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洪認為是天大的事，趕緊去海澱區公安局刑警隊報案，人家似乎沒當回事，說，誰捅的你？不知道。人呢？跑了。好，先給你立個案。接下來就沒回音了。
這時，俞敏洪才意識到，辦學校，還有個安全問題，安全問題第一位的是生命安全。誰能保證生命安全？當然是公安局。跟公安局搞好關係成了俞敏洪的頭等大事。
如果說他認識公安局的人，就是報案時接待他的那個警察，可是匆匆忙忙忘了問人家的名字。唯一的辦法，就是在公安局大門外死等。等到快吃午飯的時候，那個熟麵孔的警察晃晃悠悠出來了。
俞敏洪迎上去，“您好。”
“你是……”“我們見過麵，前段時間我的廣告員被捅刀子的事情，還記得嗎？”“啊啊，記得記得，你不是東方學校的俞老師嗎？”
“對，是我。”
“有什麼事兒？”
“上次麻煩你了，想請你吃飯。”
“吃什麼飯呀……”
“哎呀，走吧，走吧，吃點兒便飯……”
生拉活拽，進了公安局對麵的小飯館。
這個警察看俞敏洪是老師，熱情洋溢，麵也挺善，便坐下，三杯酒下肚，樂得交個朋友。最後答應俞敏洪的請求，把刑警大隊的政委“請出來坐坐”。
半個月後，約定當時中關村最好的館子——黃莊“香港美食城”。
這次，俞敏洪才算是跳出了學校這個小圈子，走進了江湖。學校要辦大，要穩定，社會上方方麵麵都要搞定才行。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那哪成？俞敏洪平生不善於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於於跟社會打交道，不善於跟官場打交道，為了辦學校，硬著頭皮也要打。
他兜裏揣了3000塊錢，走進香港美食城。
在中關村十幾年，他第一次走進這麼好的飯店。
政委來了，那位警察新朋友來了，還帶著一位警察，加上俞敏洪和陪吃的一位老師，五個人，要了兩瓶高度“五糧液”，後來又加了兩瓶。
他在這種場麵交流有問題，一是他那口江陰普通話，別別扭扭，跟北京警察對不上牙口；二是找不著話說。為了掩蓋自己內心的尷尬和恐懼，便頻頻勸酒，勸別人喝，自己先喝。不會說話，隻會喝酒。因為不從容，內心緊張，喝酒不吃菜，喝著喝著，俞敏洪失去了知覺，鑽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師和警察把他送到醫院，搶救了兩個半小時才活過來。醫生說，換一般人，喝成這樣，回不來了。
趕快通知他老婆，他老婆正在招生，說，“俞敏洪喝酒肯定沒問題，不會死的。”到醫院來才嚇了一跳。
俞敏洪喝了一瓶半高度“五糧液”，差點喝死。
他醒過來喊的第一句話是，“我不幹了！”
學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個多小時，一邊哭，一邊撕心裂肺地喊著，“我不幹了——再也不幹了——把學校關了，——把學校關了——我不幹了……”
他說：“那時，我感到特別痛苦，特別無助，四麵漏風的破辦公室，沒有生源，沒有老師，沒有能力應付社會上的事情，同學都在國外，自己正在幹著一個沒有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圍的人發怵。
哭夠了，喊累了，睡著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點還有課，又像往常一樣，背上書包上課去了。
不辦學校，幹嘛去？
他以“死”感動了警察。競爭在繼續，捅刀子的沒有了。
以命相交，不管是否愚蠻，怎麼會沒有朋友呢？
俞敏洪過了一道鬼門關，“在絕望中尋找希望……”——新東方校訓從此醞釀。
一個人幹不了大事
1995年聖誕節前夕，俞敏洪駕著車在美國波士頓通往新澤西州的公路上，他急切地要去見一個人，這就是曾跟他一起在北大英語係執教，當時在美國貝爾傳訊研究所任軟件工程師的王強。
俞敏洪是從加拿大到美國的。在加拿大，他也是這樣急切地尋找著一個人，那就是曾在北大團委任文化部長的徐小平。他在溫哥華找到了徐小平。在徐小平溫馨而又舒適的家裏，他倆喝著老黃酒，酣暢淋漓地談了4天4夜。
俞敏洪講近幾年國內發生的巨大變化，講越來越開放的中國社會給人們帶來的發展機遇。然而，他講得最多的還是“新東方”。他講創辦“新東方”的艱辛和成功，講“新東方”麵臨的機遇和挑戰。開放的中國，將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走出國門向世界學習。“新東方”將為他們架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橋梁。
4天4夜的促膝長談，徐小平激動不已也感慨不已，他沒想到自己在海外漂泊多年苦苦追求的成功，俞敏洪卻在國內實現了，他從成功的俞敏洪身上看到了充滿希望的中國。他激動地舉起酒杯對俞敏洪說：“哥們兒，我跟你回去！”
頂著暴風雪開了8個多小時，俞敏洪終於在深夜找到了王強的家。又是幾天幾夜把盞長談，王強也下了回國的決心。
從加拿大溫哥華到多倫多，從美國波士頓到新澤西、芝加哥，再到西海岸的洛杉磯，俞敏洪橫穿北美大陸，每到一個地方，他都要對他的朋友們，對從新東方出去的留學生們講祖國的變化，講他的“新東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