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我而言，有些故居相對乏味些，它們隻承載了一位名人的童年，往後的風雲流變、人生起落卻往往與之無關。拜會它們，隻是為了尋得故人的一絲人生脈絡。
紹興蔡元培故居
［盛極一時後的凋零］
地址：紹興筆飛弄13號
別人去紹興，總說魯迅故居不可不去，我倒是專為蔡元培而去。
蔡元培是紹興人，青少年時代都在這裏度過，故居在著名的筆飛弄，是典型的江南宅院，與極度喧鬧嘈雜的魯迅故居相比，這裏倒算清靜，不過因為也已辟成景點，亦有幾個遊客。
我一向不喜歡喧鬧的故居，最好是仍作民宅使用，清靜愜意，有生活氣息，若能與老住戶們嘮嘮家常，問問陳年舊事，更是樂事，唯一隱患就是保護問題，生怕它哪天被好大喜功又短視的城市建設者拆掉。若是弄成小小展覽館，與旅遊團絕緣，隻有慕名而來的背包客，倒也是一種保護的好辦法，起碼少了被拆之虞。至於搞成景點，甚至變成“一條龍”旅遊項目，邊上還弄一排商店，賣各種無美感紀念品，那就為我不喜。我一直認為，大師名家的身後事，高懸光耀的應是作品與思想，至於那些生活痕跡，應淡了無痕，越寂寞越好。
可這個國度卻恰恰相反，若一個名人是中小學課本裏常出現的主流人物，便往往成為後世的推廣工具，故居被弄成景點，俗不可耐。來往遊客都知道這裏住過個大人物，可說到這大人物到底幹了什麼，有何成就，卻往往一知半解。至於將思想學術拿來為今所用，更是免談——有時不但不拿來用，甚至還背道而馳。
蔡元培便是一例。歲月不減其聲名，動蕩無損其根基，但多年後的北大，卻再也找不出一個像他這樣的校長，人們甚至根本說不清他的思想。
紹興筆飛弄13號的蔡元培故居是蔡家祖業，為其祖父蔡嘉謨在道光年間所置。筆飛弄之名，源於另一位紹興名人王羲之的傳說。相傳王羲之曾為一位老婆婆寫字，結果寫了一張，對方還要一張，王羲之便不高興，將筆擲出窗外，結果穿過弄堂，落於橋背，後世稱那條弄堂為筆飛弄，橋為筆架橋。故居大體是磚木結構，共有三進，第一進坐西朝東，第二進和第三進則拐了個彎，坐北朝南。走進第一進，天井極寬闊，竟有籃球場大小，陽光灑在地麵上，更顯空間之大。曾有人說天井大小與宅子的氣象息息相關，這種舊時風水之說倒也並非無稽，甚至可以跟心理學拉扯上關係，畢竟環境會潛移默化地影響人，長期在逼仄空間裏，人不免束手束腳，可若廳堂闊大，終日見陽光，心情自然也會不同。
第二進如今是陳列室，有蔡元培雕像，兩側有“學界泰鬥，人世楷模”等對聯，最搶眼的自然是美國學者杜威的那句話：“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比較，牛津、劍橋、柏林、哈佛、哥倫比亞等等，這些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而能領導那所大學，對一個民族，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個。”第三進則是蔡元培出生和少年時居住的地方。
院內都是青石路麵，屋牆為青磚，開有雕花木欞窗，院牆上的磚雕頗為精細，但不少已經殘破，想是多年前所毀。
站在冷清的院內，忽覺感慨。陳列室裏那些讚譽、對聯、擺設，真的可以說清蔡元培這一生？何況，又有幾個人會來看看這故居裏的陳列室？那些來紹興的遊客，若非背包一族，恐怕隻會在導遊的小旗下如趕鴨般聚集在魯迅故居的那條街上，叫叫嚷嚷，拍照留念，然後在門口立著孔乙己雕像的鹹亨酒店裏吃一頓並不地道的紹興菜，隨即拍屁股離去。
沒來由想起了杭州，那裏有他牽頭創辦的國立藝術院，也就是如今中國美術學院的前身。他雖非校長，但首任校長林風眠也堅持兼容並包。那時，林風眠要“融合中西”，潘天壽欲“傳統出新”，藝術之樹就此分叉，卻同樣掛滿了可載於史的師生名字。可如今我漫步於西子湖畔時，心裏感應到的依然是盛極一時後的凋零。
蔡元培的思想，其實已經丟了。
當年，蔡元培大有用武之地，哪怕隻是曇花一現，已絢爛如斯。他入主前的北大，思想僵化，製度混亂，不問學術，換過五任校長，仍局麵難改。1917年1月9日，蔡元培發表就任北大校長的演說，提出三點要求：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長，“入法科者，非為做官；入商科者，非為致富”。
在他治下的北大，保守派、維新派和激進派共存，拖著長辮穿著長袍的老先生與一身西裝的新派人物並坐討論，還有《新潮》與《國故》打對台戲。他選擇教師，隻看學問不看資曆，梁漱溟當年投考北大落選，但發表《究元決疑論》後得蔡元培賞識，聘其講授印度哲學，做不成學生，反倒成了老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