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當然就是科技提升產量的作用，真可謂是居功至偉，也是總設計師強調的科技就是第一生產力最直觀體現。
關於華夏科技增產糧食方麵，安逸就知道不得不提到一個人——國寶級的農業科學家袁隆平。
自從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發明推廣後，一直到安逸重生的那一年，這項技術已使世界糧食增產四千多億公斤，被西方科學家譽為‘東方魔稻’。
可以說袁隆平就是在用科技的力量，為華夏節約了耕地，贏得了發展的空間和時間。
就在安逸重生的那一年，超級雜交稻第二期目標實現後，按年推廣兩億畝計算，每年就可多增產糧食三百多億公斤，能多養活七千多萬人口。袁隆平袁老對於華夏的貢獻，就算是再大的讚譽也是當之無愧。
至於安逸，也是因為要做關於化肥方麵的生意，自然也要多了解一些華夏對化肥使用方麵的資料。
對於華夏農民來來說——‘肥料是植物的糧食’這一觀點是根深蒂固的。自古以來華夏農民有施用有機肥的優良傳統，數千年來得以保持地力不衰。
但是僅僅依靠農業內部的物質循環，難以迅速和大幅度地提高作物產量，以滿足日益增加的人口對農產品的需要。正是施用了化肥，為農作物提供了新的養分來源，才能夠生產出了更多的農產品。
就是在六十年代初期，華夏意識到不能僅僅依靠有機肥保持土壤肥力，增加作物產量和食物生產。於是國家從六十年代開始發展氮、磷小化肥，同時進口大量的氮肥。在七十年代又建了十個日產一千噸和成氨的大型氮肥廠，再後來象這樣的化肥項目不斷地上馬，提高著產量和使用率。
也就是在安逸重生的那一年，華夏就已經成為世界上氮肥最大的生產、進口和消費國，同時磷肥的消費和生產，居世界第二、三位。在化肥工廠方麵的投資使華夏得以在基本食物方麵成為自給，而且某些糧食成為重要的出口國。
可以說氮、磷、鉀化肥在華夏農業增產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當時安逸就看到一個數據，根據在全國布置的五千多個田間試驗結果計算，每公斤化肥增產八公斤糧食產量計算，則在華夏的八十年代初糧食總產中約有三分一是施用化肥得來的。因此，華夏舉國上下都對增加化肥來提高作物產量寄以厚望，也是一直都是在努力發展化肥行業，提升國家的農業產量，養活了占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
另一方麵，安逸因為是做過鉀肥這方麵的生意，自然比較了解華夏鉀肥方麵的情況。
就在在發現羅布泊鉀鹽礦床以前，華夏鉀資源保有儲量才不到五億噸，就連世界儲量的百分之三都不到。國產鉀肥滿足率僅占百分之十五左右，每年需要進口鉀肥四五百萬噸朝上，鉀肥的供給不足與耕地普遍缺鉀之間的矛盾十分突出。
後來隨著華夏經濟的發展，和一些新的鉀鹽礦的發現，以及固體鉀鹽礦床技術上的突破，困擾華夏的鉀肥供需的矛盾才算是稍稍緩解。
可即便是這樣，到安逸重生的時候，每年華夏都需要進口鉀肥一千萬噸，而每噸鉀肥的價格接近六千元人民幣。
這樣算一算的話，就是差不多每年能有六百億人民幣的市場價值。當然進口鉀肥也不可能隻是安逸一家，整個市場不可能讓他一個人所占據，不過現在趁著時間上麵的優勢，占據到一個至高點，取得絕對領先的地位根本不難。
並且還有一點安逸也是早就考慮到。說到對鉀肥的需求，除去華夏之外，世界上麵還有印度和巴西兩個國家。
巴西有些遠，先不考慮，印度三哥可是和華夏接壤，也是一個農業大國，當然更是一個人口大國。出於養活自己的需要，印度每年進口的鉀肥和華夏差不多，並且價格上麵還要高一些，還都是用美元結算。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印度和羅斯國的關係一向‘親近’得很，雙方在各種領域的合作非常地多。
當年羅斯國利用華夏與印度交惡的機會，兩頭逢源，大賣武器裝備，對印度表示支持和肯定，如此瞬間在三哥那裏可謂是好感度爆棚。老毛子兩麵三刀的本性暴露無比，借此可真是占了印度不少的便宜。
比如說羅斯國曾經幫印度改造的一艘類似於‘裏加’號的航母，羅斯國拖延工期不說，更是在不斷地加價，可印度就是樂意當這個冤大頭。另外還有羅斯國的戰鬥機等等比較高精尖的武器裝備，也都是同樣的情況。
反正隻要是印度想要的，羅斯國都會玩一玩加價的把戲，並且還樂此不疲。可是令人奇怪的就是，羅斯國越是占印度的便宜，印度卻越是樂意倒貼，簡直就是一個標準的二百五本質，不斷地刷新著白癡的下限。
當然再後來，安逸也是看到報道，說是印度軍隊內部出現大量的腐化分子，幾乎全部都是和羅斯國有關，如此很多事情也就能夠明白了。
不過這種事情一碼歸一碼，安逸不去摻和那些狗屁倒灶的事情，隻需要利用羅斯國在印度的影響力就行。
現在他打的主意就是拿羅斯國的鉀肥工廠產品去敲開印度的市場，依照著羅斯國在印度三哥那裏的地位，達到目標根本就不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