“普遍性”的文明，這種文明長期壓抑其他非西方文明。那些處於邊緣區域的國家，由於在政治上和經濟上都處於邊緣區域，因而對於核心區域所創造的文明處於一種微妙的兩難境地：拒絕接受則很難享有這種文明帶來的好處，如果接受則意味著放棄以前所具有的文明。
56.先驗理性主義
指行為者的理性是預先設定的，即在沒有曆史、經驗和實踐互動的情況下，行為者被事先設定為具有理性的特征，能夠確定自己的利益和對利益的威脅，根據這種判定考慮可能的政策和政策結果，也能夠采取以最低成本實現可能實現的最大利益行動。先驗理性的根本一點是排除了理性的社會屬性，預設行為者的身份或者是特性是給定的，是外在於行為者之間的社會實踐活動的。亞當·斯密市場中的公司、沃爾茲係統結構中的國家和基歐漢製度體係中的國家都具有這種先驗理性。
57.後實證主義/後結構主義理論
後實證主義的國際理論嚐試結合各種形式的安全問題，主張國際關係是以研究外交事務和關係為主的，國家和非國家的參與者都應該被包含在內。與一般研究高層的國家政治不同的是，國際關係也應該研究世界上較為平常的國際政治——包含了高層與低層的政治部分。因此，一些議題，例如性別(通常以女性主義為名，凸顯女性附屬於男性的關係)和種族(沒有國家的參與者，例如庫德族或巴勒斯坦人)都是與國際安全有關的，替代了傳統上專注於外交和戰爭的國際關係研究。
後實證主義的理論經常明確地提倡一種倫理學的國際關係研究基準。這在傳統的國際關係裏通常被排除，因為實證主義的理論在實證的真相和判斷的基準之間已經劃清了界線，而後實證主義者則主張理論是由現實所構成的。換句話說，由於不受權力影響的知識並不存在，因此完全獨立而真實的理論也是不可能存在的。
後實證主義理論並不試著按照科學或社會學的方向進行。相反地，它試著以研究有關問題的方式來講述國際關係，以判斷國際現狀是如何提升某些權力關係的。
58.軟製衡論
概而言之，軟製衡論的基本假定就是在權力極端不平衡的條件下，針對霸權國的非軍事手段的製衡，是大國間權力互動的主要形式，並有可能成為實現均勢的準備階段。軟製衡也是一種現存的國際政治現象，即針對美國的超強實力和咄咄逼人的單邊主義行徑，世界各主要國家並沒有直接挑戰美國的軍事優勢地位，而是采取非軍事手段延遲、阻撓和破壞美國的政策。這些政策包括拒絕讓出領土和領空的使用權，從外交上進行周旋，從經濟上進行阻撓和破壞，通過行動表明相互製衡的決心。
對“軟製衡”現象作了最具代表性和最為理論化解釋的要算是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教授羅伯特·佩普。佩普認為，在單極體係條件下，霸權國的行為模式更容易對其他國家造成威脅感，從而使這些國家產生較強的“製衡”意願。不過，在力量極端不平衡的情況下，要進行“硬製衡”是極其困難的，因為霸權國的權力優勢是如此突出，以至於隻有絕大多數二等強國或者體係內其他所有國家都聯合起來才能產生這樣的效果。而在這樣一種力量對比下，各國的聯合相應地必須具備一個條件，即這種聯合過程不能是漸進式的，而隻能是所有國家在同一時間全部參與進來。這是因為，隻有所有國家同時參加，這種聯合才是安全的；否則，那些牽頭的國家將擔心在其他國家不予配合的情況下會遭到霸權國的強烈報複。在這種擔心的作用下，國際社會中原本就存在“集體行動的困境”將變得更加突出，相關各國可能會踟躇不前，製衡霸權國的均勢聯盟也將因此而無法產生。
59.新帝國論
“9·11”之後，美國出現的一種戰略思想或戰略取向，其主要觀點包括：
第一，美國實力超群。當今的美國是自從羅馬帝國消亡以來最為強盛的國家，無論是在經濟、軍事、科技等物質領域，還是在政治、文化和教育等非物質領域，對於其他大國都享有全麵優勢地位，是可以堪當“新帝國”角色的唯一超級大國。所以美國決心接受新的挑戰，發揮帝國的作用，擔負其帝國的重任。
第二，國際安全局勢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麵臨著全新的威脅。至少在近期，美國安全的主要威脅不是其他大國的挑戰，而是失敗國家。這些國家在經濟、政治和社會諸領域全麵崩潰和失控，成為販毒、走私、非法移民的孳生地以及恐怖主義和其他極端分子的庇護所，從而形成了對世界穩定的巨大威脅。小布什政府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明確稱，在如今美國麵臨的最嚴重危險“在於極端主義和技術的結合”，“來自衰敗的國家”。因此，美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對此作出反應，應對日益增長的“失敗國家”的威脅。
第三，更新手段，維護美國安全，實現美國霸權下的世界穩定。傳統的手段比如外交努力、經濟援助乃至武力威懾都已經不再有效。例如，由於存在著廣泛的腐敗和國家職能的崩潰，對這些國家的經濟援助已經不能幫助其擺脫困境；“失敗國家”沒有自己的領土和人民，傳統的武力威懾政策根本不起作用。因此，“美國將不得不成為帝國主義者”，其政策選擇包括：把美國的領導地位與現行國際體製下的國際合法性結合起來，擺脫聯合國安理會和聯合國大會的繁瑣程序，建立美國主導、基本反映美國利益的國際管理體係，其中美國可以任意采取行動，其直接體現是“先發製人”戰略；用美國的優勢地位建立起美國占據絕對主導地位的單極霸權世界，抑製其他國家試圖謀求霸權的挑戰傾向。
