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炳鬆
一 緒論
我們要知道什麼是曆史研究法，就應該先知道什麼是曆史。曆史的定義有兩種：一種就是人類過去的活動，一種就是人類過去活動的記載。曆史有了這樣兩個定義，所以它比較地在我們腦筋中容易混亂。因為它一方麵就指曆史的本身；一方麵又可以指曆史的著作或曆史的書籍。不過現在我們在科學上所謂曆史，當然專指第一種人類過去的活動而言，並不是曆史的著作，或曆史的書籍。什麼叫作研究法，這是很簡單的，所謂研究法，就是探討真理的方法。曆史上的真理是什麼？這當然是人類過去活動的真相。現在我們可以總括起來說：曆史研究法，就是探討人類過去活動的真相的方法。
在這裏我要附帶地說一句話：我們現在所謂曆史研究法，同我們中國從前所謂“史法”，完全不同。從前中國所謂“史法”，專講“褒貶筆削”這一類話；至於現在的曆史研究法和我國向來所謂《春秋》的筆法完全不同。你們讀完我的文章以後，就會明白現在的史法是什麼？不論所謂《春秋》的筆法是否出諸孔子的本意，還是出諸後人的附會，當然大有討論的餘地。因非本講範圍所及，所以不去論它。
還有一點，我們中國人研究曆史，向來注重曆史的評論，就是所謂“史論”。就在現在普通學校裏所出的曆史題目中，還常常發現“漢高祖論”、“唐太宗論”和什麼“蕭何、宋濂優劣論”等不倫不類的東西。我們要知道：這種信口開河、事後論人的辦法，無論它說得怎樣天花亂墜，根本上完全是一種不負責任的風涼話，絕對不合科學態度的。即使退一步說，假定在文學中我們應該有如此一類的作品，那麼它亦應該歸入別的範圍，不應該在曆史著作中占絲毫地位。《四庫全書》史部中史評一類的著作是科舉時代的古董，除一部分與史法批評有關的著作以外，其餘都應該排斥的。
現在繼續討論曆史研究法的對象。曆史研究法的對象，當然是曆史；所謂曆史，就是剛才所說人類過去的活動。不過這句話是很空泛的，究竟人類過去的活動是什麼？照現在曆史家的意見，人類過去的活動大體有五個方麵（aspects）：（一）經濟方麵，（二）政治方麵，（三）教育方麵，（四）藝術方麵，（五）宗教方麵。曆史所研究的就是人類過去這五個方麵的活動。但是我們此地有二點要注意：第一點，就橫的方麵講，我們對於這五個方麵並不是研究它們的支體，應該研究它們的渾淪，所謂渾淪就是這五個方麵所並成的一個整個東西。第二點，就縱的方麵講，我們要研究的是這個渾淪的變化，並不是研究它在各時代中的靜止（static）狀態。換句話說：就是我們要研究活的和動的人類史，不是死的和靜的人類史。什麼是活的和動的人類史？怎樣去研究它們？我們下麵再講，此地暫置不論。
在這裏我又附帶了一個感想，就是我們中國向來研究曆史，差不多統是注重在片麵的同部分的方麵，或者在靜的同死的方麵，難得可以找出一本研究中國曆史的書，能夠注意到綜合的和變化的一方麵。例如：研究文化的狀況，他們隻知道分門別類地直敘下來。至於中華民族在某一時代中整個的文化狀況怎樣，他們就不去注意了。又如研究官製的沿革，他們隻知道將曆代的官製平鋪起來。至於秦代的官製何以到了漢代就發生變化，其變化的情形怎樣，他們就不去注意了。所以中國從前的曆史著作是破碎的，不是整個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現在講一講曆史研究法和自然科學研究法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觀察點的不同。科學方法裏麵的觀察點，是在各種實質上求他們相同的地方；而曆史的觀察點，完全注意於實質上各種不同的地方。概括地說：科學方法，是在各實質上求同；曆史方法，是在各實質上求異。第二，就是研究對象的性質不同，科學所研究的，專注意在許多實質中某一種原質，所以非常單純；而曆史所研究的，並不是研究許多事實裏麵的某一點，乃是將一件事實的各方麵，作普遍的各個的研究。還有科學研究的範圍，是有一定的，它總是由複雜而簡單。至於曆史研究的範圍，就沒有一定了：我們可以研究一個朝代的曆史，也可以研究一個小時的曆史；我們可以研究一個民族的曆史，也可以研究一個人的曆史。還有一點，就是曆史處處要受時間、空間的限製，換句話說：就是曆史的事實絕對不能離開地方和時代。時與地實在是曆史事實必要的元素。至於科學就可不受這種限製。科學的真理，一旦發見以後，無論古今中外，都可以應用起來。第三，曆史研究法的步驟和自然科學研究法的步驟，也不相同。自然科學方法所用的步驟，是觀察和實驗；而曆史所研究的事跡，都是已經過去的了，沒有方法可以觀察，可以實驗。所謂“生死人而肉白骨”，是一件絕對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因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曆史這種學問，可以說是純粹主觀的學問；而自然科學，大體上可以說完全是客觀的學問。
在這裏我又有一個感想，就是現在我們中國人談曆史，動不動就在曆史裏麵求因果這句話我們從上麵所講的看來，可以說是無根之談。他們以為自然科學都講因果，曆史既然是一種科學，所以曆史也應該講因果，這種比附的論調，完全是錯誤的。
