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天是一元一次方程的最後一課，第二天就要上新課二元一次方程，我隻能連夜自學。你見過街頭現炒瓜子出賣的小販嗎，我那時就是這樣的小販，現炒現賣，頭天晚上自己學，翌日白天給學生講。代課的前幾天是炒多少，賣多少，一點餘貨都沒有，賣得幹幹淨淨，一個星期之後才逐漸有了一些存貨。
數學知識是連貫的，僅僅自學新課還不行，必須補上過去的，因此，我以最快的速度將數學基礎知識複習了一遍，包括小學的算術。別小看了小學算術，有的題目，有的人能用代數的方法計算出來，但用小學算術的方法就一籌莫展。
值得慶幸的是，我讀書時數學成績最好，基本上都是一百分。小學升初中的考試，小學班主任老師的女兒也和我們一起參加考試。考試結束，班主任就帶著她女兒到我家來對數學考題的答案。班主任老師知道我的數學能力，沒有這點金剛鑽，我哪敢成天做科學家的美夢，而且非自然科學家不可。
暑假，我刻苦自學初二的數學，以備下一學期的教學工作。有時候，一道平麵幾何的難題想了我一天。攻克一道數學難題後的感覺特別美，非常有成就感，自學數學就是比自學英語有趣。誰知，新學期學校並沒有安排我繼續教數學，而是改當初一的班主任，教這個班除數學以外的所有課程，後來還兼初二的英語。
政治、曆史、地理這些課基本都是照本宣科。體育課一般是發點器具，大家自己玩。學校隻有四樣東西，羽毛球、排球、籃球和撲克，女生們打羽毛球、排球，我則和男生們一起打籃球，不好動的則打撲克。最好笑的是音樂課。一次，我教了學生們一首歌，這歌聲被馬老師聽見了，她問：“怎麼都是一個調子？”黃老師教的“音樂”課就是這個水平，有什麼辦法。
政治、曆史、地理、音樂、體育這些課都是軟指標，最難應付的是語文課。上麵下來檢查時，查的主要就是語文和數學，特別是語文課，聽公開課基本上隻聽語文。檢查一般是公社學校組織的，公社學校的校長姓王，管理著公社的兩所學校，這兩所學校有高中，還管理著近二十所大隊學校。大隊學校屬於小學，但都“戴帽子”辦有初中。可能隻有區裏那所高中是正規的，公社的那兩個高中也是屬於“戴帽子”性質。檢查人員一般都是學校領導，他們對語文最內行，聽得出教師上課的水平和準備情況，數學和英語他們聽不太懂，因此聽得很少，有時甚至幹脆不聽。
教師們平時是不怎麼備課的，或者說即便備課，也並不寫教案。就像我上作文課，一邊從兼作寢室的辦公室往教室走，一邊還在想今天讓學生們寫個什麼作文題目，是“難忘的一件事”，還是“最尊敬的一個人”。那時布置作文題目，除了極少數批判文章之外，基本上就是寫人、寫事，兩個星期寫一次文章，那些寫人寫事的題目早就變著花樣出過多少次了，這一次如何變，確實需要一番思量。但從我的寢室到教室的距離一共隻有二十來米，其難度並不遜曹植的七步成詩多遠。
平時的教案不完整，或者說幹脆沒寫，檢查之前就得連夜補。有次檢查之前我就一個晚上補了兩個月的教案，其實就是翻開課本和教師參考資料拚命地抄。當然，也不能完全照抄，完全照抄是不能過關的，還必須摻雜一些變化，為了變化的變化。
洪老師他們就在檢查上搞砸過一次。那時我還沒有進校，檢查組查到莊老師的教案寫得不完整，洪老師和馬老師試圖過來幫他解釋解釋。這一下可捅了馬蜂窩，這個幫忙行動被理解成圍攻檢查組。王校長大會小會點名批評了好幾次。
檢查也有突然襲擊的時候。一天，公社學校的教導主任帶著幾個人來了，提出要聽一節語文課。黎校長將目光投向洪老師，洪老師又將目光轉向我。洪老師是六六屆高中畢業，在文革開始時已經學完高中三年的全部課程，在牛角岔學校屬於最高學曆，公認水平最高，因此，黎校長將目光投向她並非沒有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