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商幫是近代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中的另一支主力軍，包括廣府商幫、潮州商幫、海南商幫、客家商幫等，其中以前兩者的勢力與影響最大。廣府商幫是以順德、番禺、南海和新會為出生地、講廣州方言的商人集團，潮州商幫是以潮州、汕頭、澄海、潮陽、揭西、揭陽、饒平、普寧、惠來與南澳等為出生地、講潮州方言的商人團體。同福建商人一樣，廣東商人具有源遠流長的海外貿易史。在唐代，南海絲綢之路正式形成，714年在廣州設立了唐朝對外貿易管理機關——市舶司，到16世紀廣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最重要的貿易港口。在18世紀，清朝曾一度關閉寧波與泉州的“市舶司”，而僅僅指定廣州為中外通商的貿易港口。潮州地區的潮州港也是從唐朝起就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始發港之一，在明、清時代，汕頭港與澄海樟林港日益繁榮，成為華南地區對外貿易的商品集散地，也是潮汕地區商人乘坐“紅頭船”到香港與東南亞做生意的大門。在19世紀，潮州商幫以香港作為貿易中繼地，以“南北行”貿易的形式，在汕頭、香港和泰國曼穀與新加坡之間構成貿易網絡。廣東商幫的足跡踏遍環中國海的大部分地區，除了活躍於中國大陸沿海和台灣各主要口岸外，還活躍於暹羅的曼穀、清邁，馬來亞的檳城、怡保、新山、吉隆坡、新加坡，印尼的馬辰、坤甸、巨港、巴達維亞，以及北婆羅洲（沙巴）、文萊、印度支那和日本群島、朝鮮半島等。
17世紀末以後中國海外貿易的發展和東南亞的開發誘發華人移民，特別是海禁初開後深受海禁、遷界之苦的沿海人民紛紛出洋，估計到鴉片戰爭前夕東南亞華人已達150萬人左右（莊國土：《清初到鴉片戰爭前夕南洋華僑人口結構》，《南洋問題研究》1992年第1期。）。鴉片戰爭以後，華人移民形成高潮，並主要集中於沿海地區，而沿海地區又相對集中於閩粵兩省，閩粵兩省外遷移民占移民總數的90%以上。遷入國的分布十分廣泛，幾乎遍及亞、非、歐、美和大洋洲，但以亞洲為主，約占中國移民總數90%。在亞洲，又以東南亞為最多，占亞洲總數的90%以上，比較集中的國家有泰國、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緬甸、越南、柬埔寨、老撾等。一般而言，同一遷出地的移民多遷往同一遷入地。譬如，原籍廣東珠江三角洲和潭江流域的移民大多遷往美國、加拿大、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原籍廣東潮州地區的移民大多遷往泰國、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原籍廣東興梅客家地區的移民主要遷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和越南，原籍海南的移民主要遷往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緬甸和越南，原籍福建晉江的移民主要遷往菲律賓、印度尼西亞和新馬，原籍福建莆田的移民主要遷往新馬和印尼，原籍福建龍溪的移民主要遷往印尼、菲律賓和新馬，原籍福建廈門的移民主要遷往菲律賓、新馬、印尼和緬甸。這樣，也使得在遷入地形成了不同的籍貫構成。同一遷出地的移民在遷入地形成了幫派。這種幫派的形成大多與其原籍的方言區域有關，如閩南幫代表了閩南方言區的移民，包括廈門、漳州、泉州等地；廣府幫代表廣州話方言區，主要是珠江三角洲地區；潮州幫代表潮州話方言區，主要是潮汕地區；客家幫代表客家話方言區，主要是閩粵贛三省交接的客家人聚居地。東南亞各國華僑鄉幫的分布。
