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後，房地產很長一段時間內，私人和民營企業不能染指。直到1988年《憲法》規定“土地使用權可以依照法律的規定轉讓”。1990年，國務院做出了對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和外資開發成片土地的有關規定，房地產業才作為第三產業中的“大腕”，在國民經濟中日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房地產商方能在這一領域縱橫捭闔。
也就是在中國內地成為“大工地”的過程中，不少房地產商趁勢崛起，完成了資本積累，有的更是“三級跳”，跨入了首富企業家的排行榜。據統計，《福布斯》所列百名富豪中，現在從事地產行業的富豪共有29人。
顧雲昌分析，這些人中有的是靠房地產起家的，有的是從香港或海外來個“回馬槍”的，有的原來不是搞這一行業的民營企業家，如從事貿易、餐飲業、製造業賺了一些錢而轉行的，甚至不乏“炒地皮”、“炒樓花”起家的。
顧雲昌說，中國現有房地產開發企業二萬多家，中介商約二萬家，還有物業管理等三萬多家。以開發企業實力最為雄厚這次列入富豪榜的多為開發商。他認為，在大浪淘沙的商戰中，贏得先機的房地產商還可能獲得發展，特別是在中國房地產業還有10至20年好景，以及有些地方國營企業退出房地產企業、改製等情況下。
劉永好終於也按捺不住，投身到了房地產，開始了他在房地產領域的創業。不過，他謙虛地說：“房地產是我不太熟悉的，作為一個戰略投資者，我需要了解熟悉房地產市場，逐步弄懂它，不一定要我親自參與操作，而是發現這方麵的人才，把握投資機會。所以現在我把本來用於個人調整的打高爾夫球的時間用來把握房地產市場了，這也是一個挑戰。”
相對於房地產幾年之前的火爆程度，目前業內雖然潛力依然巨大，但也相對平淡了許多，劉永好為什麼選擇“低潮”進入市場？
劉永好初萌地產情，是在1992年，劉氏兄弟的希望飼料組建了全國第一個民營企業集團，正迎來事業發展上的一個黃金期。
這天，有一位朋友對劉永好講了如下一番話：“1990年我叫你去海南你不去。那時候我的錢比你少很多，但現在也跟你差不了多少了。要是你去，會賺得更多。”
劉永好被他的現身說法給打動了，立即派人前去注冊了一家公司，買下了一所小房子。還為此專門到海南走了一趟。然而這個朋友覺得這樣搞不夠力度，就不斷地給劉永好打氣，說是“假如你投資1000萬，到年末時就會是4000萬”。這麼一來反倒使劉永好疑惑起來了：不管怎麼說，房子總得一磚一瓦蓋起來吧，哪來得這麼快？他們到底是怎麼做的？
朋友不無得意地向他傳授秘訣：首先去買一塊地皮，然後把它賣掉，然後又是跟誰合作，再怎樣怎樣。總之是把100塊買來的東西最終賣了1000塊，當然就賺錢了嘛！
劉永好總算明白了：嘿！這不就是“擊鼓傳花”麼？無論這鼓敲得多響，這花傳得多快，最後總是得停下來的，到時候那花落在誰手上就誰倒黴。他立即作出決定：“這事就到此為止。”
公司注銷了，投資的錢也撤了回來。本色、務實、不貪圖僥幸之財的經營之酋、處世之道，讓劉永好避免陷入不久之後即鋪天蓋地席卷而來的那場地產泡沫破滅的黑色災難。
但劉永好卻未曾放下這段“地產情緣”。
1997年，房地產開始由“暴利”時代進入了向買方市場的“微利”時代。
當別人開始紛紛感到房地產這碗飯是越來越難吃了的時候，劉永好卻意識到機會的存在。他認為房地產業正處在一個逐步上升的區間。
“在最高潮，大家認為最好的時候，我們反而沒有做，當然，沒有掙錢也沒被套，我們還要隨著曲線上升。”
劉永好決定，與房地產業“再續前緣”。
最初的日子裏，更多的隻是一份觀望與練兵。經過兩年時間的論證，劉永好與房地產的第二次握手取得了實質性的成果：1998年，“新希望”成立了自己的房地產公司，在成都買下418畝地，進行規模房地產開發。這個叫做“錦官新城”的住宅項目，建築麵積達40萬平方米，總投資12個億。
為了向房地產領域進軍，劉永好出差在外時隻要聽說當地有成功的樓盤，一定親自前往考察，2000年在南非，聽說李嘉誠在南非投資了一個房地產項目，就去踩盤，還用照相機、攝像機拍下來，供學習研究。當然，他的學習不是照搬、模仿，而是一種融會貫通之後的創造。
劉永好正策劃進入房地產業的1998年初，在對美國西雅圖的訪問中，他得知西雅圖被聯合國評為“最適合居住的城市”，遂從中受到極大的啟發，馬上開始思考：什麼是“新希望”進軍房地產的目標？開發商應該為消費者提供什麼樣產品？他帶著思考成果回到成都，不久便提出了一係列震動了成都地產界的雄心勃勃的理念：“把房地產辦成最大的‘成都造’”，“再造一個新成都”，“把成都建設成‘中國的西雅圖’”。劉永好對這些理念的闡釋是：在中國建設最適合居住的城市，在最適合居住的城市裏建設最適合居住的小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