在這裏我還要特別提出中國史學界唯一天才章學誠先生對於曆史上的客觀和主觀，應該怎樣辨別，怎樣調和的名言。他在他的名著《文史通義·史德篇》上說：
欲為良史者，當慎辨於天人之際，盡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他此地警告研究曆史的人要注意“天人”之際。什麼叫作“天人”？依我的解釋，所謂“天”，就是客觀；所謂“人”，就是主觀。他叫我們要將曆史上的客觀和主觀兩種東西分別清楚。他又說：
史所載者事也……事不能無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則出入予奪相奮摩矣；奮摩不已：而氣積焉，事不能無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則往複憑吊生流連矣；流連不已，而情生焉。
他的意思就是說：我們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憑今吊古，當然要從主觀方麵生出氣和情來。所以他說：
氣得陽剛而情合陰柔，人麗陰陽之間，不能離焉者也。
照這樣說起來，豈不是天人——客觀主觀——之際，在曆史研究上永遠沒有分離的希望了麼？章氏卻以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個調和的辦法。他這個辦法，我以為非常透辟，非常精到。他說：
凡文不足以動人，所以動人者氣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氣積而文昌，情深而文摯；氣昌而情摯，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氣合於理，天也。氣能違理以自用，人也。情本於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義出於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陰陽之患，而史文即忤於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這就是說：曆史家發表出來的東西，應該而且不免“氣昌而情摯”。不過我們所發的氣，要能夠“合於理”；我們所生的情，要能夠“本於性”。那麼“盡其天而不益以人，雖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稱著述者之心術矣”。換句話說：就是氣和情雖是純屬主觀的東西；但是假使我們心中所發生的是合於理的氣，和本於性的情，那就不至於以私害公，以個人的情感埋沒史事的真相了。所以這種氣和情，仍可以當作客觀的東西看。這真是中外史學界中未曾有過的至理名言。就是現代西洋新史學家恐怕也不能說得這樣透辟精到。如果我的解釋不錯，那麼章氏這幾句話，實在值得我們的服膺，值得我們的表彰。我現在再把他的話：
現在再講一講曆史研究法和社會學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為第一點就是兩者的目的不同。社會學的目的是在求人類活動的通則；而曆史的目的在於研究人類活動的渾淪。第二點兩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會學的方法，是在過去活動中求相同的地方；而曆史則在過去人類的活動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們研究所得的結果，亦完全兩樣：社會學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定律；曆史研究所得的結果，是人類活動的渾淪。在這裏我可以簡單地再重複一句：我們將曆史和自然科學或社會學比較以後，我們一定可以明白曆史裏麵決沒有所謂“因果”這種東西，因為曆史所研究的是人類活動中特異的東西，既不是重複的事實，亦不是貫徹各種活動的定律。
照這樣說起來，那麼曆史究竟是什麼？我說曆史還是不失其為一種科學。因為科學是有條理的知識，而曆史原來也是有條理的知識；科學的目的，無非是尋求真理，而曆史的目的，也是要尋求真理，曆史求真的態度，完全是科學的態度。所以曆史的形式和精神，雖然遠不如自然科學那樣的完備和飽滿，我們仍舊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學同等的地位裏麵去。
以上所講，是曆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曆史研究法與其他科學方法不同的地方。現在繼續討論曆史研究法的步驟：
研究曆史可以分為三個大步驟：第一步是搜集材料。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無論研究哪種科學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質，加以種種解剖的功夫。這一步工作又可分為辨別真偽、知人論世和明白意義三個階段。第三步是綜合。將分析研究所得的結果，全部綜合起來。這一步工作也可分為斷定事實、編比成文和勒成專著三個階段。經過了這三步工作以後所得的結果，便是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講，搜集材料是起點，著作成書是終點，中間一定要經過許多分析和綜合的功夫。