隨著中國移民規模的急劇擴大，以及遷入地華人社會經濟與組織的不斷擴展，也帶動了環中國海貿易網絡的發展。據日本學者杉原薰的研究，在19世紀後半期，亞洲內部貿易的增長速度遠超過與歐洲的貿易（〔日〕杉原薰：《亞洲間貿易之形成與構造》，《社會經濟史學》1985年第1號。）。廈門海關稅務司休士（Hughes，G）在其1864年的貿易報告中寫道：“廈門是中國市場與南方市場的溝通點。南方市場包括曼穀、新加坡、馬六甲、檳榔嶼、爪哇、蘇門答臘、婆羅洲、馬加撒等地。在爪哇、西貢、海峽殖民地（即新加坡、馬來亞、檳榔嶼等）的中國人大部分來自福建。這些人自然希望能夠用上本國生產、製作的產品。所以廈門與海峽殖民地之間存在著不小的貿易。”這些貿易基本上為中國海商所操持（China Maritime Customs：Trade Reports，Amoy，1865.）。與此同時，環中國海華商跨國網絡也逐漸從一個單一的貿易網絡演變為一個由貿易網絡、移民網絡、金融網絡、企業經營網絡、商人組織網絡等多種跨國網絡構成的複合網絡，從而大大擴展了華商跨國網絡的功能。另一方麵，移民到海外的華人，一部分人從小本買賣起步，經過苦心經營，在當地漸成氣候。特別是二戰結束後，隨著國際環境的改變和當地民族經濟的發展，形成了一批著名的華商企業和富甲一方的成功企業家。根據對香港《Forbes資本家》雜誌公布的資料分析，1995年估計財富為1億美元以上的368個世界華商富豪中，閩籍華商富豪占世界華商富豪總數的24.8%和總財富的33.8%，粵籍華商富豪占世界華商富豪總數的32.3%和總財富的40.9%，若將台灣地區富豪和台籍華僑華人富豪包含在內，則籍貫為閩、粵、台三地的華商富豪占了世界華人富豪總數約80%和總財富約90%。
第三節五緣性社團：華商經濟網絡的社會基礎
英國著名曆史學家湯因比說過，“支持社會和製度的繼續存在下去的，終歸是人與人之間關係構成的網狀組織，而不是隻有暫時關聯的每一個人的孤立存在。”（〔英〕阿·湯因比、〔日〕池田大作：《展望二十一世紀》，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403頁。）如果這種說法對於人類社會具有普遍性的話，那麼，“五緣”社會人際網絡也可以說是維係海外華人社會延續下去的堅韌紐帶和溝通橋梁。五緣關係這樣的社會人際網絡在外部條件（比如遇到外部的侵略和競爭）的作用下，人們為了某種需要便會轉化為實實在在的社會團體。比如宗親會、同鄉會、寺廟神社、學會協會以及多種多樣的研究會乃至比較短暫的博覽會、文化節慶活動等等。這些五緣性社團（包括活動）不僅是五緣性人際網絡的具體形式，也是華商經濟網絡重要的社會基礎，它們分別從不同角度和層次，發揮其對華人族群個體的整合作用，從而促進華商經濟的發展。
社團是華人社會的三大支柱之一（其他兩大支柱是華校和華文報刊）。關於華人社團的劃分在國內外學術界尚有不同看法。如西方學者麥爾福德·威斯將海外華人社團分為傳統主義係統（宗親會、會館和中華公所等）、現代主義係統（文體俱樂部、同學會等）和激進主義係統（參加主流社會的團體）。美國華人學者伯納德·王將華人社團分為傳統華人社團、新式華人社團和社會服務機構三類。謝劍根據新加坡華人社會的情況，將新加坡華人社團分為宗族與姓氏團體、地域與方言團體、職工與商業團體、行業與專業團體、文化與娛樂團體、 福利與互助團體、宗教團體和其他團體等八類（謝劍：“誌願社團的組織原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個案研究”，載李亦園、郭振羽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下冊，台灣正中書局1985年版，第125頁。）。中國學者李明歡認為可按照不同標準做多種劃分，如依聯係紐帶可分為血緣、地緣、文緣、神緣、情緣等團體；按社團組織規模可分為地區性、全國性、世界性的社團等；按會員特點可分為青年、婦女、老年或工人、商人、留學生、作家、專業人士等專業團體；按社團的主要功能可分為政治、經濟、文教、聯誼和服務等團體。至於在海外華人社會中究竟有多少社團組織，恐怕也難以有確切的數字。大致的估算是目前已經建立了1萬左右個各種各樣的社團組織。根據李明歡所援引的台灣僑務部門公布的數據，截至1991年，海外華人社團總數有9091個，其中亞洲地區6154個，占全世界華人社團總數的67.68%；美洲地區2252個，占24.77%；非洲、大洋洲、歐洲則分別占3.06%、2.57%、1.91%。雖然這是不完全的統計，但有助於了解海外華人社團發展的概貌（參見李明歡：《當代海外華人社團研究》，廈門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3頁；所援引的數字見該書第5頁。）。
