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東方校訓說：“艱苦奮鬥、奮發進取，從絕望中尋找希望。人生終將輝煌。”
每個人致富的計劃都不一樣，不一樣的致富計劃都是與利益掛鉤的，俞敏洪在逆境中看到了自己致富之點，所以他巧妙地打通了中外人才的形成的渠道，既成全了別人’也成全了自己。
俞敏洪，江蘇省江陰市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學西語係，本科畢業後留校任教；1991年從北大辭職，進入民辦教育領域，1993年創辦北京新東方學校，現任新東方教育集團董事長、中國青年企業家協會副會長、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委員等職。其人博聞強誌，嫻於辭令，幽默儒雅。他精通英語，尤工詞彙，一本“紅寶書”在業內有口皆碑，並主編了多套實用教學光盤，成為中外頗負盛名的英語教學專家，由他創辦的新東方學校目前已經占據了北京80％，全國50％的出國培訓市場，年培訓學生超過15萬人次，國外的留學生70％是其弟子，由於他對留學教育專業的傑出貢獻，被社會譽為“留學教父”。
如果他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大概不會有多少人認識他。但如果他走在哈佛、走在斯坦福、走在牛津、劍橋這些國際頂級學府的校園裏，準有不少中國留學生老遠就跟他打招呼：您好，俞老師。不到7年時間，從俞敏洪的新東方語言學校出走國門的留學生超過了6萬人。他們都會記得俞老師：一個精力充沛、睿智善談的私立語言學校的校長。7年前，俞老師從北京大學辭職，辦起了新東方語言校長。今天。已有30萬人在這所學校進行過外語強化訓練。在美國、加拿大，六成以上的中國留學生都是新東方的校友。俞老師是真正的桃李遍“天下”。俞敏洪的意義，不僅在於他成功地創辦了一所民辦學校，而是他架起了一座讓中國人走向世界的語言之橋。僅此，俞敏洪就足以讓中國人記住他了……在困境中站起來
俞敏洪進北大的第一天就受到了打擊。他剛把行李放好，看見寢室一個同學正在看一本書。
“看什麼書呢？”
“《第三帝國的興亡》。”對方眼不離書說。
“看這種書幹嘛？”上英語係，讀英語書，讀這種書有什麼用？他不解。
同學翻了他一個白眼，繼續看書。
這個白眼跟罵他“傻瓜”、“白癡”一樣。
他媽的，什麼書，值得這樣？
他去書店買了套《第三帝國的興亡》，一遍不夠兩遍……直到把書讀舊為止，後來什麼書都扔了，這套書不扔，一直放在書架上。
第二個打擊是生病休學。
到北大讀三年級第一學期時，俞敏洪心情鬱悶，生病了，大口吐血，診斷是肺結核，休學一年。休學意味著留級，和原來的同班同學又差了一大截兒。這個打擊也是毀滅性的。
他悵惘，希望在哪兒？他概括上大學三件事：知識、友誼、愛情。可是，伴隨他的永遠是絕望。學識不如人，聰慧不如人，身體不如人，交女朋友更不如人……原以為考上北大，一切都會發生變化，現在不僅沒有發生變化，而且“死的念頭都有”。
然而俞敏洪畢業後留校任教了。這可是非同小可，可以極大地滿足虛榮心，尋找到心理平衡。他的好感覺沒多久，改革開放第一輪出國潮開始了，出國幾乎成了成功的唯一標誌。同班同學和朋友中，大多數去了美國和加拿大，徐小平、劉江、包凡一、王強……陸陸續續走了，剩下了俞敏洪。老婆罵他沒出息，別人都走了，他還窩在學校走不了。
有一個美國大學錄取他，3／4獎學金，還差幾千美元，算起來，好幾萬元人民幣。
1989年夏末，他穿著褲衩、趿著拖鞋出了北大校門。那時，課時費很少，十幾元錢，20元錢，他就定了個目標，為每小時30元人民幣而奮鬥，為了3／4補差美元而奮鬥。
於是他約了王強等三個同學一塊兒出去辦托福班，掙出國的學費。
目標清晰了，一門心思掙錢，倒也輕鬆愉快。可是不久，這種輕鬆愉快的生活便因一個突如其來的打擊而結束了。
1990年秋天的一個傍晚，外麵下著雨，王強竄到他家喝啤酒。北大的高音大喇叭正在廣播。
“你聽你聽，老俞，在說你呢！”王強大呼。
果然，裏麵在說“俞敏洪”如何如何。呀，是北大對英語係教師俞敏洪的處分決定，四五條處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著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影響教學秩序。
這個處分決定連播三天，北大有線電視連播半個月，處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櫥窗裏鎖了一個半月。
處分這麼重，這麼侮辱的方式，俞敏洪事先不知道，沒有思想準備。
北大曾經有過規定，對教師的處分是不準公開的，因為教師要給學生上課，在學生麵前最重要的是麵子。北大在俞敏洪這裏破了規矩。
第二天，俞敏洪走進教室，學生異樣的眼神告訴他，他在北大呆不下去了“1000多塊錢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四個月的工資啊！”
俞敏洪下定決心，紮進江湖，憑著北大訓練過的頭腦和一張嘴，當了“個體戶”。
他去找曾經任過課的民辦大學——東方大學商量，創辦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學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費。
他在中關村第二小學租了間平房當教室，外麵支一個桌子，放一把椅子，“東方大學英語培訓部”正式成立，隻有兩個人，他是頭，他老婆打下手，當出納會計，上午俞敏洪騎自行車出去，拎著漿糊桶，電線杆子上貼廣告，下午守株待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