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發生在20世紀80年代初。當時，張易公社的貧窮落後全自治區出名。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固原縣張易公社黨委舉行了縣委書記參加的擴大會議，果斷、毅然決定十三個大隊普遍實行“包產到戶”責任製，一九八茵年，“包產到戶”僅一年，奇跡出現了。張易公社基本甩掉戴在頭上十四年吃回銷糧的帽子。而這時，自治區各級黨政部門和媒體對“包產到戶”仍在激烈爭論中，“縣上領導在爭論，爭得麵紅耳赤；地區領導在爭論，爭得拍案而起；自治區領導在爭論，爭得夜不能寐。黨委部門在爭論，行政部門在爭論，業務主管部門在爭論，宣傳部門在爭論，黨的喉舌———《寧夏日報》編輯部的同誌一上班就爭論，一時人人說張易。”
（引自徐興亞著報告文學《張起生活的風帆——張易紀行》）。那時，還在固原縣文化館工作的徐興亞敏銳地感覺到，這可能就是寧夏農村改革將要來臨的報春訊息。於是，他獨自徒步深入張易村村隊隊，進行了大量深入的采訪，一個月之後，一篇題為《揚起生活的風帆》的報告文學就誕生了。這應該是寧夏直接反映農村改革的發軔之作。但是，由於寧夏當時對農村改革開放的態度，他的報告文學並未公開發表，僅僅登載在自己主編的固原縣文化館出版的一份名叫《南飛雁》的鉛印內部刊物上。盡管如此，他的敢為天下先的大膽舉動還是得到了一些有識之士的充分肯定。一九九八年，人們終於認識到了這篇文章的價值和重要性，他本人也因此獲得寧夏改革開放、搞活成就報告文學獎。於是在事隔八年之後將它收入當時由寧夏文聯主編的一本報告文學集裏。
另一件事發生在一九八六年，那時，洶湧澎湃的商品經濟大潮已席卷了全中國，各行各業都在經受著它的巨大衝擊。這時，敢於冒險和喜歡接受新鮮事物的徐興亞再也坐不住了，他決定親自“下海”到潮頭搏擊一番。
他選擇了開書店。剛開始時，他雇了店員，因當時所租的店麵還沒落實，便在鬧市街頭擺了個地攤，鋪開一大片塑料布，把剛剛調來的新書按類別一堆一堆攤開，這情形頗有些像街頭小販的分堆售菜。後來他就在靠近人民會堂的一側租了一間門麵，取名為“良友書店”。良友書店後來真正成為了固原讀書人的良師益友。因為這個書店裏的書，並不像正規書店那樣刻板，也不像一些偽書店那樣嘩眾取寵，它所有擺在貨架上的書，都是最新、也最受讀者歡迎的熱點書，能滿足各個階層讀者群的購書需求。
由於經營理念新，書籍新，進貨快，作為民營書店一枝獨秀，不久它就占有了固原市場的很大份額，當時固原新華書店社科書籍經營也似乎受到威脅。
第三件事發生在二茵茵五年，徐興亞又幹了應該是全國罕有的事兒，創立地方誌書官方與民間聯合編纂的模式。一九九三年，自徐興亞任副總纂的新編《固原縣誌》編修告竣出版後，人員調動，僅有一名新來的主任看守，他不懂方誌編修，十餘年來，上級三令五申讓固原縣（二茵茵五年改設為原州區）續編《固原縣誌》和始編《固原縣年鑒》，因人力和經費原因，兩項均不能啟動。二茵茵四年，徐興亞長子在北京注冊了民間研究機構“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徐興亞當即抓住這個文化商機，代表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與原州區史誌辦公室簽訂合作協議，成立原州年鑒編輯部，編修創刊號《原州年鑒（2005）》，開《原州年鑒》編纂先河。共同編纂和籌措經費，出版《原州年鑒（2005）》，西海固文化研究中心負責書稿編寫和向社會籌措部分經費，徐興亞承擔了書稿的主要設計和編寫工作。同時，精心設計篇目結構，精心籌劃前期運作宣傳，如印製宣傳彩頁，宣傳年鑒的作用和價值，設計籌劃彩色插頁，讓固原的書畫名家的作品有償進入官方誌書。這種模式，省人省力省錢，出書快，質量高，政府史誌編寫部門壓力小，不用調人組建龐大的寫作班子，經費籌措也能掌握主動權。
二茵茵六年六月，《原州年鑒（2005）》如期由方誌出版社出版。二茵茵七年六月，在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主辦的“第三屆全國年鑒編校質量檢查評比活動”中獲得一等獎。二茵一茵年十一月，《原州年鑒（2005）》又榮獲由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中國地方誌協會聯合頒發的“全國地方誌係統第二屆年鑒評獎二等獎”，因官方合作者的誠信原因，合作結束。至今，原州區未有年鑒編成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