我們認為，五緣關係是海外華人最基本的人際關係網絡，五緣性社團也是華人社團中最基本的組織，其中以血緣為依托的宗親會、以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以商緣（業緣）為紐帶的工商團體等三種類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當然，一些融合性、混合型組織如客屬總會等也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下麵著重以五緣性社團為主說明幾個問題。
一、海外華人五緣性社團的構成
按照前麵所述關於五緣關係的內涵，五緣性社團包括：血緣性社團、地緣性社團、神緣性社團、文緣性社團、商緣性社團（業緣性社團、物緣性社團）。盡管目前還未有關於全世界華人社團構成情況的準確數據，但窺一斑以見全豹，即從新加坡華人社團的構成情況可得到關於整體構成的大致印象。根據一項分析，截至1975年7月4日，新加坡正式注冊的華人誌願社團總數達985個，其中，氏族及姓氏社團185個（18.8%），地域及方言社團152個（15.4%），職工及商業社團133個（13.5%），行會及專業社團51個（5.2%），文化及娛樂社團253個（25.7%），互助社團16個（1.6%），宗教社團122個（12.4%），其他社團73個（7.4%）（引自謝劍：“誌願社團的組織原則：新加坡華人社團的個案研究”，載李亦園、郭振羽主編：《東南亞華人社會研究》下冊，台灣正中書局1985年版，第126頁。）。可見，五緣性社團占有較大的比例。當然，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新移民的不斷增加，在海外華人社會中出現了許多學術性、專業性、政治性和綜合性的華人社團，但仍然以五緣性社團居多。
二、海外華人五緣性社團的功能
從曆史性的角度看，華人社團的功能在不同曆史時期有不同的表現。早期（二戰前）華僑社團的職能，可歸納為以下幾項：（1）祭拜祖先和神靈，舉辦春、秋二祭；（2）接待、安置“新客”，幫助同宗同鄉就業；（3）救濟貧病，資助困難而思歸故裏者回國；（4）購義山、建義亭，安葬客死異國的同宗鄉親；（5）興辦公益事業，建學校、醫院，修橋鋪路等；（6）調解、排除宗鄉間以至各會館間的糾紛；（7）維護華商利益，振興商務，促進華商經濟發展；（8）反對種族歧視，代表本會館或華僑社會，與殖民政府或當地政府交涉有關華僑事宜；（9）當故鄉故國有災難或遭到侵略時，發動華僑捐款捐物，支援家鄉的救災和祖國的抗敵鬥爭；（10）支持或參與居住國的民族獨立運動和反法西斯戰爭；（11）興辦華文教育，開辦華文報刊，弘揚中華文化等等。二戰後，隨著華僑社會向華人社會的轉變，以及國際政治經濟環境的變化，華僑社團的性質已經改變，成為當地社團的組成部分；在傳統社團之外，出現了綜合性、政治性、學術性的社團；華人社團的功能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主要表現在：（1）有些舊的職能消失或終止。比如接待“新客”；與中國的政治聯係趨於淡化乃至消失。（2）有的職能在不同國家有不同表現。比如華文教育在馬來西亞仍然保存比較完整的體係，而在印度尼西亞的強製同化政策下華文教育已經接近消亡。（3）有些職能仍然保存，但發揮作用的程度、規模和形式都發生了變化。比如重視華文教育、創辦華文報刊、弘揚中華文化；文化交流和福利活動向當地其他民族開放，密切相互關係；反對種族歧視的水平也比以前有所提高，從過去的自發分散向積極自覺聯合開展鬥爭轉變；與中國的經濟貿易文化聯係逐步加強。（4）增加新的職能。積極參與當地社會政治活動，有的還組織華人政治團體參政議政；反對“台獨”、促進祖國統一；興辦企業等。值得指出的是，近些年來隨著中國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大陸向海外的新移民已達200萬人，華人社團的數量也不斷增加，形式日趨多樣。這些社團仍然以五緣性為主，比如在美國有新移民組織的中國各省市的同鄉會；不僅行業性社團繼續存在，如各類商會、中餐館同業組織、武術協會、律師協會等，而且出現了科技專業性的業緣性社團，如旅美中國科學家工程師專業人士協會、中國旅美科技協會、北美華人科技協會、加拿大華人科技協會、在日中國科技工作者協會、旅英中國科技工作者協會等。
