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林紓在文化觀念上固然落後，但是不等於說他所做的文化工作毫無意義，尤其是他那種勤奮精神，是永遠值得我們欽佩和學習的。
陳衍《林紓傳》說：“紓有書畫室，廣數筵，左右設兩案。一案高將及脅，立而畫；一案如常，就以屬文。左案事畢，則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飲外，少停晷也。作畫譯書，雖對客不輟，惟作文則輟。”
林紓的畫當時很有名氣，他還著有《春覺齋論畫》，主張“學古而變化”，“源古不如源造化”。於此，亦可見其趣向和造詣。
他作畫很勤，晚年益高產。據《貞文先生年譜》記載：1915年“作畫都百餘幀，各有絕句，題識其下”。1919年年底，“累月寫大屏巨幛山水四十餘軸”。1929年，“夏日齋居，製圖十二，各命之名，一曰水村煙樹……又各係以詩”。1924年初秋，“病中猶日作畫數事，自謂以分諸子也”；“又繪《焦山圖》，紀念為光緒帝守陵的梁鼎芬，這是他一生中的最後一幅畫。
林紓畫作 1919年山水四屏
林紓作畫主要是為了賣錢養家或資助親故，據說，在他的“鬻畫潤例”上附有一詩：“親舊孤孀待哺多，山人無計奈他何。不增畫潤分何潤，坐聽饑寒做什麼？”（見胡孟璽《林琴南軼事》）對於一位自食其力的老人來說，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作畫也很認真，甚至很投入，例如他寫大屏巨幛山水，自己也好像置身於山水之間，以致日畫夜夢，夢中“均在蒼岩翠壁之下，或長溪煙靄中，鬆篁互影，不知所窮，仿佛泰山、石鼓、西溪、方廣諸勝”（《年譜》卷二第38頁）。所以他的畫水平也很高。
林紓楷書四言聯
作畫以外，即是著書。
首先，他繼續與人合作翻譯外國小說。他一生譯外國小說一百八十餘種，約有三分之二翻譯出版於辛亥革命以後。盡管他的政治熱情沒有以前那樣高，不像以前那樣認真地撰寫序、跋、評語，但他畢竟還在做著介紹外國文學的工作，何況其中還不乏像《魔俠傳》（塞方提斯原著，今譯《堂吉訶德》）等世界名著，俄國著名作家托爾斯泰的幾部作品也都翻譯出版於辛亥之後。此外，1922至1913年間，他還在《平報》辟“譯論”專欄，翻譯外國報刊發表的關涉中國及世界局勢的評論文章近六十篇。
其次，創作小說、傳奇及文言筆記。辛亥革命後，他逐漸不滿於時局，便“不喜論時政，故著意為小說”（《踐卓翁小說序》）。有長篇小說（用今天的標準看，其實隻是中篇）五種：《劍腥錄》（1913年10月，1923年重版時改名《京華碧血錄》）；《金陵秋》（1914年4月）；《劫外曇花》（1915年1至2月發表於《中華小說界》，1918年出單行本）；《冤海靈光》（1915年10月至12月發表於《小說月報》，1916年6月出單行本）；《巾幗陽秋》（1917年8月初版，1918年9月再版時改名《官場新現形記》）。短篇小說集四種；《踐卓翁小說》（1913年11月至1917年6月分三輯出版，1922年10月改版為《畏廬漫錄》）；《畏廬筆記》（1917年3月）；《蠡叟叢談》（1919年2月至1920年3月發表於《新申報》，共58篇，1920年5月出版《蠡叟叢談初集》，僅收32篇）；《畏廬短篇小說》（選集本，1918年12月）。傳奇劇本三種：《蜀鵑啼》《合浦珠》《天妃廟》，均出版於1917年。文言筆記兩種：《技擊餘聞》（1914年6月）；《鐵笛亭瑣記》（1916年7月，1922年改版易名《畏廬瑣記》）。此外還有散見於報紙雜誌的短篇小說多篇。
林紓的這些作品，都完成於淪為“遺老”之後，所以不可避免地帶有一股陳腐氣息。但是他畢竟曾經支持維新，畢竟翻譯了大量外國小說，自覺或不自覺地受過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影響，何況他又是一個熱烈的愛國主義者，所以其中也自然而然地包含著一定範圍內的民主性的精華。至於他在作品中表達的他本人對於社會問題、道德問題、文藝問題的見解，至少也為我們研究他這一類人提供了寶貴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