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口試，我敗就敗在Any more上，沒辦法就我的父親這個題目多說幾句。其實，“說說父親”這個題目非常簡單，稍加訓練就能過關，無非就是用英語拉拉家常而已。可惜，我完全沒有訓練口語的環境，水平太低，一個最簡單的題目也沒有答好。但這次運氣好，“一隻老虎撞在我槍口上”。
實際上，今年抽簽抽出的口語考試題目難度比去年大，是馬克思關於外語是人生鬥爭的一門武器的話題，比用家常話聊聊父親當然更難。但我在農村自學外語的第一課，湖南人民廣播電台業餘英語廣播講座初級班教程的第七課，說的就是這個話題，我太熟了。當主考老師要求我多說幾句即Any more時，我幾乎將整篇課文背了下來。其結果當然是Very good。
去年隻填報了益陽師專一個誌願，今年一不做，二不休，第一誌願改報大學本科——湖南師範大學，第二誌願才是益陽師專。發錄取通知書時，恰逢工廠機器設備大修，我得以休幾天假，正在長沙。有人給我來信，說我的錄取通知來了。
我立即出發，返回氮肥廠，從廠黨辦秘書處領到了錄取通知書，打開一看，居然還是湖南師範大學外語係，大學本科。瞎貓啊瞎貓，居然逮住了個死老鼠。
捏著大學入學通知書，我眼睛有點濕潤，多年的酸甜苦辣一齊湧上心頭。差點也像範進那樣，見到了中舉報帖，高興得跳起來，大聲喊道：“噫！好了！我中了！”然後就是“往後一交跌倒，牙關咬緊，不省人事”。
湖南師範大學外語係那年的錄取線總分為三百分，外語六十分，但男生太少，遂將男生總分錄取線降到二百八十分。我以總分二百八十一、外語六十二的成績進入湖南師大外語係，應該是外語係七九級一百二十五名學生中入學成績最差的。
離開氮肥廠的那天，我沒有見到牛沛焦，據說他聞訊後跌足歎息：“唉，我為什麼不考，我比他強啊。”
不錯，許多人都比我強，那麼，我就隻好用“勤”去補“拙”。進入大學後，我仍然遵照貧下中農“牽長線水做工分”的指導思想，再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不安排休息日；再次像插秧那樣，幾丘田插下來，既不“伸腰”，也不“歇氣”。
在大學校園裏，要想取得好成績，苦幹是基礎，但僅僅苦幹恐怕未必掙得高“工分”，還必須輔之以巧幹，合理配置資源，提高學習效率。我後來寫了兩本關於效率方麵的書，《中美審判效率比較研究》和《司法效率論》，而對效率感興趣的源頭恐怕就與這段時間的思考和探索有關。
四年的大學學習，其實也是一場競賽。盡管同學們大多比我年輕，年輕的比年長的記憶力當然更好，而學外語又特別講究記憶力；盡管同學們都比我的起點高，有的入學成績甚至高過我一百多分；盡管有的同學也非常努力，常常在熄燈之後還點燃蠟燭幹兩個小時，但拚搏到最後，仍然讓我這個洞庭湖區走出來的老知青追了上來。
一九八三年，我被評為湖南師範大學三好學生標兵和湖南省三好學生。不管是三好學生標兵，還是省三好學生，都必須以成績優秀為前提，可見，進入高年級後，我的成績就相當不錯了。
不知什麼時候，我又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們那些老知青——大哥、燕子和沛焦等人都先後走進了大學校園。在摸了若幹年鋤頭、扁擔和鐮刀之後，大家重新回到校園，背起了書包。我常常和他們一起坐在嶽麓山畔小溪的石頭上，聊一聊學習的困惑和收獲，或者，什麼也不說，就在那兒靜靜地看一會兒書，或者，書也幹脆不看，擺一個羅丹雕塑《思想者》的姿勢，再做一個憧憬未來的小夢。
做夢的感覺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