簡而言之，雖然海外華人五緣性社團生存發展的環境是一個動態的係統，但它對內作為華人社會的基石，華人社會整合的形式、華人族群的區域性國際性網絡聯係的重要形式的功能，對外作為華人族群與居住國社會之間、居住國與祖籍國之間協調、溝通的橋梁的功能都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而且隨著社會的發展將更為突顯。
三、海外華人五緣性社團的發展趨勢
社團活動本質上是跨國和跨區域的。海外華人社團的發展趨勢之一是區域化。區域化有兩個層次：一是在華人居住國內部的區域化。其主要表現是建立了眾多的聯合會，尤其是以地緣、親緣為基礎的聯合會。比如1687年建立的菲律賓“福建幫會館”等類組織就已經出現了區域整合跡象，還有1986年成立的“新加坡宗鄉會館聯合總會”，以及一些全國性的姓氏總會等；二是跨越國家界限的區域化。比如1926年成立的“南洋客屬總會”、1938年成立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南僑總會）就是具有泛東南亞區域性的社團組織；還有1992年在荷蘭注冊成立的“歐洲華僑華人社團聯合會”（已經發展到24個國家中的105個社團），1990年在香港成立的“亞洲晉江聯合會”（該會為1997年在祖籍地福建晉江成立的“世界晉江同鄉總會”創造了條件）等都是華人社團區域化的產物。
國際化也是海外華人社團發展的重要趨勢之一。二戰後，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後期和90年代以來，由於經濟全球化、區域化、集團化發展的加速，華人經濟的屬地化、國際化不斷加快。為了適應發展變化的形勢，進一步聯絡宗鄉情誼，加強經濟上的信息交流和工貿合作，弘揚傳統文化，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性整合也不斷加快和強化。華人社團國際化的主要表現有：（1）世界性華人社團紛紛湧現。據統計，目前世界性社團至少有60多個。其中血緣宗親性質的25個，地緣同鄉性質的15個，業緣同行性質的13個，超越以上三緣的聯誼性質的7個（方雄普、謝成佳主編：《華僑華人概況》，中國華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7頁。）。 （2）世界性華人社團聯誼會召開的頻率高、參與者眾。據不完全統計，最近20多年來先後召開了100次左右的世界性聯誼會，聚會地點遍及亞洲、歐洲、北美洲，比如，1992年首屆世界安溪同鄉聯誼會在新加坡召開，共有2000多名代表參加。並有越來越多的社團組織在祖籍地召開世界性聯誼大會，如1996年在福建同安召開了第2屆世界同安聯誼會等。（3）國際性協調與聯係機製的建立。通常在各次世界性聯誼會後成立永久性秘書處，如世界福清聯誼會的總部設於新加坡、國際海南聯誼會總部設於海口，並成立一些機構來負責全球性的聯誼工作。（4）世界性懇親大會、聯誼會走向製度化、規範化。
海外華人社團區域化、國際化趨勢的出現並非偶然。它是社團本身靈活的內部結構和有利的外部環境兩者結合的產物。具體來說，它是一係列內部因素包括社團結構及其曆史上的跨區域聯係模式、強大的社團領導層與“象征性資本”、社團成員的族群意識與試圖建立商業與社會網絡的願望和外部因素包括經濟全球化趨勢、比較寬鬆的政治形勢和中國的改革開放等綜合作用的結果（劉宏：“海外華人社團的國際化”，《華僑華人曆史研究》1998年第1期。）。可見，華人社團的區域化國際化既符合華人社會與華人社團自身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同時與世界經濟、華人經濟的發展也是相適應的。這種趨勢的出現，有利於世界各地華人聯絡鄉誼，促進經濟貿易的發展。
當然，海外華人社團的區域化、國際化趨勢並非一帆風順，它也存在一些問題與困難。從外部環境看，在有些地區或國家仍然存在著排華情緒，對華人的國際化活動仍心存疑慮；從內部條件看，由於利益衝突、社團領導人素質參差不齊、社團內部的結構性不平衡、社團活動中功利主義傾向以及社團活動的當地化趨勢等都會對華人社團的國際化進程形成某種程度的障礙。但總體來看，我們認為有利海外華人社團國際化的條件仍然存在，華人社團發展前景還是比較樂觀的。
第四節互動：五緣與華商經濟網絡的作用機製