搜集材料→辨偽→知人→明義→斷事→編比→勒成專著
再就內容講：史料是起點，事實的真相是終點，中間橋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給者。
史料→史料供給者→事實真相
我們因此應該明白所謂研究曆史並不搜到材料，就立刻可以得到著作；亦並不是看見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實的真相。因為中間必須超過許多階梯，排除許多障礙，方才可以達到我們最後的目的地——事實真相的敘述。曆史研究法應該指導我們的，就是這許多階梯怎樣能夠超過，這許多障礙怎樣能夠排除。
二 搜集材料
我們在上麵曾經說過，研究曆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種類，可以根據兩個標準去分別它們；根據形式的可分為二類：（一）遺物，為古代遺留下來的物質的東西，（二）傳說，這一類又可分為三種：（甲）筆傳，如刻文、書籍之類，（乙）口傳，如歌謠之類，（丙）畫傳，如圖畫之類。根據內容的，也可分為二類：（一）原始的，（二）孳生的。普通以為原始的史料，是親聞親見的作品，當然比孳生的史料為可靠；因為孳生的史料已經經過第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轉輾介紹，所以容易失去本來的真相，這是很合理的話。但是我們切不可以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來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講，優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幫助我們研究曆史的人，因為這種優美的作品，一定能說明它的材料的來曆，使後來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據這種書來做搜羅史料的指導。還有一點，優美的孳生材料，對於考訂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這也可以省掉後人不少的光陰。譬如司馬光作《資治通鑒》，他並不是將所有材料不分青紅皂白隨便湊合弄來的。我們看他《考異》一書，就可以知道《資治通鑒》的取材，非常精審，非常謹慎。他能夠將所有的材料，用種種嚴密的方法，斷定它們的真假，並且在《考異》裏詳細說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現代西洋所謂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態度，原亦不過如此。所以假使我們要引用司馬光這部書，就很可以放心，因為他已經做過一番切實考證的功夫了。像這種孳生的材料，其有益於後世學者，並不在原始材料之下。這是應該知道的。
搜集材料，當然要從目錄之學入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個極重要的原則，這就是“賅備無遺”四個字。這不但研究曆史應該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學也應該如此。不過我覺得在我們中國的圖書當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備，實在非常困難。因為中國書籍很少有係統的目錄，而各書本身更無內容的索引。
在現在中國這種狀況之下，所有書籍既然沒有索引，對於材料的搜集，當然非常的困難。因此我們不能不備具一種耐勞耐苦的美德，抱著犧牲的精神，去做這種功夫。我們倘使要做一篇關於曆史的文章，我們必須搜集到極其完備的材料，然後著手；否則寧願擱筆；因為不是這樣，就要有掛一漏萬的危險。例如我們要做一篇文章，假定關於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種；但我隻搜到了九種，還有最重要最有價值的一種，沒有找到，就貿然發表出來。可是另外一個人的作品卻已搜到了那一種，那麼我的作品價值，就因此大大減低，也許因為缺少了這一種材料的緣故，給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們研究曆史，對於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賅備無遺”為目的。這非具有犧牲的精神和耐勞耐苦的美德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