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短短不足百字，寫盡了俗生活中秦可卿的幾乎全部： 孝長愛幼，尊老憐下，平等待人，慈悲為懷。這評語與其說樹起了封建閨秀的道德楷模，更可視為揭示了人類真、善、 美的追求神性在俗生活中的光輝。
神性與俗性，在秦可卿身上得到完美結合。然而，這種對在俗性中的神性之光的禮讚，仍然是寫虛。在全書，我們幾乎看不到與秦可卿評語相照應的具體事例。
作者為何對秦可卿惜墨如金，並在開篇不久便讓她神龍見首不見尾地烈烈轟轟回歸太虛？ “我願生如閃電之耀亮，我願死如彗星之迅忽。”這是曹公之後二百年高君宇的詩句，卻生動地注解了曹雪芹對秦可卿的虛寫。
美術創作上講究一種藝術手法： “虛處藏神，實寫就法。”對秦可卿“虛處藏神”，便可全其光輝；而“實寫就法”，則是為秦可卿這一光輝形象的兩個側麵——黛玉與寶釵留下按藝術規律進行創作的廣闊空間。
那麼，秦可卿俗性一麵的缺憾，由誰來做補筆呢？
馮育棟在《紅樓探秘》中，獨到地提出了“秦尤合一”論。通過尤氏，也許我們可以找到對秦可卿俗性的詮釋。
私有製在唐宋高峰，完成了質上的自我否定。到了明清，質變促量變，私有製的自我否定已全麵展開，社會細胞的腐爛，封建體製的病入膏肓，促成著肌體的全麵衰亡，“黃鍾毀棄，瓦釜長鳴”。人性徹底地向物欲跪拜，奴才之風彌漫在泱泱中華。任何真、善、美，在社會的寬泛意義上，已可悲地失去立足之地。“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像癌細胞一樣在社會肌體中擴散。所以，一身陽剛之氣的青年毛澤東，曾“主張將唐宋以後之文集詩集焚諸一爐”為快（轉引自散文《書厄小史》），正是對唐宋以後奴才文化的清醒認識和激烈反抗。怪不得王熙鳳，怪不得賈雨村，怪不得賈赦、薛蟠，他們不過是社會一般中的“這一個”。真實，成了偽善嘲諷的對象；善良，成了醜惡蹂躪的奴仆；美好，成了弱肉強食的獵物。孔老夫子為規範並維護私有製而立下的百世不能易的原則——善的等級製，遭到了根本的破壞。善與惡在社會認同標準上的根本顛倒，使真、善、美——神性，隻能在奴性的壓抑中閃爍著痛苦的光芒。 這就是秦可卿隻能寫虛而不能寫實的原因。於是，尤氏承擔了這一光榮卻不光彩的使命。
尤氏是何等樣人？ 在全書中，尤氏貫穿始終，寫照著秦可卿的神性，寫照著孔老夫子規定的“善的等級製”的善的折光，詮釋著“溫良恭儉讓”在私有製衰落時期的實際命運。她身為長房長媳、豪門主婦，卻不牟利營私，倚勢欺人；反而善良寬厚，尊老愛幼，憐貧惜賤，平易近人，甚至任勞任怨，委曲求全；她“無才便是德”，以一顆純樸之心成為真、善、美的楷模。然而，這一切美德，在腐朽的社會製度和惟利是圖的社會風氣的羅網裏，並不能得到獨立的伸張，卻隻能可悲地異變為奴性。她的樸實，承受著忍辱含垢的壓抑； 她的恭謹，隻能是承歡侍宴的工具； 她的善良，被視為軟弱可欺； 她的溫順，蛻變為逆來順受的尤物。
在“酸鳳姐大鬧寧國府”時，尤氏成了鳳姐的出氣筒。她不去據理力爭，卻得理讓人，代人受過，賠禮道歉。善良，遭遇了無賴的胡攪蠻纏，卻承受著自責的可悲。
在“閑取樂偶攢金慶壽”中，尤氏揭破鳳姐的陰毒，無情地諷刺： “我勸你收著些好，太滿了就潑出來了。”（第四十三回）她同情賈府中的“苦瓠子”，退了周、趙二位姨娘及幾個丫頭的份子錢。善良，在醜惡的圍迫中，隻能做些有限的反抗。
在賈母過八十大壽時，尤氏命小丫鬟要兩個婆子去關角門，處置燈火。兩個婆子居然沒有把她看在眼裏，公開頂撞。尤氏仁慈寬厚，未深計較，而當鳳姐處罰這兩個婆子時，她反過意不去。善良，在弱者麵前，竟使自己甘居更弱的弱者。
賈府作為豪門世家，等級森嚴，主子洗臉需小丫鬟跪舉麵盆。第七十五回，尤氏在李紈房中梳洗時，不但毫不介意地使用下人的脂粉，而且對小丫鬟不跪毫不見怪。當李紈看不過去時，尤氏反為小丫鬟辯護： “我們家下大小的人，隻會講外麵假禮假體麵，究竟做出來的事都夠使的了。”善良，使她在冷眼等級製中獨具憐下藐上的明晰。
尤氏這一形象，表現了真、善、美在假、惡、醜重壓下的折光。她“真”，從不違心奉迎，然而“真”卻無立足之地，隻是“假”的附庸；她“善”，總能關注到別人的長處與困苦，然而“善”卻被視為軟弱，隻是“惡”的仆從；她“美”，曹雪芹用一個“豔”字概其嬌容，然而“美”卻得不到張揚，隻淪為“醜”的尤物。
神性，就這樣異變為奴性。
尤氏，是否可以成為被壓迫婦女的典型？這個形象，是否道盡了廣大勞動人民共同的人性？ 應該是。
她出身低微，是勞動中人；她位列豪門，是富貴中人。她一生兼具對立的兩個階級不同的成分，卻書寫著兩個階級共同的人性。隻是這人性在私有製及私有觀念的扭曲下，已異變為奴性。
奴性絕不是可以簡單劃分，或簡單評判的。它具有廣泛的社會性。被魯迅激憤地自嘲為“做穩了奴隸的時期”，那一種奴性，該是廣泛的“國民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