關於經濟與文化的相互關係問題，一直是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的重要課題。而在涉及文化因素對經濟的作用問題時，離不開馬克斯·韋伯的論域。韋伯思想的深刻之處在於首先闡發了市場經濟的形成發展與文化的相關性，說明文化因素具體講就是宗教倫理因素對經濟發展的重要作用，說明在一定條件下這種精神性因素甚至可以成為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決定性力量。盡管國際學術界對韋伯解釋模式一直有不同看法，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即韋伯的思想對我們理解一些經濟現象是有啟發意義的，即東方的傳統價值觀也不乏現代經濟發展所需要的倫理思想，或者說也存在著促進現代化的因子；經濟的發展並非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多種因素複合作用所使然，其中文化的因素如宗教倫理等在經濟社會發展中也起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文化因素或宗教倫理因素與經濟發展之間並非沒有相關性，隻是這種相關性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負的；文化因素對經濟發展的正相關性作用的發揮關鍵在於相關的外部條件的形成或成熟程度等等。下麵主要根據這種啟示側重對華人五緣文化與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的密切相關性作一簡要分析。
一、五緣對華商經濟網絡的促進作用
華人五緣文化對於華商經濟網絡的形成、演變以及華商經濟網絡特征的塑造過程中有著重要的促進作用，主要表現在：
第一，以五緣為紐帶所形成的人際關係網絡是華商經濟網絡形成和發展的社會關係基礎。
華僑華人多是在親友相助、同鄉相攜下出國謀生、創業、定居的，為了應對生存的巨大壓力，他們結社組會，互助謀生，凝聚成團，以維護自身利益，在人際關係上形成了以五緣關係為紐帶的社會網絡。這些網絡又通過各種各樣的五緣性社團的整合，從無形而變成有形。正是在這些廣泛而又堅實的社會關係基礎上，形成了華商經濟貿易網絡，華商企業之間通過相互承擔義務、彼此互惠等聯係，建立了長期穩定的合作夥伴關係或利益共同體。
第二，建立在五緣文化價值觀基礎上的人際信用是華商經濟網絡的重要基石。
華商經濟網絡與人際信用是緊密關聯的：一方麵，沒有華商經濟網絡，人際信用就沒有存在的基礎；另一方麵，缺乏人際信用，華商經濟網絡也難以維係。正是由於以五緣文化價值觀為基礎的人際信用等優良傳統的支撐，華商經濟網絡才得以不斷發展，因為許多資金、人才、技術、信息等資源都是經過人際信用關係進行流通、傳遞的。這已經在華商經濟貿易活動的曆史與現實中得到了證實。正如李嘉誠在總結其創業成功的關鍵時說的，信譽是必須具備的商業道德。泰國著名華人銀行家鄭午樓一生都恪守父親鄭子彬的教誨：“做生意人，第一要勤儉，第二要忠誠，第三要講信用。”馬來西亞著名華商郭鶴年也說：“從小我們就被灌輸儒家的道德價值觀。老人們經常教育我們要講商業道德，重視榮譽，言而有信，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裏。”可見，基於誠信的人際信用在華商經濟貿易網絡中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無形資產、一種重要的生存和安全保障以及一種重要的商業貿易機製。正如西方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比較了海外華商企業家與西方企業家不同的經營方法後所指出的，“維係海外華人跨國企業的因素既非所有權，亦非法律合同，而是彼此信任以及作為社團成員與生俱來的相互義務。”
第三，五緣文化為華商經濟網絡主體的行為提供重要的價值導向。