60.懷特的三種思想傳統
20世紀50年代，英國學報代表人物馬丁·懷特在總結經典國際關係理論的基礎上提出了三種思想傳統。
一是現實主義：國家間的競爭和衝突與生俱來，否認國際社會的存在；二是 理性主義：在無政府狀態下，主權國家依據理性和規則可以維持基本的秩序，設法相處下去；三是革命主義：強調人的重要性，相信人類的完美性，最終會形成人類共同體，使人類得到滿足和自由。
61.行為主義
行為主義主張使用科學方法研究國家關係，其科學哲學基礎是科學實在論，主要觀點包括：(1)人類行為存在著可以認知的規律；(2)通過實證研究，可以檢驗、證實這些規律；(3)強調研究過程，注重數據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可信性；(4)在研究過程中，價值中立是可能的，主張研究過程不要受價值標準影響；(5)建立不同於應用性研究的純理論。
62.保守主義的五塊理論基石
保守主義的五塊理論基石為：(1)集體優先於個體，(2)尊重傳統和權威，(3)對人類理性能力的悲觀估計，(4)理想社會應建立在不同社會等級和地位的基礎上，(5)對私有權的大力強調。
63.搭車戰略
搭車戰略是指從國際權勢分布的等級結果出發，以減少自己的某些行動自由為代價，與二流大國及其國際體製合作，爭取其支持、保護或其他實惠，同時減少甚或消除來自大國及其國際體製的威脅。曆史表明個別搭車者甚至有可能最終上升為駕車者。
64.冷戰思維
冷戰期間形成的一種以意識形態劃分敵友，以及以零和關係分析國際安全的觀念，認為敵對國家的實力不平衡是對國際安全最主要的威脅，與自己政治製度不同的敵對國家如果強大則更危險；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條件是壓倒敵對國家或集團的軍事實力；維護國家安全的方法是擴軍和加強軍事同盟或采取遏製政策削弱敵方力量。
65.新安全觀
新安全觀是針對冷戰後安全威脅變化的需要，中國提出的一種新的安全觀念，包括四個方麵，國際安全麵臨的威脅來源：(1)取決於國家集團之間的政治關係而不是實力差距，一國是否成為威脅取決於一個國家奉行的內外政策；(2)構成國際安全的基本條件：共同利益、相互信任和經濟發展；(3)維護持久安全的方法：擴大共同利益、建立相互信任措施和加強經濟合作；(4)安全合作的原則是不針對第三方、不幹涉內政和平等協商。
66.和諧世界
和諧世界是指世界各國在政治上平等民主，經濟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進，通過國與國之間的友好合作，共同應對全球性的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實現世界的持久和平與共同發展。和諧世界新理念是以胡錦濤為總書記的新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對新時期我國外交政策目標的新概括，是指導我國對外工作和處理國際關係的新方針。它繼承了新中國外交的傳統，並結合國際形勢與我國國際地位和影響的變化，進行了重大理論創新。
2005年4月，胡錦濤在參加雅加達亞非峰會的講話中首次提出，亞非國家應“推動不同文明友好相處、平等對話、發展繁榮，共同構建一個和諧世界”。同年7月，胡錦濤出訪俄羅斯，“和諧世界”被寫入《中俄關於21世紀國際秩序的聯合聲明》。“和諧世界”第一次被確認為國與國之間的共識，標誌著這一全新理念逐漸進入國際社會的視野。9月，胡錦濤在聯合國總部發表演講，全麵闡述了“和諧世界”的深刻內涵。之後，和諧世界思想逐步成熟，不僅成為指導中國對外國際關係的重要思想，也成為現代國際關係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
該思想強調遵循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恪守國際法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在國際關係中弘揚民主、和睦、協作、共贏精神。具體而言：在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共同推進國際關係民主化，在經濟上相互合作、優勢互補，共同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均衡、普惠、共贏方向發展；在文化上相互借鑒、求同存異，尊重世界多樣性，共同促進人類文明繁榮進步；在安全上相互信任、加強合作，堅持用和平方式而不是戰爭手段解決國際爭端，共同維護世界和平穩定；在環保上相互幫助、協力推進，共同嗬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