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智健開始把視線轉向了與大陸經貿往來的巨大市場上。
首先，是向大陸出口一些電子器件和元件，尤其是一些電子日用品，如電子鍾、電子表、收音機等電子產品。剛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在內地，這些電子產品成為暢銷產品，廣大的消費者從前從未見過該類價廉物美的電子日用品。因此，銷售十分旺盛。
電子工業是我國優先發展的一個領域，大陸電子廠商積極尋求與香港電子廠商的業務合作。國家也積極倡導兩地電子業的交流與發展，希望利用香港現有的技術基礎，和它與國際上廣泛的技術和貿易聯係，更有效地引進外貿和先進技術設備，加速我國電子生產的技術改造和產品升級換代。
在這種經濟形勢下，榮智健加強了與內地電子廠家的業務合作。因為在香港，他不能得到小廠供應優良配件和元件。由於零件、原料的緊缺，價格上漲，導致生產成本上升。他們購買原料的成本大約為產品總成本的70％左右。電子行業所雇用的技術人員、技工和半熟練工人的比例比其他主要的製造業高。工人成本在生產總成本所占的比例一般小於20％。
而內地在向香港電子工業提供元件、零件和原料方麵具有一定的潛力，國內已建立起比較完整的獨立工業體係。電子業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已初具規模，已有2800多個企業，上百個科研和設計單位，能夠生產20多個大類，2200多個品牌型號的產品。廣東省已有相當一部分電子元器件的質量達到五級。榮智健認為如果他們在投資上、技術上，找到適當的合作夥伴與合作方式，可以減少產品成本，以及擺脫對外國零件、原料的依賴。
於是榮智健決定先與內地的一些廠家，如上海等地的電子廠家建立了業務合作，由單純的出口銷售電子產品而發展成長期投資，共同開發的道路。
也就在此時，從短期內來看，香港的電腦業雖然發展十分迅速，但也隱含著一些內在的困境。
首先，電腦專業技術人員嚴重缺乏。其次，地價和工資上漲及通貨膨脹導致了電子產品成本提高，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吸引力下降，產品的銷售日益困難。榮智健已經看到了香港電子市場發展前景的潛在危機。其實，此時在他睿智的心裏正在籌劃著另一個新的發展計劃。
盡管如此，愛卡的成功，還是被國外不少同行看好，他們為了擁有對愛卡的控製權爭相收購。1982年雙方經過多次協商，最終美國的Fitelec公司以一千二百萬美元的高價收購了愛卡電子工廠。後來這家愛卡電子廠，成為了一家頗有名氣的美台合資企業。
在出售愛卡電子廠中，因為榮智健占有愛卡60％的股份，因此，在這次出售中他個人得到七百二十萬美元，按照當時美元與港元的彙率折算，榮智健獲得了五千六多萬港元。這一收益是他當年一百萬港元投資的五十二倍之多，獲利遠遠超過了股票收益。對於經營愛卡的成功，榮智健並不感到滿足，他認為這隻不過是小試牛刀，是他闖蕩香江的預演。
任何企業的成功，都不是空中樓閣。“成功的花兒，人們隻驚慕它現時的明豔。卻不知它當初的芽兒，早已浸透了奮鬥的淚泉”！
人做任何事情，就怕沒有堅定的信念，今天朝東，明天到西，三天打魚，兩天曬網，最終將導致一無所獲。
而一個人一旦有了堅定的信念，就有了奮鬥的精神支柱，會朝著一個方向不懈地努力追求，不怕任何艱難困苦，不惜任何代價。
成功兩法：兼並與逐鹿
1986年，榮智健正式加入中國國際信托投資（香港）有限公司（香港中信），出任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當時他提出兩個先決條件：第一是由他選用人才。他說：“恰當的人才是一家企業成功的首要因素，企業管理並不是一個人的事，全憑整體分工合作。”第二是授予他相當權力，無須事事請示，這是為了適應國際商海劇烈競爭的需要，便於隨機應變。
榮智健任香港中信總經理後，第一件大事是提出收購國泰航空股權。“國泰航空公司”的創立要追溯到1946年。創辦該公司的人是兩位有魄力有膽識的飛行員，分別是英國人RoyFarrell和澳大利亞人SydneydeKantzow，兩人各自出資港幣一元為公司注冊資本。Farrell和dekantzow相識之際，適逢第二次世界大戰，當時，兩人同為中國國家航空公司駕駛杜格拉斯C47運輸機，航程飛越喜馬拉雅山脈，從加爾各答橫越東喜馬拉雅山直達中國昆明。1945年，Farrell購買一架剩餘作戰物資DC3航機（昵稱Betsy）。自此他和dekantzow以上海為基地，營運該DC3飛機。爾後，兩人於1946年5月將營運基地遷往經過戰火洗禮後的香港啟德機場。
對於“國泰航空”的曆史，榮智健並不是很感興趣，他說：“那畢竟是成為過去的東西，對於一個生意人來說，要關注的應是它的今天和未來的發展。”榮智健向他的同事們要特別說明的一點是“國泰航空”已經成為香港非常具有實力的一家航空公司，尤其，他們的管理水平是一流的。認購這家公司的股份肯定受益匪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