因為參與經濟活動的人並非單純的“經濟人”，還同時是“道德人”、“社會人”，其行為必然會受到價值取向、風俗習慣、宗教信仰等非經濟因素的影響。高偉定曾經在1990年出版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把華人的資本主義精神界定為“指導華商經濟行為的一係列信念與價值觀”，它們如儒家思想對家庭的重視、宗族關係等等對於華人家庭企業的創業與穩定性以及華商組織之間的關係都有重要幫助。這一理論以及由此相關的研究大體上構成了20世紀90年代之前海外華商經濟以及東南亞經濟奇跡研究的主導範式（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81—182頁。）。也就是說，傳統文化中的一些因素如注重家庭關係、重視親情、重視教育、勤勞節儉等對於華商企業家的價值觀念和行為產生重要影響。誠如李光耀所說：“東方傳統文化強調家庭關係，強調個人對父母與對下一代的責任，這加上東方人刻苦耐勞的精神，是我們取得今日成就的最重要因素”。當然，傳統的價值觀對海外三代華商企業家的影響是不同，總體上看呈現遞減的趨勢，但作為一種傳統的積澱，仍不可避免地將繼續對他們的思想、行為發生作用，這不僅有曆史的影響，更有現實的需要。
第四，五緣性社團活動的經濟化為華商經濟網絡的形成、發展提供內在動力。
因為經濟的商業的利益是社團之所以形成、存在的基本動因。實際上，社團組織在中國就已經具備一係列社會和商業功能，包括地緣方言群的行業專門化的建立與鞏固，以及國內貿易網絡形成。這些實踐也由華人移民帶到海外，並在居留地牢固地重建。所以，“與西方的社團不同，華人社團對於推動擁有共同背景的人們之間的（跨邊界的）商業聯係具有明確的議程”。比如，新加坡惠安會館從一開始就具有明確的關於商業網絡的議程，還成立了華夏企業有限公司；新加坡福清會館1910年的成立章程中就明確，“本會館宗旨專為聯商情敦鄉誼而設”（參見劉宏：《戰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嬗變：本土情懷·區域網絡·全球視野》，廈門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164、148頁。）。近些年來湧現的世界性華人社團活動也都具有明顯的經濟化背景與特點：活動多由華人工商業者發起，並得到國際著名華人大企業家支持；重視鄉情，重視經濟，重視同鄉福利，政治色彩較淡；在開展活動時，交流工商信息，共同發展華人經濟常常是會議的主要內容。比如：1980年成立的國際潮團聯誼會，它成立時的宗旨除聯絡鄉誼外，還明文規定：“溝通貿易，促進文化，繁榮經濟，互相交流”。這個聯誼會每年舉行年會，研討經濟問題都占會議內容的三分之二（林其錟：“‘五緣’文化與世界華人經貿網絡”，《經濟縱橫》1995年第3期。）；1982年開始活動的世界舜裔宗親聯誼會，在聯誼的基礎上進行了經濟合作的具體探索，1993年規劃籌建國際舜裔宗親連鎖經營的三星級酒店，進而逐步建立“舜裔世界經濟圈”。
第五，華商經濟網絡的特征與五緣文化的特征具有密切關聯性。
著名社會學家彼得·伯格教授（Peter L.Berger）在探討東亞經濟發展的文化因素時，曾經試圖把驅使東亞地區人民行動的各種文化力量納入關於這個地區經濟發展動力的分析。他認為，東亞經濟特征與該地區具有的非常強的成就取向、工作倫理、高度的集體團結感、對教育賦予相當高的榮譽等社會文化特征有密切相關性。在華商經濟的研究中，我們也同樣可以看到這種關聯性。如前已述，華商經濟網絡由於強調並依賴血緣、地緣、方言等關係，華商的經濟活動是以家族企業為單位，大多是先從靠近自己的圈子中尋找生意夥伴，由最親密、信任度最高的家族宗族成員或同鄉組成小型商業網絡，所以華商網絡給人的印象是封閉的、不確定的。但由於華人五緣關係的泛化和虛擬化，又使得華商經濟網絡也具有開放性特點。同樣，華商網絡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也是與它建立在以地緣、血緣為紐帶並依靠傳統文化來維係的人際關係基礎上密切相關的。
二、華商經濟網絡對五緣文化的推動作用
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的發展、擴張也會對華人五緣文化的保存、弘揚和變遷提供重要經濟驅動力。固然，以五緣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是海外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的重要精神支柱。但還應注意到兩者之間互動性的另一方麵，即華商經濟網絡對五緣文化的作用。而這一點恰是以往的研究中是比較忽視的。我們認為，至少有如下幾點值得關注。
第一，華商經濟網絡為五緣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的保存與弘揚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從五緣關係和五緣性社團以及五緣文化在海外華人社會的形成發展曆史充分說明，正因為華商經濟實力的發展和華商經濟網絡的廣泛存在，才使得五緣關係的保留、拓展和五緣文化的傳承、弘揚具備了雄厚的經濟基礎。
第二，華商經濟和華商經濟網絡的發展狀況製約著五緣關係和五緣文化的發展狀況。華商經濟發展和華商經濟網絡擴張的現實需要推動了五緣關係和五緣文化的變遷。五緣關係及其社會組織以及文化形態發展的規模、速度和形態都取決於華商經濟和及其網絡發展對它的需要。而且，華商經濟網絡也為五緣文化功能的發揮提供重要的社會經濟保證。
第三，華商經濟網絡的發展對五緣文化有篩選的作用。從歸根到底的意義上，華商經濟的發展是五緣文化發展的根本源泉和強大推動力。特別是隨著華商經濟現代化進程的加快，華人的五緣關係形態、組織形態和文化形態也都必然發生相應的演變，其特征也是受到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特征深刻影響的。如前所述的地緣關係的泛化、血緣關係的虛擬化和五緣性社團的區域化國際化整合等說到底也是出於最基礎的經濟因素的驅動。
總之，以五緣為紐帶的網絡化經營是華商管理最重要的特征。海外華商的成功以及獨具特色企業經營管理模式已經越來越引起世界管理學界的關注，相關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頻繁舉行，相關的研究機構紛紛成立，如美國沃頓商學院、北京大學、新加坡等都成立了華商企業研究機構。必須指出的是，以往關於海外華商經濟的研究曾經比較多地受到韋伯思想的影響，即認為儒家思想以及中國傳統文化阻礙了中國以及海外華人經濟的成長，後來則比較多地將它看成是華人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導致這種研究範式變化的主要原因是華商經濟的迅速成長。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後又出現了某種否定或貶低華商網絡作用的傾向。我們並不讚同把五緣文化等中華傳統文化視為華商經濟網絡成功的主要動力，也不同意把它看成是華商經濟發展的阻礙因素。這兩種相反的結論實際上都是誇大了文化因素對華商經濟發展的作用。我們所要強調的是如何從理論上的基本共識達到在實踐中促進五緣與華商經濟貿易網絡之間的良性互動，使得華商經濟貿易網絡因以五緣為紐帶而更加富有效率、更為持久和穩固，也使得五緣關係和五緣文化因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的擴展而得以保存和弘揚。
【本章精要】
1.華商網絡是以海外華商群體為特定主體，以家族、族群、地區、行業、社團等為基礎，以五緣為重要紐帶，以共同利益關係主要是共同經濟利益關係為核心，以泛商業性為特征的網絡係統。海外華商網絡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大致經曆地域性（方言性）華商網絡、跨越地域（方言）界限的華商網絡、國際性的現代華商網絡、華商關聯企業群等幾個階段。
2.華商網絡是海外華人商業和企業活動賴以進行和運作的平台，是華商所在國家經濟發展的推進器，是區域經濟的整合力量，海外資本、技術、信息、人才等資源進入中國大陸的重要渠道。
3.華商經濟網絡是以親緣、地緣、文緣、商緣和神緣為紐帶而聯結起來的，通過五緣把處於不同國家、地區的華商聯係起來，從而形成覆蓋全球的巨大的華商經濟網絡。
4.五緣關係是海外華人最基本的人際關係網絡，五緣性社團也是華人社團中最基本的組織，其中以血緣為依托的宗親會、以地緣為基礎的同鄉會、以商緣（業緣）為紐帶的工商團體等三種類型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五緣性社團活動的經濟化為華商經濟網絡的形成、發展提供內在動力，華商經濟貿易網絡的發展、擴張也會對華人五緣文化的保存、弘揚和變遷提供重要經濟驅動力。
5.隨著世界經濟、華人經濟的發展，華人社團具有區域化、國際化的趨勢。